【六四三十】見證廣場民運的獵手 黃勤帶:我看見民族沉積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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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記者黃勤帶到北京拍攝春夏之交的那場學運;30年過去,當年鏡頭下的年輕學生面孔,或許不少已不在人世。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沉痛一幕,如何影響這位「廣場獵手」對事物的看法?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在他相機底透視底下,又有何種意義呢?

曾發表攝影集《89廣場的日子》的黃勤帶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當年拍攝的理念是聚焦廣場上每一位平凡學生。30年後回望,黃勤帶說,如此大的一場運動,在中國歷史上不易發生,「那一刻,你看到很多東西,不止是學生一時一刻的情緒反應,而是整個民族歷史沉積的爆發……有些東西原本被一塊布蓋著,突然風一吹起那塊布,我記錄的就是風吹起,看到內裡的一瞬間,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裡面的東西」。

六四真相在中國大陸仍被壓抑著。黃勤帶說,自己拍攝的照片,或許能成為歷史證據,但他肯定地說,「照片不能代替人去追究一些事情,當事人才是追尋事實真相的主角。」

臨近六四事件30周年之際,有相機品牌的廣告影片以「獵手」(the hunter)為主題,提及拍攝六四事件的攝影師。該片勾起世人對當年有份保留真相影像的攝影師們的敬意。黃勤帶,亦是當年的「獵手」之一。(羅君豪攝)

臨近六四30周年之際,有相機品牌的廣告影片以「獵手」(the hunter)為主題,提及拍攝六四事件的攝影師。該影片勾起世人對當年有份「留住真相」的攝影師們的敬意。黃勤帶,亦是當年的「獵手」之一。

告假赴京拍攝「大事件」 六四「獵手」本性冷靜

89學運源於當年4月胡耀邦逝世,同時北京正舉行亞青杯體操賽,那年還在《文匯報》任職記者的黃勤帶回憶,自己亦是為採訪賽事而身在北京,看到市民、學生聚集悼念胡耀邦,場面墟冚便在賽事結束後,留京繼續拍攝。4.22胡耀邦出殯,「學生通宵聚集,由夜晚到天光,人數以十萬計,整個廣場都是人,我當時在現場。」

一段時間過後,黃勤帶曾返港,但後來學生開始絕食,他感覺事態嚴重,便告了「大假」,到北京繼續拍攝。由於不是工作採訪,他可按自己的意願拍攝。黃勤帶說,當時以記者的觸覺,已預料到那會是一個歷史上的大事件。

當時他跟隨《文匯報》報道主調是站在學生的一邊,作為攝影記者,他相對冷靜,「我唔知其他同事,我只是攝影師,我有我的專業,我只能在自己的角度去做自己的事情,整個過程只不過是做一個攝影記者做的事情。」他淡淡地說,「說得不好聽,當時是有一些冷眼旁觀。」

作為攝影記者,黃勤帶是沉默而冷靜的「獵手」,「我唔知其他同事,我只是攝影師,我有我的專業,我只能在自己的角度去做自己的事情,整個過程只不過是做返一個攝影記者做的事情。」(羅君豪攝)

30年過去,這位獵手依然沉默、冷靜,「原則上,專業的要求,是優先做好自己的本分,我做突發新聞出身,不是容易有情緒波動的人。」

風起時 記錄歷史沉積爆發

黃勤帶鏡頭下的照片,多是小人物。他說,自己拍攝時,身份並非記者,不需要每日貼近學生領袖了解事態進展,因此可以拍自己想要東西,「這場運動的主角是學生,學運領袖起了領導角色,但學生才是主題,先有學生,才有運動,才有學生領袖。」

當時的廣場上,也聚集了眾多原本為採訪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華的記者,學生們早已習慣相機鏡頭,不會抗拒「外人」,倒是黃勤帶鮮有與在場學生互動,「我很少和他們說話,我是觀察比較多。冷靜?可能是吧,是我的風格,我不是從語言了解他們,不是他們告訴我他的故事,我從視角上了解。」

黃勤帶當年鮮有與在場學生互動,「我很少和他們說話 我是觀察比較多。冷靜?可能是吧,是我的風格,我不是從語言了解他們,不是他們告訴我他的故事,我從視角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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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廣場上的日子。有些疲憊的學生們互相依偎入睡,試圖開入廣場的軍警與阻撓他們的民眾擁擠在一起,有人在廣場上演奏手風琴,有人在夜幕裡笑著點亮打火機照明,有戴著時髦太陽眼鏡的糾察,也有手挽手在雨中望向遠方的年輕臉孔……

這些畫面被收錄在黃勤帶的相集裡,他說,那一刻看到許多不容易在中國發生的事情,「不是一時一刻的學生情緒反應,是整個民族歷史沉積的爆發。你固然可以記錄事件,當時新聞記者做了很多,但我想記錄的是這個民族歷史沉積,她經歷了甚麼?學生為何有這樣的表達?這不是一代人的所思所想,這是一種累積而來的爆發。有些東西是被一塊布蓋住的,突然間有一陣風吹起它,我要記錄風吹起,讓人看到裡面的瞬間。」

30年後回望,黃勤帶形容89民運「不是一時一刻的學生情緒反應,是整個民族歷史沉積的爆發。」(羅君豪攝)

身為香港人,黃勤帶承認,自己的攝影工作,與其他海外媒體記者有所不同,「我們有一樣的地方,比如普世價值,但也有不同,那是對這個民族歷史的理解。」

冀相片成歷史證據 惟了解歷史還需靠人

進入6月,情勢日趨緊張,「公司覺得我可以幫下手,指派我傳一些新聞相片回香港」,黃勤帶才放下拍攝工作。他回憶,軍隊開始入城,「大部分記者當時沒想到會是這種結局,以往也有群眾聚集,(政府)最多是驅趕,武力有很多種,過去也有用棍棒,未至於要用槍,而且在這麼多記者在場的情況下,形勢這樣轉變,大家都不知如何反應。」

鎮壓當晚,黃勤帶和許多記者一同下榻的北京飯店門口,已有「便衣」沒收菲林,他選擇留在酒店天台繼續拍攝市內情況,臨離開北京前往機場時,他把全部菲林換到放進新的菲林桶內,試圖躲避截查。最終在混亂之下,沒有任何海關檢查,他亦「掂行掂過」,順利返港。

黃勤帶希望自己拍攝的相片成為歷史證據,但他認為「相片不能代替人去追究這些事情,當事人才是主角。」(羅君豪攝)

六四事件後,黃勤帶也有數次重遊故地,有拍攝工作,也有參加研討會。說起對北京的感覺,他說,當地年輕人可能都不知道這件事,媒體亦不會提,作為攝影師,他只能將自己的作品整理好,「冇乜好做」。他否認自己悲觀,「因為要了解,追究事情的責任,當地人要先有很大的動力,外圍的人只能做本分。我希望相片成為歷史證據,相片不能代替人去追究這些事情,當事人才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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