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評】關於雨傘運動的自省——記於三年後的九二八

撰文:張秀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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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年對我來說,感覺有點不同,因為自己終於在三月底,因為當年的參與雨傘運動而被控告。
張秀賢

每到九二八,每年都總會抽多點時間,寫關於一四年雨傘運動的事情。三年下來,可能隨住年歲的增長,對事情的理解,對我們當時的所為,以及自己在當時的處境、犯錯,都會有住不同的看法。這一年對我來說,感覺有點不同,因為自己終於在三月底,因為當年的參與雨傘運動而被控告。這個被控告的「契機」,終於迫使我開始真正面對整場雨傘運動的過程,以至整個功過得失,重拾當年種種殘餘的碎片,希望將這些碎片合成為一個反思總結,為這一年的事留點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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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年下來,我們經歷過大型抗爭運動,所帶來的種種亢奮,大家對社會運動、政治參與仍有所寄盼。三年下來,由雨傘到零零星星的本土光復行動,到年初二凌晨事件,種種升級行動令政治氣氛高漲,年輕政治人物、政黨政團尤其受惠於這種政治氣氛之中。可是一年來,由入閘前的確認書DQ潮,宣誓事件導致議員被DQ,到抗爭者陸續被審訊,被判囚,令大家開始從昔日的亢奮中,慢慢平靜下來真正去思考將來的抗爭之路。不過,很明顯的是,當權者是有心堵塞社運、議會種種道路,從而令各項抗爭需要承受更重代價。現時對大家而言,冒進、欠規劃的運動路線已再不是選項,反而戒急用忍、減少焦燥感,反省過往運動的經驗,才是當下運動路線的上策。

反省的意義在於回望過去,就住整個歷程反思,省覺當中的失誤,警惕自己不要重犯。慶幸有著被控的契機,終迫使到自己放下那份不願回想的執著,真誠地面對犯錯。

這個被控告的「契機」,終於迫使我開始真正面對整場雨傘運動的過程,以至整個功過得失。(資料圖片)

組織的反思

當時身為學聯的一員,堅信住這是同學授權讓我投身運動當中,但當中不少的決定和做法,就可能跟他們的想法有所不同。中大學生會的罷課組織模式,一切決定都是來自於罷課大會的授權,可是在後來運動不斷推進後,我們的決策某程度與同學脫節,他們無法參與或明瞭學生會和學聯所做的決策。

在整個運動期間,整個運動就好像由一班「學生領袖」或「學生精英」帶領,普通同學參與決策的門檻提高不少。到後來察覺到同學與學聯連繫感大減,為時已晚,亦難以扭轉這個局面。作為學生會一員,就更需為此承擔責任。

說到自身在組織當中,顯然責任更重。在當時,我並不是一個善於與人合作,推心置腹的人,因此我其實在組織當中並沒有說清楚自己的想法,亦沒有很耐心地聆聽其他人的意見,最後令大家在運動期間誤會漸生,至今懊悔甚深。我對此需要負起大部分的責任,責無旁貸。

我一直都覺得,雙學之所以在運動上被較廣泛認可為運動「領導」角色,其實出自於一種表現認受。(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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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路線的反省

整場運動都是堅持一個原則,就是奉行非暴力抗爭的路線,過程中絕對不會作任何帶有暴力的行為或行動。我當時另外一個原則,就是希望參與者可以平安回家,當時大家都同意這個原則,因此我們在運動初期的決定都非常審慎。

但這種審慎,就會被大家認為是不作為的表現,故此有不少人不同意學聯的決定。而事實上,在升級、圍堵以外,似乎我們未有探索到其他的戰線,開拓其他非暴力抗爭的空間。在當時警方發射催淚彈後,民怨沸騰,人心凝聚,其實給予我們一個合適的時機展開其他類型的非暴力抗爭,如罷工、全港罷課等等。可惜在運動初期,我們並沒有組成聯合陣線,反而將一切的責任放在學生組織身上,最後其他各類型的團體無法配合和商議決策,最終運動只停於學生主導和佔領運動。

假於重頭來過,在九二七當晚,學生組織和佔三子就應下放運動領導權,組成聯合陣線,讓不同組織參與其中。不過歷史沒有如果,即使這樣做,可能結局同樣,但最少不會將大部分重擔放在學聯身上。

在運動期間,我一直是金鐘大台的咪手,負責協調當晚的節目流程,亦需要就不同佔領區進行報導。(作者提供圖片)

大台的教訓

在運動期間,我一直是金鐘大台的咪手,負責協調當晚的節目流程,亦需要就不同佔領區進行報導。當時身處大台,與不同民間團體協調,其中一個考慮是害怕一些建制人士衝上台,去大台搶咪,令到外界可以拍到這些衝突的場面。這種考慮和擔憂,就慢慢令到有些參與者覺得大台好像出現了「霸權」,不讓普通參與者上台發表意見,這種不滿就慢慢累積起來。而當時,我每天都很提心吊膽,怕其他人會突然衝出龍和道升級,明明我們口頭說信任所有佔領者,但心底裡卻處處小心翼翼,事後看來,這心態其實絕不健康,我當時應放開點懷抱,對參與者給予多點信任,而非處處提防。

我一直都覺得,雙學之所以在運動上被較廣泛認可為運動「領導」角色,其實出自於一種表現認受(Performance Legitimacy),由九二二罷課,到九二六衝公民廣場,直至後來的佔領表現,大部分參與者相對地較認同這場是由學生運動延伸的大型佔領,因此最初大家都願意認可雙學的「領導」地位。可是在學聯跟政府對話以後,參與者覺得學聯未有進一步的跟進工作,令到大家慢慢對學聯失去耐性和信心。大台是一個具象徵意義地方,尤其是對參與者來說,架構封閉令他們沒法參與。故此,他們透過「拆大台」,希望將大台的權力下放,並要求雙學跟他們直接對話。

「拆大台」對我來說是深刻的教訓,因為這件事令到佔領參與者與民間團體、雙學加深矛盾,至今心結仍未曾解開。作為大台咪手,我需要負上相當的責任,假如當時處理好點,願意提早與當時不滿大台者溝通,其實可以化解不少誤會。同時,「拆大台」這回事加速了今天本土派的形成,他們指控大台的問題,其實不少可以理解,也絕對可以化解。作為事主,我應該努力地解開整個心結,促進大家的諒解,同時我都需要為三年前的不足、犯錯,向所有朋友致歉。

「拆大台」對我來說是深刻的教訓(資料圖片)

手段、目標與結果

這些年,我一直都在想,甚麼是手段,結果又是甚麼。在一個正常的邏輯下,手段只是達到目標的過程,我們追求手段的實現,其實是為了更高的目標,實現目標所陳的結果。就如公民抗命一樣,不論是佔領馬路,又或是道德感召,最終其實是為了「真普選」。我們並不能夠,同時不應該將佔領或道德感召,當成目標或結果來看待,這些只是為了「真普選」而作的不同手段。又或是正如議會議席一樣,在一個民主社會中,議會議席其實是一個手段,讓取得議席的政治人物可以利用議席,發表他的政見,實踐他所主張的理念和政綱,議席不應是一個長久追求的目標,或視之為結果。

可是,近年出現的扭曲現象,就是將手段和結果混為一談,手段被當成最終追求的結果,而本身所追求的目標就被放在一邊,又或是變成追求實現手段的「手段」(即是掛在口邊的口號)。因此,我會認為公民抗命當中的過程,只是我們追求更大政治目標的手段,而非最終結果。由當時的參與、被捕,到現時被控告,又或是將來需要為此坐牢,都只是為更大的政治目標要付出的代價,而這些代價對我而言都只是手段。這個說法,某程度與「有真普選,就唔使佔中」這個講法類似,既然目標達成,有些手段就派不上用場。

作為參與運動或從事政治的人,絕對不應將手段、目標與結果混為一談。為達到目標,手段應不應採用不擇手段,不應陷害他人,使他人受損。同時,勿忘初衷,不要在實現手段的過程中走火入魔,又或是失去初心。這些年來波折重重,使我成長不少,也對這感悟甚多。做人出乎真誠,不應該猜度其他人用意或內心。就於民主陣營一向的「捉鬼」遊戲一樣,鬼往往都是自己現身,而不是被捉出來的。與其樂此不疲參與這個遊戲,倒不如花多點時間多做實事。

作為事主,我應該努力地解開整個心結,促進大家的諒解,同時我都需要為三年前的不足、犯錯,向所有朋友致歉。(資料圖片)
我相信和解的責任,其實出自於我身上,而和解的開端就是道歉。在此,我謹向所有朋友,尤其是當時組織的夥伴同伴致歉……
張秀賢

個人的領悟與和解

雨傘這回事,對我來說是一個痛苦的回憶,縱然不少快樂和窩心的片段在其中,但整場運動的錯折,個人的犯錯和懦弱,都使我每每想到雨傘,就會感到非常難過和痛苦。在這些年來,雖然買了不少雨傘的書和相集,但我都只是放在一旁,都未曾翻開認真看過。

這三年來,我是一個沒甚勇氣的人,因為我不敢正視自己的錯,如果在某些事情上,可能只是往往顧左右而言他,又或是將這些事推到他人身上,好像跟自己無關一樣。只會逃避,而不會承認。就如在旺角佔領區光復,事後失言一事,印象中當時我為此作過道歉,但更多的是逃避責任,令身邊的戰友工作更困難,而這次失言,以至一直以來的工作經歷,都加深了誤解和衝突。我曾經以為只要退下火線,某程度就會將這些失誤忘得一乾二淨,可能是我太天真吧。

在去年的一篇回顧文章,我曾經寫過,因為雨傘,我不願再從政。改變此想法,其實是因為一個人。記得在去年年底,在宣誓風波發生後,一次機緣巧合之下,跟一位以前參與「拆大台」的朋友吃飯,在過程中本身我們只是談一些家常便飯,互相寒喧的東西。但後來他一個劈頭,就邀請我重返政治圈子當中,勸我考慮參與補選。本身我其實是一口拒絕這個邀請,一來我認為自己年紀小,能力不是太強,二來認為雨傘的心結未解,因此婉拒了他的好意。後來他再盛意拳拳,再問我可否再三考慮,而當時我又因為一些事情而有點深深不忿,以及始終有些事情希望達成,所以唯有答應這個邀請,認真的考慮這略事。這大半年來,我一直都在想到底我這段日子到底為甚麼努力,到這幾個月,終於清楚到底為甚麼而戰。作為一個當時的「繫鈴人」,我應為「大台」負上一定程度「解鈴」的責任,而這亦是我這段日子日漸努力的一個動力。

到今天,我內心最強的是兩種心態,坦然面對和贖罪。坦然面對,是指面對自己即將面對的控罪和刑責,同時也是面對昔日的犯錯;贖罪,就是要透過自身的行為,為過往所造成的問題和分歧負責。這些年來,我心中所信的信念,追求的價值大致未變,只是外圍的形勢比我想像中變得更快。在2014年雨傘期間,我記得我的樣子被貼到各大佔領區,指要「提防左膠」,可笑的是,今天就被形容為本土派。這些標籤並不是因為理念、政見而被標籤,更多是看到誰人較為親近,而令這些標籤可以貼到不同人身上。以前的我,對這些標籤都是很敏感的,但現時我已學會不再在意這些標籤。在這三年間,我確實在這種政治壓抑的氛圍下有所領悟,雖不算很大進步,但某程度已學會放下一些執念。

領悟過後,更需要的是跟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我和解,而只有和解才可以令自己繼續有力前行。我相信和解的責任,其實出自於我身上,而和解的開端就是道歉。在此,我謹與所有朋友,尤其是當時組織的夥伴同伴致歉。同時,我希望向大家道謝,沒有大家,真的沒有今天的我。我希望在將來仍然可以盡一切努力,促進大家的相互理解。所謂的團結或和解,並不必然地要令大家看法、政見、政策立場一致,而是建立相互的理解,解決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和紛爭,盡量槍口對外。我明白在這些年間,大家都會因為種種差異、矛盾而誤會變深,有些意見和立場不同是不可磨合的,甚至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和分歧。可是,始終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求同存異,在不同意見中可以講道理互相說服,而放棄用標籤或人身攻擊參與討論。

到今天,其實我都非常感恩在人生歷程上,經歷這麼多的大事件,同時也讓我遇上了不少良師益友。另一件事,就是官司的出現,令到自己加速鼓起勇氣,面對當時犯下的錯。人總要生活下去,既然難關將至,就要迎難而上,最少對得住三年前的自己。

記於2017年9月28日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