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積極參與G20可謂其外交調整的第一步，盡然未能有效勾勒一個廣被承認的「中國夢」願景，中國亦可和各國提出有效的行動方針，解決國際經濟的當前阻礙。遺憾是，中國在會議中既不能提升外交軟實力，亦未有和與會者討論到具體突破方案。結果G20在未能解決全球多項問題下，被逼夾着大片餘恨完場。

文：曾朗天、尹子軒（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

今年G20（二十國集團）峰會在中國牽頭下於杭州閉幕。峰會代表着全世界80%的GDP和三分二的人口，其主調亦離不開解決全球經濟危機，和針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因素作出反應。今年全球地緣局勢升溫，新興經濟體成長放緩，和經濟保守主義蔓延風潮之下，各地人民開始質疑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並再度出現鼓吹貿易壁壘的聲音。如是者，本次峰會希望透過強調全球管治（Global governance），協調各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以防止國際資本流動萎凋。正當中國做東道主之際，應將自身發展納入討論議程中，一同加強國際管治的合作。在會議結束之際，全球管治的想像卻與實際討論成果擦肩走過，失諸交臂。

在2008年，各國為了有效應對金融海嘯的管治震盪，於是從G8峰會的光譜下擴闊出來，舉行G20領導人峰會，提供新興非官方平台，讓不同地域的國家共同協商國際問題。G20峰會主要有三個目的：

第一，提供除國際主要經濟組織（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外，應付金融經濟危機的另類選項；第二，把決議能力從成熟經濟體（包括歐美、日本、韓國等國）伸延到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南美各國等）上；第三，集結國家領導人以達致全球管治去解決全球化危機。

國際舞台上的大國崛起　久未兌現的中國夢

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自居會議之中，而G20平台正好提供良機去建設一個實際的「中國夢」想像。所謂「中國夢」，就是通過中國運用外交軟實力去穩定周遭地緣局勢，以保障國家內政的安全性和統一性。故此中國一直強調不會挑戰現有國際體系，和向鄰近國家尋求共識。

更深一層的「中國夢」，就是要維持國家執政的正當性和正統性，以此為伸展一個位處國際舞台的「大國」形象。如是者這是一種軟實力的主導體現，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動力和生產資本，而她缺乏的是在國際舞台上交流互通的形象。海牙國家法庭審判南海爭議、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美國重返亞太、歐盟向中國鋼材徵收反傾銷稅等，一系列的中國外交觸礁，反映中國與外國欠缺信任、溝通與互動。

「中國夢」的和平外交願景，似乎久久未能兌現。

由於中國推展外交軟實力未果，國家一直未能躋身國際政經系統的決策群。本次中國透過宣揚「中國夢」作為和平崛起的主要手段，用不挑戰的姿態試圖登上舞台。中國一旦成功建構國際認可的「中國夢」，將有助國家邁進全球政經系統，令中國可透過呼應G20的三大目標時，穩步提升國內成長。

中美的同床異夢　G20飲恨完場

中國明顯欲善用今次與會機會，和美國及日本進行單獨雙邊會議。雖然中國圖盼創造外交突破，可惜效果並不顯著。儘管中美聯合宣布簽署氣候變化協議，但依然未能解決由中方牽頭的「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美國平衡亞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的利益衝突。結果出現近年習奧會同床異夢的弔詭場面：左手握手言和，右手各插一刀。比如中國繼續發展南海島嶼軍事化，美國就派遣艦隊維持南海航行自由。

習近平與安倍晉三的會談亦不見得有明確突破，旨在重複老生常談的友好舊調，無助緩解國內反日的民粹情懷。一切一切，皆反映中國在推動大國多邊合作時面臨阻力，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外交工程。

中國積極參與G20可謂其外交調整的第一步，盡然未能有效勾勒一個廣被承認的「中國夢」願景，中國亦可和各國提出有效的行動方針，解決國際經濟的當前阻礙。遺憾是，中國在會議中既不能提升外交軟實力，亦未有和與會者討論到具體突破方案。結果G20在未能解決全球多項問題下，被逼夾着大片餘恨完場。

近年，國際安全和反恐問題突顯了地域全球化的缺點，地方政府無力消化突如其來的治安、工作、福利等各項社會公義課題。於是經濟保護主義之呼聲在國際日益壯大：例如歐洲多國在中國傾銷的情況下失去競爭力，和美國特朗普多次提及中國工人搶奪美國工人飯碗。不少國家面臨經濟停滯困局，而G20的目標定調在解決全球經濟保護主義和改善全球貿易的結構性調整，試圖達到2018年G20各國GDP增長百分之二的目標。

雖然各國領袖目睹經濟壓力，但最新的《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依舊跟循貨幣和財政等政策工具刺激增長，並無針對性為國家執行高度改革。比如中國面臨國企過度膨脹、債台高築，應該加重供給側調整，以減輕過度產能的壓力；放鬆私人企業和提高商業透明度，以及建立穩健的投資系統，吸引外資維持競爭環境。這些改革依賴多個國家的政策配合和資金援助，但本次議案中忽略了上述要點。

要實現中國夢　要先解決失落的外交機制

現在全球需要的不是綱領式口號、行禮如儀的會議和官僚化的態度，而是要建構連接全球的國家經濟去解決眼前窘境。昔日工業龍頭的金磚五國恐怕難保優勢：巴西營商成本直逼發展成熟的德國，失去擁有龐大人口資本和天然資源的優勢；而油價下滑對俄羅斯單一能源產業影響深遠，無法重拾當年輝煌歲月。G20作為讓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的對話平台，理應着重製造業龍頭的經營壓力並提出解決方案，會議卻不幸浪費了良好機會，沒有對全球經濟轉向作出明確指示。

中國期待的全球管治沒有如期降臨，當中論調的落差錯位，往往鋪展了下一輪的經濟危機，經濟保護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反噬下恐怕與日俱增。中國除了要面對失落的外交多邊機制，以及日後更難改革的國際金融體系外，更應該在全球逆境中擔當經濟改革的搖旗手，和各國合作帶領經濟轉型。我們可以期望的是，當IMF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後，中國在國際組織的討論空間中得以擴增。中國會如何配合自身「中國夢」的推想，建設面向世界的自由經濟網絡，將會是下次G20會議的前哨戰。

【編按：本文作者為國際關係研究學會助理研究員曾朗天及該會國際關係研究季刊副總編尹子軒。】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