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個比喻，以前監誓人只是分流站職員，最多可以判斷你是緊急還是非緊急，但不能判斷你有得醫或者無得醫；今天分流站卻突然成了閻羅殿，可以直接判你死刑！人大把「並無述明其他權力」，一下子「充權」變成有生殺大權，這真是仍是釋法？

人大第五次釋法首先確認了，人大是擁有「主動、而且可以在任何時候針對任何條文解釋」的權力。

來到回歸第20年，第五次的釋法後，港人終於如夢初醒，《基本法》158條關於釋法要由「終院提出、終局判決之前、只限中港關係」這些程序條件，原來只是用來限制香港，而人大常委會，是完全不受任何制約，法力無邊。

釋法等於「解釋」了過去香港人一直誤認人大釋法的局限和禁區。

但在這種新的「認識」下的人大釋法，對香港社會來說，卻增添了不安。

就像有強鄰窺伺，本來以為能用《基本法》158條作為城牆區隔，但如今卻發現，那只是梁祝之間的一碗水，隨時都能增添倒瀉甚至拿走。

人大有權釋法　但是否解釋得好？

香港的法庭，如果判得政治不正確，例如167萬居港權案，便會被推翻；如果人大覺得你有可能判得不正確，例如宣誓風波，便會提早釋法替你做判決。甚至遇到政治爭拗，例如政改，也能用人大釋法來「合法」增加為「五步曲」去解決。

縱使我們忍痛同意人大無邊「合法」的權力，但對「一國兩制」是好是壞？對香港的法庭，甚至香港的政治環境，是好是壞？

人大這種行政意志體現的法律解釋，是否好的法律解釋？

例如人大對104條作出「解釋」，只說「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但並無寫出什麼是「不真誠不莊重」和「故意」；正當外界以為這是留給法庭自行判斷的「空間」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卻發表「個人法律意見」，補充了「宣誓人故意以行為、語言、服飾、道具等方式違反、褻瀆宣誓程式和儀式，或者故意改動、歪曲法定誓言或者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的「定義」。

這是非常不理想的做法。

白紙黑字的法律不寫清楚，卻只由個別人士的法律意見作「補充」，這正正是過往《基本法》條文有爭議時，那些千年草委回憶當初法律原意然後一鎚定音的荒謬。

「自決等於港獨」有何法律基礎？

人大常委副主任李飛也是如此，人大釋法只寫出「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但所謂「違反誓言行為」應如何理解？李飛居然能權威指出「自決」等於「港獨」，即是說本土自決的議員，即使通過宣誓，如果在議會中講及「自決」課題，也會跌入「違反誓言」的陷阱。

問題是，誰有權判定「自決等於港獨」？當中有甚麼法律基礎？有何民意授權？這是純粹的個人政治判斷，為什麼能順理成章的變成「真理」？

其他人大委員連忙附和「自決離港獨不遠」，醜態百出。若果「自決」等於「港獨」，請問立法會選舉時那個確認書風波，當時明明「確認」了本土自決派的參選資格，例如羅冠聰朱凱迪參選。即是說，今年7月的時候，香港這個社會，仍然覺得「自決」無問題，可以入閘；為甚麼短短4個月時間，便由大陸的官員改變了香港的政治標準？難道人大釋法原來還可以「解釋」香港社會的行為處事原則？

最匪夷所思的是，人大常委還能一併提升監誓人的權責，監誓人可以直接判斷宣誓者有無違反誓詞，等於直接禠奪了議席。監誓人原本有無權作出這樣的裁決呢？

有如分流站突然成了閻羅殿

陳維安當日監誓時用了一個中間落墨的手法，「無權監誓」，卻沒有直接指議員拒絕或忽略宣誓。他當時解釋：

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 》（第11章）第5（2）條規定，獲授權監誓的人須按照第5（1）條訂定的形式及方式監誓。第5（1）條當中規定，作出宣誓的人須讀出法律訂明的誓言字句。除上述條文外，第11章並無述明立法會秘書監誓時的其他權力。

由於「並無述明其他權力」，包括宣判是否拒絕或忽略，所以他參考了當日原訟庭梁國雄的判決，處以「無權監誓」。

打個比喻，以前監誓人只是分流站職員，最多可以判斷你是緊急還是非緊急，但不能判斷你有得醫或者無得醫；今天分流站卻突然成了閻羅殿，可以直接判你死刑！人大把「並無述明其他權力」，一下子「充權」變成有生殺大權，這真是仍是釋法？

人大釋法無邊，我們同意了是合法，但不合情不合理甚至完全不符香港社會長遠利益，純粹以「釋法」來體現共產黨的政治意圖。釋法或許能從法律上解決港獨的行為，但釋法引起香港人的反彈情緒，那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憤，卻是無從解決的。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