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經濟學家林毅夫、張維迎一個星期前一場關於產業政策面對面的爭論，表面上是學術之爭，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國家主義之爭，它的背後是「黨國體制」之爭，只不過他們使用的是經濟學術語。

三年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被稱之為「歷史性的宣言」，中國改革30年，對市場功能的認定，從「輔助」、「基礎」，羞羞答答、勉勉強強，最終不得不承認它的「決定性」作用。然而在這個提法問世後的三年中，逐漸由熱變冷，消失於官方傳媒，有人把這稱之為改革的倒退。無獨有偶，「做強做優」的國企改革目標前面，被加上「做大」二字，國（企）進民（營）退的格局再次重演。

林、張產業政策之爭在經濟理論上可以追溯的更遠。80年前，信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和主張國家直接干預經濟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政府是否干預經濟唇刀舌劍。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承認，包括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產業政策效果欠佳，但是他強調：「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實現趕超的，除了石油輸出國。也沒有看到不用產業政策就能保持發達經濟體地位的」。

張維迎以中國新能源汽車騙取政府補貼、受政府寵愛的光伏產業幾乎全軍覆沒為例說：「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

產業政策並非中國的創舉，日本通產省因推行產業政策而聞名天下；剛剛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家族的發跡，受惠於政府對低價住宅的補貼政策。但是產業政策在中國有更深一層含意。作為欠發達國家，執政黨向民眾作出快速發展、成為世界強國的承諾，選擇若干產業「彎道超車」是手段之一。但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超英趕美，到新世紀的新能源產業，很難找出成功的案例。製造原子彈的核工業、發射衛星、太空船的航太工業的確取得成功，但它們是否屬於產業政策扶植下取得成功存在爭議。

圍繞中國是否需要產業政策的爭論還會繼續下去，政府扶植或投資的效果明顯下降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果放棄產業扶植政策，當政者有其他辦法嗎？所以它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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