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特會．博評】「招商引資」提供的經驗

上世紀90年代和朋友談起內地官員時，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如果你去見某位政府官員，說自已手裏有100萬美元投資，你就是政府的座上賓；如果說代表100萬下崗工人，那就是政府的仇人。時過境遷，習近平與特朗普的會晤發生「翻轉劇」式的結果，令我想起那個概括。

這次習特會晤開始前、甚至兩場會晤之間都不被外界看好，未料結束後雙方宣布多項重大共識，雖然不能和奧巴馬時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達成百餘項成果的龐大數量相比，但廖廖幾項重要共識足以令中美關係撥雲見日，確定了至少是短期內的方向。 關於這次會晤「路轉峰迴」的原因有很多歸納──班農退出國家安全委員會，特朗普女兒伊萬卡、女婿庫什納進入白宮，特朗普在內政方面的壓力等等。但是，讓剛愎自用的特朗普短短三個月內180度大逆轉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一方是持強硬意識形態理念的政治家，另一方擁有豐富商業經驗的富豪，不同類型、不同經歷、不同角度，如何對話和溝通直至取得共識？ 問題的答案和文章開始說到的那句話有直接關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地方官員，甚至外交官都有「招商引資」的「任務」和親身經歷，今天充滿貶意的「GDP政績」就包括「招商引資」的內容。那時官員們上報政績、對外宣傳，都會得意地讚美當地的投資環境，引進了多少外資和內資。1989年六四事件後，台商王永慶投資廈門70億美元的「海滄計劃」，上至中央，下至福建、廈門領導人都在各個位置、利用各種機會充當說客。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的自傳體回憶錄《與中國打交道》，清晰地記述作為美國銀行家當年在中國受到尊重和歡迎的程度，他曾經是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中共要人的座上賓，甚至成為挚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手中的巨額資本以及高盛在全球的影響力。此次習近平與特朗普的會晤取得如此成功，我聯想想到「保爾森因素」。這位共和黨人在小布殊時期出任財政部長後，設計、推動中美經濟對話，它正是這次習特莊園峰會後成立的四個高層對話機制的雛形。 在「招商引資」中，中共官員明白怎樣利用商人逐利的天性，在「遊花園」般宏大叙事同時，曉以可觀的利益誘惑，同時建立稱兄道弟式的「個人友誼」。對香港官員而言，對這種政商合一式的手段和方法應當非常陌生。 可以斷言，習近平的智囊團隊中一定有人針對特朗普作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把握這位不羈善變總統的人格特徵，令他既享受為未來四五十年中美關係發展奠基拓路的殊榮，又通過「百日計劃」滿足商業活動追求效率的理念，當然還有台下錙銖必較的交易。 昨天的商人變成今天的政客，他的談判對手深諳在政言商、政商互動之道，共識就是這樣產生。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