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武館:一部武館史,半部香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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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60年代的香港,治安欠佳,社會動蕩,物質匱乏,娛樂不多,不少年輕人,特別是基層青年會到武館學功夫,望有一招半式傍身,亦為強身健體,增加搵工機會。我到今天都清楚記得當年天台武館的盛況,每日黃昏開始,各家武館的師兄弟就會排列整齊,練習拳腳兵器套路,舞龍舞獅,配合鑼聲鼓聲,的確是昔日老香港的一道獨有風景」曾俊華《推廣匠人精神》

作為洪拳傳人,薯片叔叔這話確實說得不虛。上世紀的香港,完完全全是一個國術大融爐。不管是南派的洪、劉、蔡、李、莫,還是北方的形意、八極、太極,都總能在香港尋到一席之地。其時香港雖未有地產霸權,但始終寸金尺土,要找一個空間大負擔又小的地方教拳,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上天台。如是者,天台武館成了舊香港一道特殊風景,「食夜粥」可謂是一整輩人的集體的回憶。

時移勢易,今天武術已經成了武打電影的附屬品,而最後一間天台武館亦已經在2010年4月關門。潮流興本土懷舊,其實無非是在時代洪流裡的一份嘆息。如此說來,天台武館又何嘗不是一部香港近代史?

基層社會與公共空間

談起香港武林,來自廣東一帶的南來拳師自然是功不可沒,其中又可分成個人與社會環境兩大因素。個人層面上講,香港鄰近廣東卻不受清庭直接管轄,自然吸引了大批「搞事份子」南下避禍。蔡李佛師祖陳亨生反清,太平天國的南王馮雲山便為他的徒孫,而他本人據聞亦曾在翼王石達開處當過幕僚。1856年時,陳亨因秘密協助師兄陳松年領導的三合會,在新會、江門等地聯合紅巾軍起義而被清庭通輯,迫得要先南逃香港後再前往南洋,鴻勝張炎便是他在港停留時所收的弟子。至於凌雲楷與「豬肉榮」兩位黃飛鴻高徒,則因為私下與人結怨而被官府通輯,不得已逃到香港避禍。

而在社會環境方面,最基本的動因便是戰亂,周家螳螂拳宗師劉水便是在1910年前後為躲避戰火來港,而大量經濟移民南下亦對民間社會帶來龐大衝擊,特別是基層勞動人口。自20年代初開始,香港人口結構出現明顯的改變,女性人口上升,男女比例接近,兒童、少年增加。即在當時開始,愈來愈多人選擇在香港落地生根。他們大多從事基層工作,再加上本身藉貫的武鬥傳統,為生計許多時都會與人發生衝突,令武風一直在他們之間盛行。趙式慶先生在《香港武林》一書曾繪制了一幅香港武林地圖,可以見到客家武術明顯在潮汕人聚居的新界地區流行,從側面反映了武術依然是移民群體內部的自保工具。

另外隨著勞動人口增加,加上各政治組織的煽動,二十年代勞資矛盾逐步升溫,最後更在1925年演化成轟動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是次罷工雖然以支持上海五卅運動為主軸,但提出的復工條件大部份俱針對改善工人生活。受著群眾壓力,二三十年代的新式企業開始銳意抒緩勞資關係,並鼓勵員工組成工會,原本已經相當流行的行業工會更像雨後春筍般擴散。這些工會會在工餘時為工人提供各類興趣班,兼具健體與自衛功能的國術自然非常受歡迎。洪拳鄧芳、林世榮、詠春葉問、蔡李佛崔章等名師,便在肉檔、鐵路、酒樓、電燈等各樣行業工會中廣納弟子。

上述各個門派與組織,規模不一。若然有資金、人脈的話,當然可以在有瓦遮頭的地方設館授徒,然而大部份師父都是倉卒來港避禍的內地移民,他們的弟子亦大多屬於基層勞工與移民工,根本難以負擔高額學費,更遑論有條件租借地方。所以許多師父都須要另覓空間教拳。例如凌雲楷會在橫頭磡一帶授武;洪拳林祖雖然設有武館,但礙於地方太細所以亦會常到三馬路公園練拳。可以說,香港武館本身就是基層社會開拓公共空間的一部史詩,透過拳法將他們的日常生活、社區網絡、倫理關係盡數連結。而天台,便是這個載體的最佼佼者。

多套葉問作品中,最貼近歷史原型的要數黃秋生之《葉問:終極一戰》。片中描述葉問來港後受聘於港九飯店職工總會,洪天明飾演的工會主席梁相亦為葉問在港大弟子(電影《葉問:終極一戰》圖片)

天台武館與社區文化

據調查,在1960年至1970年的全盛時期,全香港國術武館多達四百一十八間,習者高達一萬二千人。要在人口稠密的香港承擔如此多的「國術友」,天台自然成了不可多得的選擇。一般來說,師父會先租用大廈頂層,然後順道用天台練習兵器、獅藝等。按周永德師父徒弟描述,當年他們師傅先找人建好天台外圍,但電線、廁所則都是師兄弟自行建造,可謂「鬼斧神工」,亦可見其時的師徒感情確實不淺。蓋因正如前文所提,武館收入極其拮据,縱使天台租金有限,但仍然不足以持續營運。故此許多南派師父會兼治鐵打,部分人則在日間有正職,晚上才授武。例如周永德師父本身是魚販,東江周家螳螂李天來師父是水警等。當師父堅持在生活夾縫中傾囊相授,當徒弟的亦自會知恩圖報、承擔義務。許多前輩記述,當時做徒弟的會輪班買菜煮飯,跟師兄弟們用過晚飯後才一起練功,直至午夜才散去。有些人更會寄居武館,打理雜務之餘亦照顧師父生活所需。父子之情,莫過如此。

除了武館內人人情同手足,天台武館的日常運作也促進了社區團結。唐樓天台本就跟其他樓頂相連,非常接近各個民居,這邊開拳時隔壁可能就同時開飯;街坊若然興致到,便會到武館旁邊駐足觀賞操拳。而為了幫補收入,幾乎所有武館都會參與節慶活動,出獅、搶花炮成了大眾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各門派的儀軌,亦由此在社區中一代傳一代。

在這種憶苦思甜的時代背景下學武,鍛煉出來的成績也實非常人可比。從量上計,學武人數與武館數量屢屢突破新高。去到60年代,光是蔡李佛一派便在深水埗擁有十多間分館,包括玉書健身院、杜漢璋健身學院等。很多當時的天台武館門生,現今已經成為了國術界的中流砥柱,繼續在海內外宏揚本門武術,有些人更秉承師父志向,收費廉價甚至免費授徒,僑居西班牙的洪拳黃炳培師父便是一例。從質上講,雖然港英政府一直嚴格禁止武鬥,但武館間講手切磋一向是習武人的不成文規矩,師兄弟亦常會作對拆練習,實戰經驗不容忽視。自50年代開始,香港就一直有派人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參加各大國術擂台賽,成績蜚人。大聖劈掛、詠春、蔡李佛、吳家太極等各大香港門派,當年聲名一時無兩,它們基本上就是實戰的代名詞。

落幕

世事無永恆,天台武館在七八十年代漸呈走下坡之勢,首要原因要數政府以至社會各界的排斥。對一般基層群眾、貧苦青年來說,天台武館當然是不可多得的聚腳處。然而在警方及其他民眾心目中,武館卻是一大塊盪手山芋。畢竟靠拳頭維生,少不免會捲入江湖糾紛。比起人們憧憬的「踢館」較技,現實更常見是「廿餘人持鐵尺西瓜刀,飛群奔襲武館刀光劍影混戰中師徒八人受傷」。而醒獅、花炮等活動,亦被指斥為「黑社會收陀地」。事實上,根據警方1974年報告,接近三分一武館與黑社會活動有關。有武館更曾被破獲毒窟及進行黑社會入會儀式。礙於治安、輿論等壓力,香港政府在1973年左右效法新加坡,嘗試重新規定武館形式,最終在1980 年完成立法,令經營武館更加困難。

在社會大環境方向論,早期香港社會物質匱乏、娛樂又少,學武幾乎是其時青年最能選擇的體育活動。加之受吳陳比武、李小龍傳奇以至金庸小說等文化現象影響,當時國術之風大盛,武館縱使經營困難但卻永遠不乏弟子。然而到達八十代年以後,學武已經不在是惟一的時尚活動,足球、籃球等成了一般民眾的主要選擇。甚至對武術界內部而言,傳統武術亦已經開始受到外來武術挑戰。各種現代搏擊平台湧現,無情地揭了國術體系的固有問題。早在1970年,香港太極宗師李英昂就意識到泰拳的威力,於是親臨泰國著成了《泰國拳之秘密》一書。而1979年創刊的《功夫雜誌》,更以破除功夫神話和門戶之見為己任。黃炳培師父的弟子崇敬國術,一直接受黃師父的傳統天台武館訓練方法。然而待他自己設館以後,亦需要採用現代的科學分工方法,並加強體能、抗打等面向的訓練。上述種種都闡明了天台武館以至傳統國術,內在的落後元素。

最後不得不提一個當下人感受甚深的問題:土地。以前香港土地管理寛鬆,又有工會等民間勢力照應,師父們自然可以用相宜租金租借天台。但來到當下世界,擋房都貴到攞命,何況地方偌大的天台?香港政府又加緊管控潛建物,駁電線、有廁所的天台武館當然要清拆,景況就如同今日的工廈武館。

談到工廈武館,自從今年的迷你倉大火後,政府再一次對工廈動殺機,據聞許多工廈租戶包括各個武術同仁都收到當局警告信,以消防條例及工廈使用條例勒令他們月內遷出。莫說未能回本,連徒弟都未夠就被迫結業,正宗未曾開始就經已結束。若然說以前的天台武館因太落後而時代淘汰,那至少它們仍有條件為一輩人創建社區生活、為香港文化留下一段美好回憶。相較之下,今天坐擁現代器材、現代訓練方法的工廈武館,卻連半點立錐的時間與空間都沒有。

正如文首所言,有時人們念舊,無非是在時代洪流裡的一份嘆息。我們現在談天台武館,除了是一份回響,更重要是它仍藏著我們已無法尋回的價值。歷史凝固在傳統,這究竟是幸或是不幸?

現代化的工廈武館,會否比天台武館更快從歷史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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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麥勁生。2016年。《止戈為武:中華武術在香江》。香港:三聯。

明周、中華國術總會。2014年。《香港武林》。香港:明報周刊。

惟工新聞:【香港工運縱橫】從工人領袖家庭看人口結構

蘋果日報:天台武館的最後一夜

香港電台:功夫傳奇—洪拳正宗

曾俊華:推廣匠人精神

熱血時報:實戰攻檔—工廈武館苦主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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