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寓示新自由主義理想的失敗
編者按：無論是美國傳統基金會每年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還是加拿大菲沙研究所發表的「世界經濟自由度」年度報告，香港都連續二十多年排名首位（今年在前者的排名中跌至次位）。「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成為香港的招牌，從政府到商界也引以自豪。然而，這個運行數十年的經濟體所呈現的自由度及其奉行的「自由市場經濟」，乃至新自由主義政策為香港社會帶來了什麼？它在今日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瓶頸和轉型中產生怎樣的影響？現於美國任教的本文作者克禮提供了獨特的觀察和論述。
撰文：克禮
二十年來，示威—不論是暴力或和平的—在香港變得常見。稍有留意者或會以2014及2019年為關鍵年份，這兩年的騷動引起了世界關注。2014年的示威汲取了佔領華爾街的精神，佔據三個中心金融區達79天，並被稱為「雨傘運動」，因示威者使用了雨傘這種如今在全球示威皆可見之工具對抗警察的胡椒噴霧。最近的示威於去年春天爆發，持續至今年，高峰時有多達四分之一香港人上街。
示威這種事情在香港並非罕見。當地的遊行、示威和抗議每年數以萬計。根據香港警方的統計，2010年有5,656場示威，至2015年期間每年亦有逾6,000場， 相關數字在2016年激增至13,158場，及至去年期間每年有逾萬場。平均每日有超過30場集會、示威、遊行和抗議，必然是因為香港市民認為社會有些問題非常不妥，因而不斷抵制及尋求應對之道。經常有分析評論指出，示威者要求落實普選及不滿北京的高壓手腕。但香港社會的不公有更根本的結構性原因：政治經濟制度容許了不民主及威權主義的出現。
不平等加劇 政府為資方服務
香港在過去四十年皆由金融利益及自由市場理想主義所主導，導致經濟權力非常集中。商業稅下調，規例鬆綁，公營部門民營化。再者，財閥主導了政府決策及行政，使其得以延伸影響力。另外，政權被用以確保法例行之有效，以保護私有產權、履行合約和保障商業投資。整體而言，就是代表着資方來維護市場。
主流經濟學者喜歡說這些特徵帶來了理想的自由市場經濟，但其對社會之傷害極其浩大。不平等現象正在加劇，薪資減少但工時增加，整體經濟機會逐漸減少，樓價已不可負擔，白領甚至要在麥當勞過夜。若了解這些狀況，還會有人對街頭的抗爭感到困惑嗎？這些經濟教條的落實導致一小撮人非常富有，大多數人卻被剝奪權利。幾個大財閥不但可以壟斷市場，還可以掌控市民方方面面的經濟生活。
香港是這種社經模式的顯著例子，但絕非孤例。香港充分反映了環球政治經濟在過去四十年來的發展趨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吹捧自由市場的人及政客開始提倡連串理念，並推展一系列政策，使得資方被賦予更大的權力，以及促使政府為資方服務。這不只令社會保障及福利政策逐漸瓦解，政府權力也被用來製造一個更適合環球資本蓬勃發展的環境。透過軍事、法律和政治手段，一系列有關市場、私有產權和個人主義的理念得以在全球落實。
政府與私營企業的界線日益模糊。政府更公然為資方服務，強構一個重視環球資本多於勞工、重視私營企業多於社會及社會福利，以及重視財富集中多於經濟民主的經濟制度。政府及資方的交融進一步令這個制度得以延續。有錢人買下有利的經濟政策，進一步保障其地位及財富。他們藉着政治影響力獲得更低的稅負、更多的扣除額、更寬鬆的規例，以及更多的企業保障等。
由此看來，香港只是大趨勢下一個極端例子—預早展示了一個社會被新自由主義所制宰的未來。
最自由市場 真的能自由選擇？
要進一步了解香港社會，必須重新檢視主流經濟學，特別是其對香港之看法。信奉自由市場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佛利民，在1980年為美國公共電視台製作了一套特輯，名為《自由選擇》，當中談到他的理念。第一集的焦點就是香港。「如果你想知道自由市場如何運作」，佛利民在香港的渡海小輪上挨着欄杆說，「你就要來這裏。」對於佛利民及信奉自由市場的思想家而言，香港是他們理念的最佳驗證。除了深水港之外，它沒有什麼天然資源。它有一個自由放任的殖民政權—不收關稅，而且法規不多。佛利民形容香港是「一個繁榮、熱鬧、充滿活力的都市」，「全因有自由市場—根本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場！」
在香港的自由市場論述中，政府小而不干預，讓市民決定自己的生活，經濟「自然」地發展。如此宣揚的人說，自由市場及不設法規，讓個人為其人生負責，理性地判斷如何才能善用一己才能，令生活富足。個人為規劃之得與失，分別會承受成果和苦果。信奉自由市場的人說，這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生活水平高和死亡率低。佛利民帶領觀眾走過窄巷及陽台去到一間「工廠」，其實就是一個細小的單位，有三、四名赤膊漢在旋轉風扇下雕象牙。他說，這些人在香港工人中收入數一數二，他們本可以要求老闆改善工作環境，卻選擇接受，以換取多些收入，並自己決定怎樣花費。
佛利民的邏輯很吸引。如果政府完全不干預，市場自由決定交易及分配情況，人們的生產及分發方式會最有效率。如果市場自由，所有交易都是自願的，便毋須有產業政策及標準認證，因為個人會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他們要不建立工廠及付錢換取服務，要不就是不會。剩下的就交給市場搞定。香港是佛利民理念之驗證，他當年指着的乃全球最繁忙的海港，船隻到來運走女性在封閉工廠中組裝的塑膠噴水槍，還有街邊陳某焊接的鋁罐；三十年後的2011年，保守派凱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一名高級研究員跟隨佛利民的步伐，指着香港的天際線吹捧那比全紐約還要多的高樓大廈說，這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繼續成功的明證。他說，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可觀，不是靠政府主導，而是靠自由市場。這邏輯不只影響了全球如何理解香港，也是全球如何理解社會及經濟生活的自然秩序。
以此來理解香港不但在理論層面站不住腳，在實務層面亦與事實不符。其對政府的角色有所誤導，也輕視了地區經濟的變化。當所有生產線遷到中國內地，工廠結業或搬走，會是怎樣？當因為寡頭哄價及地價急升，侯某無法如佛利民所說般機器化他的相框店，那怎麼辦？當租金貴到只有國際名牌（公司）才能負擔，梁某的旗袍店要關門，又怎樣？當薪資沒有增加，社會流動停滯，會怎樣？表面看來，人們必須提升技能及在價值鏈中上移，以適應市場力量，但當大學畢業令你身負學債，即使有幸找到工作，亦只能在全球工時最長的服務業賺取最低工資，那又是怎樣？如果要住在48平方呎的劏房，又要負擔全球最貴的呎租，這又算是什麼選擇？
簡而言之，推崇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義瑜不掩瑕。問題出在哪裏？這種由小政府和自由市場結合的體制如何造成嚴重的不平等？它是如何造成寡頭和富人統治？它是如何削減經濟機會和搞砸了自由？如果世界最自由的市場是如此的好，人們為何會抗議？
勞動回報下滑 生活不再值得嚮往
理解的起點可以是去工業化。有趣的是，在佛利民的香港之行中，其指涉的對象要不是在工廠工作，就是從事商品生產的小企業。佛利民1980年到訪時，香港和整個東亞地區正處於戰後製造業長達數十年增長榮景的末期。內地移民越境南下，在工廠工作，製造賣給美國消費者的塑膠玩具、低端電子產品和其他商品。靠着廉價的勞動力和便捷的運輸港口，香港成為製造業中心，經濟倍增，工資相當高。然而，當中國經濟改革於八十年代開展並在九十年代加快時，製造業就往北遷移至廣州、深圳等南中國地區，那裏既有免費土地、充足投資資本，也有更寬鬆的環境和勞工法規。要量化此一轉變，可見於八十年代中期製造業佔香港GDP四分之一以上，現今跌到不足1%；1981年有多達41%人口從事製造業，但到2011年已跌至4%，而且仍持續下跌。
金融、商業和服務業增長，彌補了製造業的沒落。香港開始轉型，一方面成為了中國原材料和製成品的集散地，另一方面成為了金融中心，帶領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起飛。香港的資金轉到進出口貿易，以及迎合整個地區的旅客服務，並開始貨物批發和存倉業務。從數字上來看，製造業急劇收縮：就業人數一度接近香港人口一半，但現在幾近於零。相對地，其他行業相應增長。1981年，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和餐飲酒店行業的從業員佔總勞動力的19.2%，到2011年，這數字已超越三成。同樣地，金融、保險、地產和商業服務的從業員由1981年不足半成，上升至2011年的近兩成。
這經濟轉型沒有令多數人富起來，反而加劇了貧富不均。香港本地經濟增長毋容置疑是可觀的，實質GDP在2000年至2014年間增加了近七成—期間還經歷多次經濟及金融危機。失業率同樣持續下跌，由2003年的8%以上減至新冠疫情爆發前的不足3%。但是，增幅都由收取租金的經濟精英所賺得。先看香港上升中的堅尼系數—貧富差距的最好指標。堅尼系數0代表完全平等，而1代表一人擁有所有財富。香港由2001年的0.525增至2016年的0.539，數值之高全球數一數二。反觀美國，2017年的0.485已是半世紀以來最高。2013年，香港最有錢一成人的財富，比起四分之三市民加起來的還要多；45名億萬富豪的身家相當於香港GDP的八成。出現這情況，是因為薪資停滯甚至倒退。舉例說，由2001至2011年，家庭收入中位數最低五分之一的佔比由3.2%跌至2.6%，但最高五分之一的佔比由56.4%升至57.1%。事實上，自1997年起，高學歷的年輕人薪資不但未有增加，有時甚至會減少。
教育水平的提升未有解決此問題，反而使之惡化。政府為鼓勵大專教育以提升勞動技術，於2000年訂立目標，欲使高中畢業生接受大專教育的比率由20%增長至60%，並於2015年超額完成目標，達到70%。香港因而擁有了全球教育水平最高的其中一群勞動力，但同時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一群。最近的研究顯示，今天大專畢業生的實際工資比二十五年前少10%。同樣地，2003至2014年間，大專畢業生的工資停滯不前，即便有所增加，幅度也落後於GDP的增長，而這只是畢業生找到工作的情況。畢業生人數的增長超於技術職位的增長。例如，行政及專業等技術職位由2007年的122萬個增加至2017年的144萬，但擁大學學位的勞工卻增加近60%。一名社工在與14歲學生的訪問中指出，年輕人「視大專教育令自己負上巨債，更甚於向上流動。簡單而言，他們認為生活中沒有什麼值得嚮往」。
更為嚴重的是，社會流動僅在短短一代人之間變得缺乏。1991年，84%的大專畢業生可找到中層職位，到2011年卻跌至75%。儘管此跌幅表面上不顯著，但只要分開統計中上層的職位，即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士為上層，助理專業人士為中層，跌幅便變得極端。1991年，逾60%畢業生獲得中上層職位，2011年跌至少於40%。同時間，愈來愈多畢業生需從事非中層職位，如文員、服務業或零售業的崗位。此研究顯示，有更多大學畢業生發現勞動市場的回報下滑，他們的人生機會比以往少。
與此同時，生活成本不斷上升。自主權移交以來，樓價急升126%，房屋貸款更可佔一個人的七成收入。事實上，香港每平方呎樓價約2,500美元（約19,373港元），長期貴絕全球。過去十年，香港樓價為全球最高。一個家庭要儲蓄逾二十年，方有能力買樓，需時為樓價第二高的溫哥華的兩倍。正如一位評論員指出，市民「只能幻想擁有人類最基本的安慰—有瓦遮頭」。消費價格亦隨這天文數字的增長而攀升。例如油價便於過去七年急升108%至2020年4月的每加侖8美元（約62港元），較國際平均油價高131%。糧食價格之高亦為全球數一數二，香港新鮮食品的價錢為英國的2.5倍。
龐大寡頭壟斷 扼殺企業家精神
此狀況極為嚴峻。工作環境變差、職位愈見稀少、工資停滯不前、置業遙不可及、物價持續攀升、個人債務不斷累積。導致香港此經濟狀況之發展，至少可追溯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制度被設計成容許經濟精英單憑向其餘市民放租維生。與此同時，本地企業家開始鞏固地產市場的利益，藉着提升地位及增加資本，以持有更多的土地，並擴展至其他經濟領域，如超級市場及水電等基礎設施，形成龐大的寡頭壟斷。這不僅未有帶動自由市場發展，反而造成二元經濟，國際貿易相對上維持自由開放，本地經濟卻掌控於幾名財閥手中。
此經濟權力集中的故事圍繞着土地。上世紀六十年代，一些地產商開始加強控制土地，並壟斷由殖民政府限制的市場。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中國經歷政治動盪。接着，中英兩國就主權移交展開談判，人們憂慮中國統治而令香港前景未卜，英國企業開始分散投資。這些資產被本地地產商奪得，其持有的土地由1979年的160公頃增至1997年1,150公頃。資產集中到一個地步，九十年代中期，七成私樓由七大地產商供應，五成半來自四大地產商。2009年，最大地產商恒基兆業持有200公頃可發展土地及逾300公頃農地，2015年，其持有的農地更增至445公頃。
與其發展土地，恒基及其他地產商選擇待價而沽，以維持高地價。正如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指：「香港有一個神話—我們不夠土地。一個常見的觀念認為地價高是因為供應短缺。不過，事實是若土地市場的發展及重建更有彈性，我們其實有足夠的土地。」除了可確保高地價，此策略更可將小型地產商排拒於市場之外，因其難以等候地價提升，或沒有關係或技巧遊說銀行家、投資者和拍賣商。近年，地產商的數目大幅縮減，只有幾間擁有強大資本的內地企業有能力進場。
雪上加霜的是，地產商擁有的不只是土地：他們還控制着香港大部份經濟。他們涉足超級市場、水電煤等基礎設施、交通工具、銀行體系、媒體廣播與電子通訊。實際上，他們在這些領域屬寡頭壟斷。一份報告描述這些財閥時表示，「這就是你在香港的典型日子」：
從李嘉誠那邊買完你要的雜貨後，你就得乘上屬於鄭裕彤的其中一輛巴士，回到你那屬於郭氏兄弟的單位，然後你猜中了，再用李兆基提供的煤氣煮飯……大財閥便是如此涉足各處，把東西給捆綁在一起。如果你買入恒基的單位，你可以肯定熱水爐是使用煤氣。另一家地產商長和甚至試圖將自己的電訊服務放進長實的泓景臺物業管理之中，直到居民怨聲四起才打退堂鼓。
那四個名字，代表着擁有四個主要財團的四大家族，它們的商業網絡遍布所有經濟領域。
這些公司所做的遠不止為消費者提供服務，它們串通起來阻止競爭、抬高物價和賺盡租金。當法國超市家樂福試圖打入香港市場、動搖惠康與百佳的超級市場雙頭壟斷時，同時坐擁全部物業的大財閥阻止家樂福找到足夠的舖位開店。大財閥還會指示批發商不能供應貨源給這位新來者，於是家樂福被迫放棄香港市場。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後，兩家連鎖超市曾在兩年期間提高價格平均接近4%，然而，同期整體零售物價卻下跌了逾5%。
商業範疇，例如教科書、駕駛學校、大樓物業管理與服務，甚至麵食，皆受制於這些財閥的合謀訂價。由於他們擁有所有商業地產項目，故不時加租趕走小店，好讓國際高檔品牌以貴租進駐，調高底線價格同時又阻止競爭出現。一項報道便指出，「在中產屋苑走一圈，你會經常發現四、五、六間甚或更多的地產代理舖，那些舖位曾經是髮型屋、文具店、影印舖或家庭式小店。」
企業家精神並未如佛利民曾預言那樣通過自由市場被釋放，相反，企業家精神被自由市場扼殺。
政經精英合流 民主已不太可能
2019年6月，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在街頭承受催淚彈攻擊，香港最大英文傳媒的新任總編輯發布評論短片：「此關乎絕望、氣餒及壓抑。他們因為社會或政治問題而滿腹牢騷，但他們認為不獲正視，且看不到將來。」他解釋，弄成這樣是源於財閥及其經濟力量極端集中。他指出，房屋及財閥壟斷「仍然是民怨及社會爭吵的根本原因」，而行政及立法機關容許現況持續，這肯定是如總編輯宣稱的「令人髮指的」，但這同時是政經結構的直接結果。正統經濟學宣導的經濟政策很早以前已抹走佛利民眼中繁華的商貿、昌盛的工廠、小型的企業，並被以放租維生的龐然怪物所取代，他們只容許細小的市場空間或機會予其他人。
示威者呼求普及的主權：普羅大眾可投票選出能為其利益、訴求、理想奮鬥的代議士，以享自主生活的能力。但除中國外，香港的政經精英也極力抵抗體制的改變及對政治秩序的挑戰。正如史上任何統治階級，其權位受當前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制度認可及保護。他們的法律維護既有結構，更加強打壓異見，以鞏固現有關係。若實現普選，將會置換中國及打亂財閥，從而挑戰現有政治架構。財閥生怕一旦失去對政府的影響力及在立法會的議席減少，其話語權會大幅削弱。屆時真正的反壟斷法會通過，打破財閥對經濟的控制；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法將訂立，容許新競爭者進入市場，並將消費者由合謀訂價的暴政中解放出來；充裕的公營房屋會興建，給市民合適的居所，令高昂的私樓價格下降。民主或會帶來更進步的憲制，使之不再為新自由主義教條所愚弄。
然而，正因上述的原因，民主已經變得不太可能。此願景威脅太多盤根錯節的政經利益集團，而政經勢力亦已顯示其寧願拼死搏鬥，也不會放棄利益。新立的《港區國安法》已不止用於拘捕及控告行使言論自由的示威者，更用以取消立法會參選人的資格，更甚的是，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名拘捕四名曾組織港獨政團的青年。專制主義正在為資方服務。
此為我們正在棲息的美麗新世界。桑德斯（Bernie Sanders，美國左翼參議員）稱之為專制主義的軸心，從匈牙利到美國，民粹政客分化民眾以鞏固權位、維持經濟集中及累積財富。如今，世界各國領袖不僅更常以專制手段強化其權力—背棄民主慣例和壓制新聞及言論自由—也以國家權力製造有利某類經濟利益的環境。如今，愈來愈難在政府政策或手段，與政治領袖—不論是民選或自立的政治領袖—及其圈子的私人利益間畫出界線。政治與經濟精英階層的合流已持續多時，而現在更加清楚明顯。這就是新自由主義鑄造出來的世界。
克禮（Macabe Keliher）
南衛理公會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原文《Neoliberal Hong Kong Is Our Future, Too》
刊於《Boston Review》，獲作者授權翻譯轉載
上文節錄自第23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9月28日）《新自由主義危機四伏 別被經濟排名牽着走》。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