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不足・上】缺乏關注 保障欠奉 水深火熱中的就業不足人士
「保就業」計劃上月底結束，不少企業旋即再推無薪假等節流措施，基層員工勢必首當其衝。即使「保就業」推行期間，由於政策漏洞頗多，本來就造成「就業不足」，未有保障基層權益。政府統計處上月中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第三季失業率經調整後錄得6.4%，就業不足比率達3.8%，創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俗稱「沙士」）以來的新高，當中建造業的就業不足率高達8.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也有6.3%。收入減少又未足以申領失業援助金的就業不足人士，到底面臨怎樣的境況？這些數字說明了什麼問題？又為香港敲響什麼警鐘？
記者與職工盟主席吳敏兒相約上午11時見面。當她風塵僕僕地出現在職工盟的會議室時，手上正拿着還未來得及吃的早餐。正值國泰航空裁員計劃公布後翌日（10月22日），整個早上她都在處理相關投訴與查詢，「抱歉讓你們久等了。」她說。
記者還未就「就業不足」發問，吳敏兒就率先打開話匣，說起港龍停運一事：「許多港龍員工向我們反映，從2月開始放無薪假，直到現在被裁員，大家都被蒙在鼓裏。其實，僱主一直在鋪排他的計劃，但從未向員工交代。反而用另一套話語安撫大家：管理好工作期望，慢慢經濟會變好、行業會變好，我們遲點就可以正常開工。」在她看來，這就是疫情與經濟頹勢中就業不足的打工仔面臨的真實狀況：被拖延的隱性失業。
什麼是就業不足？根據政府統計處的定義，就業不足人口包括統計前七天內在非自願情況下每周工作少於35小時，而在統計前30天內有尋找更多工作，或即使沒有尋找更多工作，但在統計前七天內可擔任更多工作的就業人士。在統計前七天內被放無薪假導致工作時數不足35小時或全部時間都在休假的就業人士，亦可被視作就業不足。從這統計方式不難發現，當前香港就業不足率存在被低估的可能—因為，或有部份就業不足人士恰好在統計前七天工時超過35小時。
「可是，未來情況真的會變好嗎？」吳敏兒反問。她認為，香港航空業發展面臨內憂外患，短時間內根本無法恢復正常。當政府與企業不將真實情況告知前線員工，只是以「無薪假」搪塞，試圖「穩定軍心」，拖延出更多時間規劃重組乃至清洗舊有的僱傭合約；這會導致員工對於就業不足的現狀沒有充分的認知和準備，在大裁員到來之際，才感到崩潰不堪。
「就業不足」實為隱性失業
「大家沒有這個意識，就覺得開工不足是一個暫時的問題，遲些會變好。但真實的情況是怎樣？國際上到底發生什麼事？打工仔正在承擔怎樣的風險？」她問道。
在富臨皇宮酒樓做侍應工作已有八年的陳女士與21名工友因被要求放無薪假超過三個月，早前入稟勞資審裁處，向富臨集團追討欠薪、遣散費及待通知金等。
「2月初的時候只是對我們說，要放四天無薪假。當時我們想，四日無所謂啦，反正全公司都是這樣。」陳女士告訴記者，令她出乎意料的是，四日無薪假結束後，卻突然接到店長的電話，對方告訴她明日不用上班，接下來還會繼續放假。「我問還要放多久？他說可能要放多十多二十天，還要我們去店裏簽一份停薪留職的合約。」然而，合約上不僅列明員工放「事假」而非無薪假，更要求員工在受僱期間不得為其他公司工作。
「沒工開，沒人工，也沒辦法去找工作，就一直在這裏等。我有家庭要開飯的，要我怎麼過？」陳女士憤憤不平地說。無薪假從2月延續到5月，她與工友決定入稟勞資審裁處追討賠償。直到6月，她才接到僱主通知可以回去上班，但陳女士對公司早已失去信任，於是一口回絕，「做了八年都這樣對待我們，我有什麼信心繼續為他打工呢？」
陳女士的經歷在當下香港絕非孤例。截至9月，職工盟接到超過400宗投訴，其中八成涉無薪假及減人工。吳敏兒表示，前來投訴的工友往往面臨兩種情況，第一種是仍然可以返工、工時正常，但僱主會減少50%至80%人工。由於這類勞工毫無議價能力，工會也無法幫他們爭取更大的議價空間，他們只能勉力承受剝削。第二種情況是僱主要求勞工無限期放無薪假，等同於進入長期無薪狀態—「其實就是變相失業。」吳敏兒說這些僱主往往推諉塞責，「說有工開就打電話給他，要麼不會再打來，要麼他回去公司看到自己的崗位已經被更低人工的新員工取代。」
吳敏兒指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該意識到所謂「就業不足」，其實根本相當於失業。「無薪假成為開工不足的一種，但無薪假如果延續一定時間，事實上等同於失業，因為實際上已經沒有收入。因此，我對就業不足的認識，就是一種隱性的失業。」
正確認識就業不足問題需結合社會經濟狀況。例如，在經濟上行時也有就業不足的情況，但勞工具有一定的議價能力，可以通過市場效應調節。
「比如一些公司擬聘用大量的低薪外判工，大家看到工作零散、人工又低，就不會選擇這樣的工作，僱主就需要加人工才能請到人。」吳敏兒解釋道。但是，如今香港疫情持續，經濟頹勢難以扭轉，加之一直以來勞工未能形成堅實力量對抗資本市場剝削，打工仔便成為天災人禍的犧牲品。「我們為什麼不僅要看失業率，也要看就業不足率，是因為它們共同反映出當前市場的僱傭狀況愈來愈差。」吳敏兒不無憂慮地說。
保就業反加劇就業不足
港府支出逾900億元先後推出兩輪「保就業」計劃，該計劃通過資助合資格僱主出糧，以限制僱主不得在津貼期間裁員，並要求企業將補貼全數用於支付僱員工資。這種透過偏袒資方以補貼勞方的「滴漏式經濟政策」能否真正惠及打工仔？
陳女士向記者反映，自己未從僱主手上拿到任何政府補貼。「政府都是幫大企業、大老闆，根本不幫我們打工仔！真的很生氣！」陳女士幾近哽咽。6月時，她的同事回公司上班，卻被要求簽訂離職合約後再以兼職的形式重新聘用，時薪50元。即使人工如此低廉，開工仍然不足，每日只能做二至五小時。「政府出錢幫大老闆請人，老闆不用自己出錢給人工。而且，一個人一天才250元，一個月能掙多少錢？」陳女士問。
職工盟多次批評保就業計劃存在漏洞，一則不能規避僱主通過無薪假、另聘人工較低員工等方式進一步剝削；二則缺乏有效的監管與懲罰機制，致使阻嚇力欠奉。吳敏兒一針見血地指出：「保就業計劃可能淪為剝削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劇就業不足。」
她回顧十七年前「沙士」疫情下的香港，「當時也是在疫情衝擊下經濟下行，僱主因為生意下滑撐不住而選擇結業，派發遣散費。」然而，今時不同往日，「搞一個『保就業』出來，這個東西對部份僱主來說是什麼？我不用倒閉，先保住這幫夥計的數目去申請『保就業』，就可以多拿點錢。但是，我不倒閉還要發人工，怎樣降低成本呢？放無薪假啦！」
在她看來，政府和僱主「已達成共識」，即保就業計劃的目的在於保持一定數量的「人頭」，以免失業率的數字太過難看。如果把人當數字，就意味着未能真正思考面對疫情衝擊的一個個打工仔正面臨什麼問題，並從他們的需求出發解決問題—情況恰恰相反，「人頭」也淪為工具，被僱主想盡辦法利用。
吳敏兒發現，第一輪保就業計劃覆蓋6至8月，進入9月後職工盟立即收到大量投訴，聲稱被解僱，「這些僱主為什麼5月的時候不解僱員工，而要等到9月？因為人頭數量還有利用價值，可以讓僱主在申請時拿多點錢。當你失去了最後這點價值，就立即被炒。這些員工如果5月被僱主解僱，到9月可能已經找到新的工作，不至又被迫放無薪假，最後還失去工作，被層層剝削。」
面對社會各界對於保就業計劃存在漏洞的質疑，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於立法會財委會特別會議上表示，「香港有良僱主多，無良僱主不多。」這一說法不僅暴露出港府「對人性過度樂觀」的懶政思維，同時亦折射出在「小政府，大市場」的施政方針下，慣性推卸責任，將支援勞工的政府職能轉嫁給市場—要知道，資本市場向來以追逐利益最大化為要務，缺乏監管與懲戒，透過支援僱主補貼前線僱員的滴漏式經濟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打工仔，着實令人憂慮。
「僱主一邊拿政府資助，一邊盡情剝削員工，毫無道德、毫無良知。就算被發現違規，給100萬要求退回80萬，也白賺20萬！」吳敏兒義憤填膺地說，「以港龍為例，打工仔從2月開始就和公司共渡時艱，吃盡苦頭，靠自己的積蓄捱過來，最後換來一個怎樣的結局？」
吳敏兒亦認為保就業計劃存在政府打開庫房向企業輸送利益的嫌疑，「政府或希望通過補貼企業得到商家的支持，這是眼前利益。至於得罪打工仔，反正也不會有什麼後果。」
上文節錄於第243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2月7日）《缺乏關注 保障欠奉 就業不足人士陷水深火熱中》。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