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荒．一】傳統經濟箝制 精英思維窒礙人盡其才
「當前人力資本狀況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遠遠未能滿足經濟轉型所需。」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該院近日發布的《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裏為香港敲響警鐘。
蔡洪濱筆下的「經濟轉型」，是指香港應該轉型至「以高端專業服務業為支柱，並由知識型創新驅動的新經濟」。在「知識型創新經濟」中，高技術、高知識的人才是核心生產力，而坐擁優質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資源的香港，人力資本水平本應很有競爭力，但為何會被詬病為停留在傳統經濟時代？教育投入與人才產出之間如何錯位，才導致香港的經濟遲遲不能轉型，甚至屢失龍頭地位，只能搖頭興嘆？
有人把人力資本的滯後歸咎於學校未能作育英才；然而，只要將鏡頭對準香港青年，便可發現問題源於整個教育系統長期受困於兩道枷鎖：精英思維模式和傳統經濟結構。《香港01》與香港大學前校長徐立之、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陳偉儀、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李曉迎及一眾香港創業青年對話，冀能深入解構「人才荒」，為「經濟轉型」鋪路。
香港長期被定義為「經濟城市」，香港人則是「經濟動物」，所以衡量「人才」的唯一指標便是經濟收入的多少，而金融、地產、專業服務等比較發達的經濟支柱就是「人才」集中行業。正是這種狹隘的人才視角，養成了「只見樹木」的精英思維，不但忽略了社會本來就由不同才能的人組成的事實，而且不斷透過資源的傾斜扼殺人們貢獻社會的機會，最終扭曲了人才與社會的關係，導致人才淪為生產活動的奴隸，使得經濟變得庸俗、浮躁、單一。
教育是培育人才的重要系統，偏偏這套系統早就深陷片面「精英主義」的泥沼。首先，香港教育開支只佔本地生產總值的4.1%，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其次，面對資源的緊絀，均等教育的機會被不斷壓縮—在高等教育方面，學額資助相當有限，導致公立院校苦苦糾纏於數字遊戲，難以提高人才培育效率，私立院校則受入學門檻和政府束縛，未能發揮市場力量；至於基礎教育，官立、津貼、直資、私立這四大學校分類背後又代表着四種截然不同的教育資源分配邏輯，結果往往造成結構不公，尤其經常忽視基層成才的權利，令他們難以透過教育上流，遑論為社會貢獻才智。
因此，若要做到「人盡其才」，特區政府必須重新梳理教育和人才的關係，繼而徹底改變教育政策的思維模式，而首當其衝的是大學教育。正如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在《香港經濟政策綠皮書2021》中所撰《香港「人力資本投資倍增計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所指，在知識型創新驅動式經濟中，大學教育應以「普及」為目的，無奈香港的大學教育至今仍然沿用傳統經濟下的教育模式，以少數精英而非大眾作為收生對象。
追逐排名「必要之惡」
面積僅1,106平方公里的香港，擁有五間全球排名百大的大學，經常為政府和市民津津樂道。不過，香港大學前校長、香港科學院院長徐立之卻不以為然：「大學排名，多是數字遊戲。有些數字講出來簡直笑死人。」他接着和記者分享了任職港大校長時的一件趣事，「有一年，香港大學的排名竟然高過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因為有關排名其中一個評核標準是「非本地職員得分」，而位於美國的史丹福大學自然有不少當地學者，但香港大學卻有大量外聘學者，結果竟憑該項得分超過史丹福，「笑到口都大晒！」
成也「排名」，敗也「排名」。特區政府高舉「精英主義」，令「排名」被異化為教育資源調配的標準，導致公立院校從學位名額、學科內容、到學術研究都被迫捲入「數字漩渦」，而1965年成立的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就是主導這套追逐「排名」的資源分配制度的「罪魁禍首」。徐立之直言，教資會對公立院校的評判標準「好畸形」：「內地是有學科排名的，比如北京大學的文科好過理工科，而清華大學的工科又好過它的文科，但我們香港就不是！（而是）一視同仁，用文章數字等方法去評價大學的研究水平，而且評出來（的結果）是整間大學都通用，名次排得高就可以分配多些學生、撥款。」
徐立之形容，盲目追逐大學排名已然成為香港人才培育的「必要之惡」，因為排名的高低影響招生的優劣和資源的多少，老師和學生只好追着排名走，但排得高不代表教和學好。「排名主要看研究，不是看教育。」徐立之一再為我們釐清「排名」的迷思，強調學校排名高是因為研究好，研究好則是源於國際知名的大教授比較多，研究生通常會跟着大教授，但本科生未必如此，而大教授打分也相對嚴謹，又「嚇怕」了本科生。
知名度主導了大教授，大教授主導了學術研究，學術研究主導了學校排名，學校排名又主導了資源和生源的分配，這正好展示出精英思維之下「資源投放」和「教育產出」之間的層層錯位—大資源跟着大教授。若在傳統經濟時代，這套「優勝劣汰」的分配制度或許還能派上用場，畢竟大教授對舊經濟的研究相對成熟；但當新經濟異軍突起，新學者都還在適應和探索當中，大教授更難及時轉型，結果，新興學科往往不受重視，遑論培育創科人才。
為什麼一個僅由24名海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的教資會就足以定奪全港八間公立大學的資源分配？蔡洪濱在《建議》中指出，因高等教育管理制度「過於行政主導」，而大學辦學自主權力太小，八大院校只能在同一考核指標架構下進行獲取公帑資助的同質競爭，根本未能按社會需要和自身特點發揮個別優勢；另外，「高等教育投入過於依賴僵硬的規劃和公式，資源調配墨守成規，無法適應時代變化。」
私校未能發揮作用
計及八大直接受教資會資助的院校，連同私立院校，全港共有22所可以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按理說，只是收取教資會極少補助的私立院校，理應能夠擺脫「精英主義」的行政干預，但實際上，它們也很難做到「辦學自主」，就更別說要為社會培育多元人才。
早於2010年根據《專上學院條例》註冊成為認可專上學院、至兩年前獲升格的香港恒生大學，是全港最為知名而資源也最充足的私立大學，卻也面對重重障礙。先後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和澳門大學，現為恒生大學校長的何順文直言，明明自資院校的學科通通經過「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的嚴格審核，全都具備國際水平，可是，社會至今普遍仍對自資院校存在誤解；更令他灰心的是，連特區政府也戴着「有色眼鏡」看待私立院校，不但未曾主動擔當澄清角色，好好解釋自資院校的認可資歷，甚至跟隨社會認定自資院校質素參差的偏見，加強學位頒授的監管。
何順文所言的「加強監管」，是指教育局早前表示全盤接納「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於2018年發表的報告意見，更新自資專上院校頒授學位的申請機制。以恒生大學為例，原有機制下，大學開辦學位課程前，先要經過校內學院委員會和教務委員會的審批，再逐級提交至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教育局、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等部門審核；但在新機制下，教育局的審視工作將提早於評審局進行學術評審之前進行，當中會就相關行業或界別的人力需求徵詢決策部門，參考院校的培訓策略、學術計劃、專精範疇，了解類近課程的市場供求，比較擬議課程的特色和優劣，再向院校提供意見。何順文擔心，教育局和評審局的工作有所重複，可能拖慢整個評審進度至少兩年，不利於開展新興課程；另一方面，若由政府決定學校開辦科目，而當局只由GDP或行業需求思考學科建設，有違教育理念。
以業界意見來指導自資院校的學科課程，恐會加深香港產業結構固化的問題。何順文上任恒生大學校長後，一直推崇博雅教育，希望做到「文理兼備」。恒大近年也開辦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新穎課程，如2015年開辦的「數據科學及商業智能學（榮譽）理學士」、2019年開辦的「文化及創意創業（榮譽）文學士」、2020年開辦的「藝術設計學士」等。「不止於開設市場需要的學科，私立大學才能補充、平衡到公校。」何順文嘆道，恒大的學士課程大多瞄準新興產業，可助香港朝多元產業轉型，但如果以教育局現時的「業界需求」來審視，大多都需「回爐重造」，因為香港人力市場最高薪、最短缺的永遠是商科和專業科。
「年輕人應有不同的理想和志趣。有些人需早些『搵食』，有些人卻未必需要。」何順文坦言，「學生成為哲學家或文學家，我都很高興。最重要是他能否找到滿足感、能否創造價值。」為此，他最近正在籌辦新課程「PPE」，「即政治（Politics）、哲學（Philosophy）和經濟（Economics）三科合在一起」，雖不符合政府需求，卻可為社會提供有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和溝通能力的多元人才。「香港的本科教育一路走『精英主義』，以政府營運為主。」何順文認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不應只有公立學校。美國、歐洲最好的大學都是私校，美國的私校比例亦高過公校。」他感嘆，私校不用公帑辦學，而用市場力量提供學額，本是一件好事，「但由於政府操控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根本沒有發揮民間的資本與力量」，並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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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51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1日）《精英思維主導 傳統經濟箝制 香港人才戰略困局》。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 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