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概股回流.三】IPO潮谷高港股市場 大蛋糕可否人人有份

撰文:楊瀅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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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手科技上市掀起新股熱潮,摩根大通近日預計,至少有22隻美股符合港交所第二上市資格,包括拼多多、百度、嗶哩嗶哩等。這波「中概股IPO潮」看似能為港人帶來一夜致富的機會,但實際上,由於公開招股比例有限,很多散戶根本無緣「共舞」;更令人無奈的是,當恒生指數逼近三萬點的高位,香港實體經濟卻陷入衰退,最新失業率創下十六年來新高。我們不得不思考,在中概股狂歡之下,巨額經濟紅利如何幫助實體經濟,繼而惠及普羅大眾?

承接上文:

【中概股回流.一】中概股為什麼回流香港?

【中概股回流.二】國際的香港,中國的紐約?

「整個香港被分開了兩塊。一塊是中環的商業區,有班『鬼佬』在賺錢。另一塊是商業區以外發生的經濟活動,與商業區完全無關。」香港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鄒崇銘慨嘆,過去二三十年,香港成了內地(企業)吸納國際資本的橋樑,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吸引很多國際投行,但對實際經濟幫助有限,「上市的內地企業,業務不在香港。從生產角度而言,企業不能提供崗位讓市民參與經濟生產活動;從消費的角度,企業亦不會有面向香港消費者的服務與產品。」

在健康的經濟體中,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應是互相促進的關係。實體企業通過股市融資,擴大規模,開發新的產品,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帶動上下游產業的發展;資本市場反映實體企業的業務增長,將升值的財富還給投資者,令普羅大眾亦能分享經濟成果。香港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之所以割裂,問題出在香港的實體經濟長期集中於傳統產業,並無新興產業發展,更難談有本地獨角獸能上市融資,利用香港投資者的力量。而香港的資本市場則是背靠祖國、面向全球的金融中心,全球資本不過是經香港這個金融樞紐投向內地新興企業,所以得益的只會是金融及其衍生的專業服務業,而不是香港本土的實體企業。

「錢經過香港搬入內地,純粹是電腦上數字的轉換,在香港是無事發生的。」鄒崇銘說。

在中國經濟日益強盛的大背景下,香港的資本市場將會迎來更多的內地企業和大量的全球資本,金融業無疑會賺到盆滿缽滿。只是,金融業雖佔本港GDP約五分之一,但提供的就業崗位只有6.8%。新冠肺炎疫情之前,金融及地產以外產業發展早已停滯不前,薪酬增幅長期追不上樓價升幅;眼下,金融以外的其他產業又因疫情幾乎停擺,導致失業率高企,相信無論交投市場如何炙熱,都無法惠及普羅大眾。特區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借助這波「中概股回流潮」活化「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令每一個香港市民共享經濟成果。

鄒崇銘指「中概股回流潮」對香港實體經濟幫助有限。政府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讓因「中概股回流潮」而來的經濟紅利惠及香港普羅大眾。

發展新經濟 活化一次分配

「以往恒指成份股中會有多些本地企業,有實務在香港。比如利豐,雖然工廠搬去外地,起碼在香港有很多業務是在做貿易、物流、供應鏈管理,提供大量白領職位。」鄒崇銘嘆道。中概股排隊來港上市,是對香港傳統經濟環境的一記警鐘—遲遲未能轉型發展新興經濟,沒法培養出本土獨角獸,要提高香港企業在恒指成份股中的比例成了癡人說夢。

從實體經濟的角度,發展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經濟結構轉型至新經濟,與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有關。香港經濟指標看似發達,但普羅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正是源於特區政府沒有做好「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工作,既未能創造更多有前景和「錢景」的就業崗位、保障勞工階級根據公平合理原則按勞獲酬,又未能積極建立財富轉移結構、改革累進稅制以調節巨富階層收益,再調撥房屋、醫療、教育、交通、全民退保等資源,減輕市民負擔。

「香港從市場本身和政策層面都沒有發展出有潛力的產業。」鄒崇銘進一步分析,在市場方面,產業固化是首要原因,「與金融地產霸權有關,全部被地價租金『壓死』。」而且,企業根本沒有誘因推動科技發展,他以酒店業為例,「我去外國都會用Airbnb,但酒店不會開發一個這樣的App,這妨礙它做生意」,「基本上,香港的傳統產業都有這個問題,既得利益太大了,而且他們太容易『搵錢』,又怎麼會放賺錢機會給創新科技?」

香港產業固化,不少行業都被地價租金「壓死」。

從政策層面,鄒崇銘指政府對於科創的激勵和監管措施都做得不好,應與初創企業有更具體的互動。他舉例,政府在為科創企業提供資助時,應設計一些實體經濟的指標,例如創造了多少就業崗位、服務多少人或者盈利多少,才能繼續提供剩餘的資助,而不是單憑計劃書一次過撥款,「最出名的就是問政府要了300萬元,整個App教人打八段錦。」他更指,就算特區政策曾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但整體方向亦錯誤。他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例,本應能推動本地的產業升級,走向智能化和自動化,但現實卻是「重量不重質,總是想着擴大市場,服務大中華市場和國際市場。最終,大多都北上去了內地」。

企業北流帶來的是職位空心化。據政府人力資源推算報告(見下表),2012至2017年的五年間,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僅增長一萬餘人,是金融服務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人力需求漲幅的三分之一。橫向比較,資訊及通訊業的人力需求佔比僅為3.2%,相較於零售貿易業、商用服務業等傳統產業,依然屬少數。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鄧希煒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中指出,要解決中層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應先處理需求短缺的問題,「為此政府可考慮在大幅增加的研發開支中,撥出部份資金興建科研機構, 設計甚至製造產品及技術。 先導科研領域為香港的現有優勢,包括生物科技、醫療科技、金融科技。」只有打破傳統產業結構的限制,推動更多新興科創企業落地,創造中層職位,才能活化整個初次分配渠道,在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解決貧富懸殊等民生問題。只有如此,香港股民才能在港交所見證本土獨角獸上市,讓香港資本市場有效反哺香港的實體經濟。

財富再分配 思考稅務改革

當中概股回流能夠帶動傳統經濟轉型成為新興經濟,而「一次分配」又能夠保障勞工階級根據公平合理原則按勞獲酬,稅務改革就是實現「二次分配」的重要渠道。香港金融獨大,更應考慮通過稅務改革增加金融業的財政收入貢獻,以此實現再分配。日前,部份立法會議員提議香港應增加股票交易印花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應時,重申政府「考慮政府收入的同時,亦平衡市場發展,特別是維持與其他主要股票市場間的競爭力」,沒有直接回應增減稅率。顯而易見,只從收入和市場競爭力的角度去考慮股票印花稅,充分反映局長的思維過於局限和「精英」。

香港金融獨大,更應考慮通過稅務改革增加金融業的財政收入貢獻,以此實現再分配。

首先,香港的市場競爭力主要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所造成的,而非稅制。「因為人民幣和中國金融市場未完全開放,外國資本依然需要一個中介去進入中國市場。」鄒崇銘說。放眼未來,中美關係惡化,國際疫情久未平伏,大量內地新經濟企業希望逆市融資,香港無疑是它們的首選—香港能吸納國際資本,市場成熟,又有地緣優勢,較A股或美股都略勝一籌。而投資者是跟着企業走的,美股市場的疫下蓬勃也是因為科技股含量極高。可預見的是,未來的恒指成份股將會納入大量內地科技獨角獸,市場競爭力根本不成問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兼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早前就建議上調股票交易印花稅至0.5%(目前為買賣雙方各付0.1%):「我們不認為上調印花稅,會影響交投量或影響企業來港上市,因香港的上市條件非常好,而且投資者最重要有錢賺,估計他們不會介意印花稅增加多少。」

其次,稅務更是政府適當干預市場,以推動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手段和工具。從干預市場的角度,政府可以增加稅務或減輕稅務,來淘汰傳統行業或發展新興行業。鄒崇銘就指出,針對企業設計稅制可以考慮增加一些實體經濟的指標,以鼓勵企業帶動實體經濟:「可不可以加上就業,或者是否帶動產業升級等社會經濟的指標?好簡單,如果你證明你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稅率就可以少些。」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發表網誌,批評香港的社會安全網只能「幫助那些不能自助的市民」(羅君豪攝)

從財富再分配的角度,稅務帶來的財政收入可通過提高福利、建立有效安全網等方式還富於民。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就發表網誌,批評香港的社會安全網只能「幫助那些不能自助的市民」:「在醫療服務上,政府的重點是醫治患病的市民,並不是保障每一位市民的健康;在房屋上,政府是幫助那些無法在私人市場上滿足自己住屋需要的市民,並不是確保每一位市民有合理的住屋條件;在退休保障上,政府是提供生活津貼給經濟有需要的長者,並不是為每一位退休人士設立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在職業保障上,政府可以為在職家庭提供補貼,但僱員驟然失去工作,政府卻不願提供援助,只待他們證實經濟有需要時,呼籲他們申請綜援。」

以現時買賣雙方都需繳納成交價值0.1%的股票印花稅為例,2019/20年度的股票交易印花稅收入約332.31億元,假設只將稅率翻倍至0.2%,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增加多逾300億元收入。更不用說2020年的平均每日交易額較去年上升超過48%,數目只會多、不會少。再假設將這筆錢用於解決現時的醫療資源問題—本港的公營醫療系統實惠但效率極低,私家診所效率高但昂貴,基層市民根本「病不起」。公立醫院受限於人才和資源投入,醫生壓力「爆煲」頻頻出走。公營醫療服務營運效率雖高,但依然供不應求,部份長期病患輪候時間長達兩年。政府在2019/20年《財政預算案》中預留150億元供應醫療撥款穩定基金和設備更新,撥款共11億元推行藥物和人才發展,撥款12億元推動基因組醫學發展,總共不足200億元。假若將300億元用以留住醫學人才、購置設備,為公營醫院減壓,就能令市民少些為病痛「擔驚受怕」。

公立醫院醫護壓力「爆煲」,連月來強烈控訴醫院管理局管理不善、工作環境差,未能挽留人手。(資料圖片 / 羅君豪攝)

當然,調高股票印花稅只是其中一個手段,通過設置股息稅和股票資產增值稅以拓寬稅基亦未嘗不可。現時的《稅務條例》中,法團股息不在課稅範圍內,加之香港與多國簽訂了雙重課稅寬免協議,大量外國投資者獲寬免股息。據《香港統計年刊》,2019年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總市值約380,580億港元,主板所有股份的平均股息收益率為2.7%,亦即總股息約10,275.66億港元。依照標準稅率15%計算的話,如在2019年開徵股息稅,可為庫房帶來約1,541.35億元的收入。而且,由於港府一直未肯認真調查普通市民頻繁買賣股票是否屬於從事該行業,導致本地非公司或證券持牌人時至今日仍舊不太可能會被判定為從事股票交易行業而要承擔應有稅負,絕大多數以個人名義進行股票買賣者還是可透過投資證券市場來賺取毋須課稅的利潤。再加之實體經濟的疲軟,市民或會過度依賴股市投機而懶理就業。這類人士毋須為社會提供勞動價值,又不課稅提供財政收入,卻依然享受着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這在權利和義務的角度來看太不合理,增加股票資產增值稅或能化解此類矛盾。

上文刊載於第252期《香港01》周報(2021年2月8日)《中概股棄美回流 香港可成為中國的紐約》。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 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52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報道】中概股棄美回流 香港可成為中國的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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