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四｜以產業規劃破結構矛盾　港方迎鳳凰涅槃

香港岌岌可危的產業結構，才是一切危機的根源。無論融入雙循環與否，深層次矛盾帶來的社會、經濟風險都已經突顯。所以，香港若想「化險阻為夷途」，就必須圍繞打造多元產業、破解產業固化的目標，去探討融入雙循環的可能性。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讓香港健康、有活力的發展，才能使城市經濟發展的紅利惠及每位港人。
「雙循環與香港」系列報道四之四

承接上文：

雙循環．一｜國際形勢劇變中國戰略調整　香港山雨欲來風滿樓

雙循環．二｜陸港融合要找准方向否則恐致副作用

雙循環．三 | 多邊主義洗牌香港如何化險阻為夷途？

–融入雙循環–

做好產業規劃　防範自身矛盾

迎接「鳳凰涅槃」

在《十四五規劃》和雙循環戰略等種種政策利好下，香港自然是轉機無限，但也要警惕和解決自身問題在融入雙循環過程中被惡化的「副作用」。而這要求香港政府必須認識到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有魄力去推動社會經濟結構性改革。只要香港擁有健康的產業結構，才能保證健康的融合。鄧希煒警告：「不可像『無人駕駛』一樣希望市場自己調整，不會的！」

前文提及諸多產業，不止有香港的四大支柱產業，亦包括很多新經濟產業，如數字產業、科技創新產業，更包括將香港優勢的公共服務產業化。將香港積累的優勢發展成為新的產業，有助於破除固化的產業結構，創造更多向上流動的職位，提高社會福利，達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健康社會發展。

新加坡現時工業佔比GDP兩成，有生物科技、新材料等高新產業。圖為2015年9月鏡頭下的魚尾獅像。（Getty）

要發展新產業，關鍵在於政府的產業政策。鄧希煒認為，只要港深邊境一直存在，只要香港是一個獨立經濟體，「政府都要圍繞港人的『就業』去設計產業政策。」他促請港府學習新加坡打造屬於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的產業結構」，為市民提供更多就業選擇。「怎樣會有選擇呢？新加坡就『夾硬』發展一些不是它優勢的行業。」他表示，新加坡很多工業都失敗，但在探索過程中逐漸發展出自己的高新科技優勢，成為賽道的領頭羊，「現在新加坡又要biotech（生物科技），又要new chemicals（新材料），工業佔GDP比重百分之二十幾！」

鄧希煒又以美國作對比，美國奉行效率至上，企業要最大化利益，國家要最大化增長，忽略了因此而造成的貧富懸殊問題，「貧富差距發展到了一個無法支撐的點，就不能繼續高速發展，會出現內亂和社會問題，甚至影響到政治。」他說，「我們應有一位政治人物走出來質疑一下：香港是否要犧牲少少效率？」

這要求特區政府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長遠規劃，更要有推動經濟轉型的決心和能力，對有前景的新興產業施以一系列政策支持，促進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但管治者又是否能做得到呢？在研討會上，一眾學者都批評特區政府缺乏規劃能力、管治方式僵化。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香港坐擁科研優勢卻遲遲未能成為國際性科創中心的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戰略理念和頂層設計：「科創產業單純的依靠市場自發去構建，會遇到一系列嚴重的市場失靈問題。」

例如，香港政府對市場缺乏調控，既沒有解決科創產品落地的產能問題，亦沒有解決科研人才的待遇問題，導致香港大量科研人才、成果流失。大疆創新就是一個「為他人做嫁衣」的典型例子。「大疆的技術在香港成型，但在深圳產業化，那最後其實給深圳貢獻了就業和GDP，香港到底得到了什麼呢？」張玉閣指出，若不解決陸港兩地在科創產業上的「各自訴求和利益平衡」問題，這種合作亦「不可持續」。他表示，港府可考慮在河套區引進科研實體機構，讓機構帶着資金、研究和就業崗位來香港，令科創產業產生更多社會互動。

大疆創辦人汪滔是科大研究生，但選擇到深圳創業而不是留在香港，足見香港創科環境的不足。（中新社）

鄧希煒則從科研發展和香港的產業鏈完整性去考慮，指出政府應該協助搭建服務於科研的高端製造鏈，「科研和生產是有地區性的，將產能放在廣州、深圳亦不現實，中間始終隔着『深圳河』。」他認為，若香港能在發展中保持第二產業（工業）佔GDP一成，已足夠支撐研究所需，亦能為香港經濟帶來利益。現時，雖然《財政預算案》已對「再工業化」有所着墨，亦有財政支持，但鄧希煒還是希望政府能盡量將手續、條件簡化，才能有效帶動工業發展，「政府出了錢，但很多人卻不知道怎麼拿，又或者有很多條件要克服，那麼效益亦不會好。」

除了產業結構要對創科研發有所支持外，人才資源亦對創科發展十分重要，是驅動創新的核心所在。廖群歎道，雖然香港的科創業短期內可以從外地引進人才，但「總是從深圳或矽谷請人也不可持續」，香港必須打造local talent pool（本地人才池），才能支撐創科產業的蓬勃發展。

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倪明選抨擊香港並沒有為人才成長創造良好土壤。圖為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有沒有科技人才成長的良好土壤呢？」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倪明選在研討會上拋出了這個問題，隨後便分享了自己的親身經歷：「科大培養了很多優秀的本科生，十多年前，他們一畢業就離開香港去了外國，最近興起了創新創業，那學生就去了內地。同樣地，我們也培養很多優秀的博士生，最後都被新加坡、澳洲和歐美的學校挖走了。我們還培養了很多優秀的老師，甚至部份還拿了院士，但內地薪水給得高、房子也大，科研平台也比香港大得多，他們也走了。」倪明選嚴肅地拷問：「香港確實能培養高端人才，但如何留住他們，讓他們為香港創造價值呢？」

倪明選的話，透露出的是每位有志於香港從事科研事業的人才的心酸。其實，要解決人才流失的問題，本質就是去解決民生問題：住屋難、高等教育資源不公、就業選擇單一、營商成本高企等。張玉閣指出，解決民生問題是政府建立認受性、權威性的最好渠道，「任何一個經濟體，不管它實行什麼制度，政府都有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責任和義務。」他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正確客觀地理解如產業政策的中長期規劃，為香港未來鋪路，維護市民的利益，才能取信於民。

解決深層次矛盾，是良性循環的開端，只有政府願意帶頭去作出改變，社會出現積極變化，才能不斷強化政府和市民之間的信任，而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時才能更有效率，更容易帶動社會進步和轉型。如此這般，香港才能有成為「雙循環樞紐」的可能性，才能有在未來發展中「化危為機」的能力，才能重建國際城市的內涵，擁抱國家發展轉型的經濟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