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碼經濟.困局|「信息革命」席捲全球 香港為何裹足不前?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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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經歷了農業革命、工業革命,正在經歷信息革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席捲全球,數據價值化加速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集成融合,產業數字化應用潛能迸發釋放,新模式新業態全面變革,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顯著提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去年中發布《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總結「數字經濟」(港稱「數碼經濟」)的「四化」階段為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數據價值化,又認為數碼經濟已經超越信息通訊範疇,正在加速重構經濟型態與治理模式。
香港數碼經濟發展系列報道二之一

事隔不足一年,新一份《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剛於上月底(4月24日)發表,提到中國數碼經濟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和全球經濟下行下表現依然強勁,保持9.7%的高速增長,規模達到39.2萬億元人民幣,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38.6%,有效支撐疫情防控和經濟增長。反觀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雖然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首度談及「數碼經濟」,但洋洋數百字說來說去也不過是傳統行業的科技應用,諸如電子支付、網上營商、線上會議等等—相對內地的數碼經濟發展而言,大多數只停留在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起步階段。

平情而論,特區政府近年的確在數碼經濟上投放不少資源,但結果總是未如人意。當中的落差到底如何形成,在轉型的過程中又面對什麼枷鎖和掣肘?而歸根究柢,當局究竟有着怎樣的數碼經濟發展目標和藍圖?又該怎樣推動數碼經濟,翻開新篇章?

平情而論,特區政府近年的確在數碼經濟上投放不少資源,但結果總是未如人意。(視覺中國)

落後與困局

特區政府今年首次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數碼經濟」,指不少傳統行業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加快應用科技,以迎合市民新的消費模式及習慣,方能捉緊疫後發展機遇—相信這個非常初階的定義,就是港府對數碼經濟的主要認知。

但現實是,香港若要進行「數碼轉型」絕非易事。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第4季的《按行業及職業劃分的就業人數報告》,較低技術職業組別(文書支援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非技術工人)的就業人數仍佔總體就業人數的40%(約147萬人);而當局去年2月發表的《2019年資訊科技在工商業的使用情況和普及程度統計調查報告》亦發現,儘管全港34.4萬間企業的電腦普及率高達81%,但分別僅有9%和21.2%的企業在受訪前12個月內曾透過電腦網絡獲取銷售訂單和提交訂單,而本身設有網站或顯示在另一個實體網站的企業亦只有38.3%。

無可否認,在疫情下,市民減少外出,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行為習慣,催生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消費、工作、學習及娛樂模式。但如果說疫情帶來的「生死存亡」慘況是在「倒迫」香港各行各業向數碼經濟轉型,這也正好反映出這座城市的數碼化程度。諷刺的是,Mastercard與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The Fletcher School at Tufts University)去年12月10日發布的「數碼智能指數」研究,竟將香港評為全球「超級領先」的數碼經濟體之一,緊隨新加坡和美國之後,排名第三,認為香港有領先的創新生態—可是,這樣一個「全球領先」的數碼經濟體,對數碼經濟的認知和實踐似乎只停留在電子支付、網上營商、線上會議等基礎層面,且至今未有任何像樣的關於數碼經濟的統計數據。

本港至今未有任何像樣的關於數碼經濟的統計數據。(資料圖片)

內地構建出「四化」框架

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已經連續七年發表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下稱《白皮書》),所謂「數碼經濟」,是指以數碼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碼技術(收集、儲存、分析數據)為核心驅動力,以現代信息網絡為重要載體,通過數碼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不斷提高數碼化、網絡化、智能化水平,從而加速重構社會經濟發展與治理模式的新型經濟形態。可以說,內地對於數碼經濟的實踐,已經透過5G、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及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加速發展,而它遠遠不只是像香港特區政府所理解的那樣,僅僅以為是把銷售模式搬到網上進行,抑或傳統行業加入科技應用般簡單。

去年中發表的《白皮書(2020年)》,更把數碼經濟的理解框架擴大至「四化」—一是「數字產業化」,即信息通信產業,包括電子信息製造業、電信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行業;二是「產業數字化」,即傳統產業應用數碼技術以增加產出和提升效率,包括但不限於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車聯網、平台經濟等融合型的新興產業;三是「數字化治理」,是以「數字技術+治理」為典型特徵的治理和公共服務模式;四是「數據價值化」,包括但不限於數據的採集、確權、標註、定價、交易、流轉和保護等等。

聽起來十分複雜,但數碼經濟和數據或許早已應用到我們生活當中,網購就是一典型例子。比如,在網上的購物平台中,用家的瀏覽記錄、發言、個人資料等數據就是「關鍵的生產要素」,平台會將數據收集、儲存在數據中心,並通過人工智能(AI)、雲計算、演算法(algorithm)等數碼技術分析用家偏好,將類似的產品和廣告推薦給每位用家;而用家下訂、付款後,商舖需要將貨物透過物流系統送到顧客手上,這又催生出數碼化管理存貨、物流、財務等需求,發展起線上線下結合的營銷模式(O2O),並帶動企業資源管理系統服務(ERP system)和數據解決方案(data solution)等數碼技術市場的發展。

從線上的交易流程到線下實體商舖和物流系統的互動,數碼經濟都圍繞着數據的生產、傳輸、儲存、分析應用,並以現代網絡、物聯網和數據中心來驅動,應用於不同的場景之中。比如城市可以透過設立在不同地方的傳感器,即時收集、傳輸儲存至數據中心和雲端,然後通過人工智能和雲計算分析道路數據,再把相關資訊即時傳輸到用戶的智能手機、裝置和電動車中,而停車場公司可運用數碼科技優化管理和交易過程,箇中產生的技術需求又成為了新的「藍海」。過程中產生的數據又依托於低延遲的5G網絡用作傳輸,這就需要網絡營運商在城市中架設足夠的5G基站,確保網絡的傳輸速度和覆蓋度。

內地透過5G、物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加速發展數碼經濟。(新華社)

與智慧城市密不可分

不難看出,數碼經濟與數碼化的城市建設—智慧城市,密不可分。城市需要有足夠的數碼化基礎建設,用以生產、傳輸、儲存、分析和應用數據,才能精準地發掘更多社會、個人生活上的數碼化應用場景,其中又包括推動傳統的實體行業數碼化—產業數碼化,和開拓更多的新興數碼化行業—數碼化產業,藉此推動社會向數碼經濟轉型。

根據高風諮詢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謝祖墀撰寫的《打造中國新一代以人為本的智慧城市》一文,可以從四個維度由下而上地推動建設智慧城市,以確保城市有足夠基礎建設滿足數據的不同需要:「感知層」是智慧城市的基礎,是指採集數據的設備,可指城市道路、橋樑等基礎建設的傳感器和攝像頭,亦包括市民使用的智能手機和可穿戴設備;「網絡層」顧名思義就是指網絡的覆蓋度和數據傳輸速度,包括移動網絡及光纖寬帶,又可延伸至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平台層」是市民常用的雲端服務,亦是儲存數據的地方,被收集的數據會組成「數據庫」,用於人工智能和雲計算,以作出智能決策;而最頂端的「應用層」,就基於上述的支持,將智能決策應用在政府事務、公共服務及市場發展上。

那麼,我們不妨也來看看特區政府對於智慧城市的建設實況。

智慧燈柱試驗期間引起市民對私隱問題的關注。(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基建不少為何仍落後?

事實上,香港在「感知層」的普及率頗高。截至去年1月,香港的移動電話普及率為283.7%,家庭使用寬頻接入的普及程度為93.7%;而在城市中用以收集空氣質素、道路車流等實時城市數據的傳感器,政府亦有在2019年推出「多功能智慧燈柱」試驗計劃,為智慧城市建設發展佈局—計劃在四個選定的市區地點(中環或金鐘、銅鑼灣或灣仔、尖沙咀及觀塘或啟德發展區)分階段設置約400支附設智能裝置的多功能智慧燈柱,用以收集城市數據。

不過,在智慧燈柱試驗計劃開展期間,其中的傳感器引起了市民對私隱問題的關注,其後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研究替代方案,並在去年3月公布細節,宣布以熱能探測器(LIDAR)代替車牌自動識別(ALPR)所使用的視像探測器,以收集與交通流量及車速有關的數據—截至去年6月底,政府已在九龍灣常悅道、啟德承啟道和觀塘市中心共安裝50支智慧燈柱。

在「網絡層」方面,香港的網絡速度和使用量也算是「領先」,比如有11條海底光纜,使用移動數據服務的移動電話用戶數為2,532萬;固網寬頻平均下載速度為每秒176.7兆比特(Mbps)。而隨着5G網絡的普及,香港政府開放更多的政府場所和公共設施,而通訊事務管理局在2019年已將5G頻譜拍賣予香港的四間流動網絡營辦商—和記電訊、香港電訊、數碼通及中移動香港,並開始架設5G基站的工作,至2020年年底,四間電訊商的5G網絡已覆蓋了香港的90%以上,其中和記電訊的覆蓋率更達到99%。原本為人詬病的光纖網絡覆蓋問題,政府亦於2018年撥款7.7億元鼓勵固網商擴展光纖網絡覆蓋至鄉村村口,預計明年後會陸續通網。

至於「平台層」,截至去年,香港約有74.3萬平方米的數據中心可用樓面空間。在疫情期間,由於雲端運算、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的使用量日益增長,預期對數據中心服務的需求將會持續和顯著地增加;政府亦鼓勵把工業大廈改裝為數據中心;未來,政府還在將軍澳預留三公頃土地,用於發展高端數據中心,以滿足疫情後培增的數據需求。

最後是「應用層」,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公共管理的數碼化,例如撥款6,000萬元研發一站式個人化數碼服務平台「智方便」應用程式,現時提供26項政府部門、煤氣、電力公司等公用事業服務,包括「兩電一煤」、申領駕駛執照、郵政服務等。在疫情時期,政府亦花費約100萬元開發「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幫助市民記錄行程,如市民所到場所出現感染個案,程式會向用戶發出感染風險通知。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資科辦)亦於2019年底在「香港政府一站通」網站推出運用人工智能的聊天機械人「Bonny」,便利市民搜尋和使用3,300多張政府表格和相關電子政府服務;又在2020年3月起利用人工智能及大數據技術,更快捷和準確地將網絡安全資訊分類,向不同界別提供有關網絡安全信息的摘要資訊;並在同年9月推出大數據分析平台。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亦分三年向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撥款合共3.75億元,資助開發虛擬平台,以增強舉辦網上活動的能力及進行數碼化。

乍看之下,特區政府好像做了不少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但為何仍被詬病發展落後,甚至拖累了數碼經濟的轉型?

特區政府好像做了不少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但為何仍被詬病發展落後,甚至拖累了數碼經濟的轉型? (資料圖片)

應用有限 政府苦追尾巴

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是,香港社會的數碼化普及和應用程度仍然十分有限。例如上海社科院和復旦大學去年10月14日發布的《全球智慧之都報告(2020)》顯示,儘管香港的資訊科技基礎設施程度被評為20個經濟體之首,包括有高度的智能手機普及率、網絡覆蓋度和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卻無法推動社會發展智慧經濟,所以總評分只在20個經濟體中排行第10,而其中兩個評分細項—「信產能級」(信息及資訊科技發展產業發展水平)和「智慧經濟」(產業數碼化、數碼化產業),更只獲63分和65分,表現未如人意。

香港社會對數碼經濟的理解,似乎也仍然停留在電腦的使用上。例如2019年香港企業有81%的電腦普及率,但數碼化的企業管理軟件、供應鏈軟件的使用率皆不足5%,大多數企業只是運用辦公軟體套裝來應對業務所需。然而,「產業數碼化」並不是單以電腦收發郵件和使用word、excel來處理文書管理工作,而是應用管理數據系統自動化地處理訂單,以減省繁雜的文書工作,否則,單是工作媒介由紙轉為電腦,仍然無法逃脫傳統的人力生產階段。

另外,市民普遍也不信任由特區政府主導的數碼設施和應用程式,難免令數碼經濟轉型停滯。例如政府於2017年發表《香港智慧城市藍圖》,當中提到在四個地區安裝400支智慧城市的傳感器—多功能智慧燈柱,便被質疑其目的為監控市民,有部份燈柱更在反修例騷亂中遭示威者拆除。又如政府去年12月啟用的「智方便」應用程式,到今年2月,全港只有43萬人下載使用,反應極為冷淡。至於去年11月推出、專門為防控疫情而開發的「安心出行」,亦多次被坊間質疑軟件存在保安漏洞、或會洩露用戶的個人資料云云,要到政府於今年2月強制要求食肆及部份指定處所使用「安心出行」或登記資料後,下載率才有所提升。

城市需要有足夠的數碼化基礎建設,才能發掘更多的數碼化應用場景,進而發展出數碼經濟。(新華社)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及課程總監、香港互聯網論壇副會長梁偉峯直言,香港的智慧城市和數碼經濟發展進程正正卡在了市場和市民的應用層面上。但另一邊廂,也有不少輿論質疑,是特區政府本身未能正確理解「信息革命」的重大意義,只是亦步亦趨地苦苦追隨數碼時代的尾巴,由始至終只能見步行步地推出一些零零散散的小修小補建設,無法極具前瞻性地制訂關於數碼經濟的發展目標和長遠藍圖,也就無法正確引領社會向前。歸根究柢,問題出在哪裏,香港又該怎樣推動數碼經濟翻新篇章?繼續閱讀:數碼經濟.出路|回歸以人為本 推動數碼經濟轉型

上文節錄自第264期《香港01》周報(2021年5月10日)《「信息革命」席捲全球 香港怎樣推動「數碼經濟」?》。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4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封面故事】「信息革命」席捲全球 香港怎樣推動「數碼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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