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位貶值.上】香港產業單一 經濟結構未能追上人力需求

撰文:黃舜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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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大學畢業生或青年收入下跌的報告發表,就有人搬出「讀書無用」的論調,埋怨自己「生不逢時」,錯過奉行精英教育的年代云云,卻忽略眾多深層次因素,例如階級固化、產業發展單一等等,無疑都與大學畢業生的收入多寡息息相關。到底導致大學畢業生收入下降的核心原因是什麼?除了「個人努力」以外,政府還可以怎樣幫助青年「上流」?

香港大學生的平均收入在過去二十多年不進反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上月初(5月5日)答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書面質詢時,引用「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表示以2018年價格計算,2019年20至24歲、擁有學士學位的「95後」(1995至99年出生者),平均月入僅1.8萬元,較1994年20至24歲同等學歷「70後」月入的1.94萬元,減少約7.2%。許正宇還指出,每月就業收入平均數易受調查樣本內極端數值影響,計算較高階層員工收入時影響更為明顯,故在闡釋數據,尤其是與過往數據比較時,須特別小心。

觀乎上述數據,不難發現愈高學歷的年輕人月入跌幅愈大,比如擁有學士學位的「95後」比「70後」平均月入減少7.2%;擁有研究院學歷的「95後」平均月入1.94萬元,比「70後」平均月入的2.61萬元減少了25.7%。反而,只有高中教育程度或專上教育非學位的年輕人月入相對持平,前者由1994年的1.21萬元增加至2019年的1.35萬元,升幅達11%,後者的平均月入則變化不大,在2019年稍為下降了400元至1.44萬元(見表一)

資料來源:綜合自政府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報告

青年收入有跌無升?

這不禁令人疑惑,大學畢業生寒窗苦讀多年,平均月入不進反退,薪酬增幅還不如高中畢業生,不就印證了「學位貶值」和「讀書無用」的論調嗎?不過,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提醒,這類只按教育程度和學歷分組作比較的統計數字並不能作準,否則將會跌入「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即兩個變量(工資與年份)之間在不同分組裏皆有相同方向的關係;但不作分組時,兩個變量的關係卻可大大減弱、消失,甚至相反。

趙永佳指,香港整體工資待遇有所改善,比如在九十年代,高中畢業生的月入中位數為1.21萬元,但到2019年增加至1.35萬元,已貼近專上教育的畢業生(1.44萬元)。另一方面,香港整體月入中位數不斷上升,由2016年的1萬元增至2019年的1.9萬元。不過,按年齡和學歷分組計算後,除了中五或以下和專上教育非學位的組別較穩定外,幾乎所有組別的工資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後都明顯下滑—明顯是「辛普森悖論」,顯然有其他變量影響學歷和工資之間的關係。

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趙永佳提醒,這類只按教育程度和學歷分組作比較的統計數字並不能作準,否則將會跌入「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

他形容,如果只按教育分組和年齡作比較,沒有一個地方在平均教育水平提高後能夠避免大學生的收入減少。翻查政府資料,立法會秘書處於2016年發表的《人力調整為香港帶來的挑戰》報告(下稱《人力》),顯示過去二十年,每年平均新增四萬名大學學歷人口,學位持有人數佔整體勞動人口比例也由1994年的9%翻了三倍至2015年的29%;而根據教育局統計數字,2017年香港學位參與率達到社會整體的48.2%,預期未來會升至五成或以上。趙永佳認為,隨着社會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大學生佔整體人口的比例不斷增加,比起1994年,現在反而有更多人得到學士水平的收入,不應該製造「學位貶值」的恐慌情緒。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葉兆輝亦指,年輕人收入下降的問題關鍵不在於「學位貶值」,而是現在大學生所做的工種比以前「低端」。從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2018年發表的《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中可見,大學學歷勞工從事低技術職位比例,由1997年的8.4%上升了近一倍,至16.4%(見圖一)

資料來源:新論壇及新青年論壇2018年《香港各世代大學收入比較研究報告》

市場缺匹配學歷職位

葉兆輝分析指,當大學生數量增加了幾倍,而經濟結構和就業市場未能追上人力發展,大學生只好流入低技術的就業市場,帶動月入中位數下滑,「現在碩士畢業都可能做clerk(文員),若按照大學生和相配套的高技術職位計算,他們的月入可能並沒有下降。」

資料來源:綜合自政府統計處人口普查數據

的確,若按經理、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月入中位數計算,自2011年以來,高技術職位的月入不斷上升,經理和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三者的月入中位數由2.13萬升至2.81萬,升幅約32%,遠高於全港主要職業的月入中位數增幅(見表二)。然而,新增的高技術職位無法滿足新增的大學生需要。據《人力》報告,1994至2015年增加了85.4萬持有學位的工人,但同期只新增了66.6萬個較高技術職位。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自然導致更多持有學位人士不得不轉向從事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及銷售人員等低技術職位。

與此同時,只有中學學歷的人數愈來愈少(見圖二),高學歷人士又不願意從事低技術的工作,導致低技術職位「有工無人做」。趙永佳分析,這同樣是一個「供求」現象,「大學畢業不肯做高中的工作,不肯做銷售和文員,導致低技術的職位工資沒有下調空間。」

資料來源:綜合自《香港統計數字一覽》

這樣看來,如果單純按照「供求」關係來解釋問題,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下降是既無奈又自然不過的事了,但比起「學位貶值」與否,香港的就業市場與工資結構亦是值得研究的「變量」—在大學生成倍增加後,政府有沒有利用整體教育水平的上升,創造更多相配套的高技術職位;而大學與就業市場的關係又是如何?是要設立更前瞻性的學科,從而培養更多有競爭力和就業前景的學生,還是按照市場需求,培養高收入的專業人士?

葉兆輝認為,問題還須回到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上,隨着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就業市場卻沒有創造出匹配數量的職位。(歐嘉樂攝)

葉兆輝認為,問題還須回到香港單一的產業結構上,隨着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就業市場卻沒有創造出匹配數量的職位,「產業結構還是太集中,太依賴那四大支柱,當中就只有專業及工商支援的工資較高。」他所言的四大支柱,就是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佔香港生產總值的60%,而其中只有金融及保險的月入中位數是「一枝獨秀」,其他三大產業的工資中位數往往相形見絀(見圖三)。

資料來源:綜合政府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

即使政府在2009年開始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包括文化及創意、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創新科技產業。但發展至今,金融獨大的情況依然沒有改善,商科職位仍然高據高薪行業,即使退而求其次,大學畢業生也只能向教育、工程等專業資格發展,才能夠有較高的薪酬待遇。趙永佳亦指出,其實香港是個看「專業認證」的社會,不論你是哪一個學科範疇,「只要你有『牌』,你的收入不會低。」

根據JobsDB於去年年底發表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除排名第一的「醫療及製藥」及第九的「資訊科技與通訊技術」是理工科畢業生的職業,其他幾乎都被「地產金融」或「專業服務」佔據。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人數佔14%;其次為銀行業(8%)、廣告及公關及市場事務(6.4%),教育(6.1%)與醫療及藥劑(5.8%)分列第四位與第五位。

由於專業人員的職位有限,大學畢業生一窩蜂地湧進高薪的專業資格行業,造就大量「輔助專業人員」的職位出現,導致「通貨膨脹」,工資收入大不如前者。葉兆輝指,「以前只有大學老師,但無教學助理;以前讀研究院,拿到教師牌,就可以入去做,有幾萬元收入;現有的教學助理有人工1.8萬元的,也有人工1.4萬元的,連項目助理都是大學畢業生。所以是整個供求的問題。」

上文刊登於第268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7日)《經濟結構未能追上人力需求「學位貶值」癥結在於產業固化》。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

268期《香港01》周報精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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