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體育學者劉永松對話——香港需要怎樣的體育政策規劃

撰文:劉彥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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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體育界最近好事連連,先是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運取得破紀錄的一金兩銀三銅佳績——可見「精英化」初見成效;再是國務院上周同意廣東、香港、澳門三地合作承辦下屆全國運動會——促成「盛事化」再上新階;期間特首林鄭月娥更公布了五項支援體育的新措施,銳意推動「產業化」。不過,最為基本的「普及化」,卻未見有大力扶持。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體育發展不能只做短線工程,必須要有長遠計劃。

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體育發展不能只做短線工程,必須要有長遠計劃。(歐嘉樂攝)

不能只做短線工程

「在今次香港精英運動成績突破之餘,也是時候作一個短、中、長期的策略佈局,檢視在財政資源分配、行政架構效率、大眾運動參與及精英的相互支援關係具潛質運動員的發掘計劃、運動員退役後的讀書及就業安排、精英運動訓練設施、教練國際化和本地精英教練培訓、參與國際最高水準比賽的機會與支援、運動科學科研開發及合作、傳媒支援與贊助的開發等,必須建立一個恆常的五年計劃藉此製作一個柱躉式的培訓制度令香港運動員得以延續其優越成績和精神。」東京奧運閉幕前夕,劉永松曾於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書》撰文,呼籲特區政府和體育界別的主要持份者珍惜改革體育政策的良機,才能延續香港奧運光輝。

三日後,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五項支援體育發展的新措施,包括加快興建造價9.9億元的體院新大樓,與賽馬會合資3億元成立「能力提升基金」,檢視體育課程和課外活動,要求八大為運動員提供彈性學習安排,探討體育產業發展和人力需求。事後,劉永松接受《香港01》專訪,他喜見港府積極推進體育發展,但也強調不能只做短線工程,必須要有五年計劃。

劉永松解釋,他以「國際運動成功之運動政策因素模式」(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簡稱SPLISS模式)衡量是次五大措施。SPLISS模式是比利時學者De Bosscher參考多個國家體育政策後設計而成的九+1關鍵元素,包括財政經費支持,行政架構整合,平衡大眾參與及精英發展,人才選拔與培訓系統、運動員生涯與退役後的支援、訓練硬體設施、教練培訓、申辦國內外賽事、運動科學研究、民間支援。

劉永松認為,五大措施已在一定程度上涵蓋了部份元素,例如檢視體育課程和課外活動,既可增加大眾運動的參與,亦可為精英運動發覺和培養更多具備潛質的運動員,而為體院增建新大樓則可讓體育基建與時並進,提高訓練器材的質素及數量:「這五項措施(對體育界)是十分有價值的工程,但我們強調要有五年計劃,如果這些只是短線工程,並不足夠。」

香港代表隊在東京奧運取得破紀錄的一金兩銀三銅佳績,引發外界關注香港體育前景。(張浩維攝)

必須要有長遠規劃

「五年計劃」的概念源自於前蘇聯的全國經濟計劃,由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太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 推展,以按部就班地推動經濟發展。內地自1950年起也在不同範疇的社會建設中沿用「五年計劃」,包括自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時,也是每五年檢視並制定一次體育發展的目標和措施。特區政府習慣以「自由市場」推動發展,所以並不善於牽頭規劃及主導政策,但劉永松指出,從國家在1984年後的體育發展可見,制定長遠規劃的成效十分理想。

例如自1995年起由國家體委(現國家體育總局)發布的三份滾動式《奧運爭光計劃》,全都因應不同的社會形勢擬定了不同的目標和方針,再輔以不同政策的實踐——首份計劃(1994年至2000年)著眼於管理機制的改革、運動健將的增加、團體排名的提升;第二份(2001年至2010年)是透過運動項目的佈局和管理以健全科學的工作機制和合理的規章制度,同時強化國家隊的管理和集訓、增加優勢項目的投入、完善體育人才的選拔機制;第三份(2011年至2020年)則是保持金牌增長、均衡發展項目、提高體育人才綜合質素、深化競技體育體制改革、探索中國特色職業體育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最顯而易見的變化是,獎牌總數從1996年的50塊增加至2021年的88塊。值得一提的是,每份計劃都會強調,體育競技的發展能夠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從而推進全民健身運動。

劉永松相信,如果香港能夠參考國家經驗,制定體育發展的「五年計劃」,具針對性地提升運動科學運用、比賽機會、訓練水平等等,日後才有望延續是次東京奧運的佳績。他又提到,儘管目前香港體育學院也有「五年計劃」,但只是針對內部的精英訓練,對香港整體而言並不足夠,因為「精英發展不只有訓練、聘請教練,還有其他配套,例如政策、舉辦大型賽事的決定、全民運動作為尋找潛質運動員的途徑。全民運動與精英發展是相輔相成,例如越多人打乒乓球,該國家的乒乓球水平越高,能夠揀選的人也會越多。」

在東京奧運舉行前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東京2020奧運會港隊代表團授旗典禮。她後來提出五項促進體育發展的新措施。(行政長官辦公室)

政府牽頭統領大局

國家的《奧運爭光計劃》是由國家體育總局統領進行宏觀調控的綱領性文件,需由其他部門據此目標、原則、措施、方法及步驟制定具體的實施計劃;而如果香港也要制定長遠而全面的體育政策規劃,相信單憑一個體育學院並不能成事。劉永松便認為,特區政府有需要成立一個專門負責制定並執行體育政策的「中央化協調機構」——即體育局,為體育發展領頭。他解釋,目前已有體育總會、體院、港協暨奧委會這「三頭馬車」主導體育發展,加上民政事務署轄下的體育委員會會為政府提供專家意見,但他們的工作多有重疊,包括財政分配、教練資源等——以體育總會及體院為例,他們需要在社區中心、學校等地方舉辦不同運動課程從中找出潛質運動員,再交由體院進行訓練;因此,需要一個負責統籌和協調的機構。

事實上,在前特首梁振英任內,已提出檢視體育發展政策,並於2016年在民政事務局開設一個負責統籌及推行政策的首長級乙級政務官(D3)職位「體育專員」,而現任專員楊德強也是首任專員。不過,劉永松指出,「在體育專員的架構下,未必有財力及人才去做檢討。他可能是一個能夠處理現況的架構,但沒法處理五年、十年,以至更長的發展規劃。」

除了成立體育局以統領體育發展之外,究竟應該為香港的體育發展制定怎樣的價值支撐、指導思想、工作方針、目標任務,也是當局必須思考的問題。例如,特區政府為了在短期之內取得更多獎牌,往往有種「慣性思維」,總是喜歡參考「外國經驗」,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後變成脫離現實的照辦煮碗,結果適得其反。劉永松也提醒,體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因事制宜」、「因人而異」,因為每個國家或地區的環境、體質、文化、地域、空間限制均有不同,而可供香港選擇的參考對象也不算多——既要成績穩定而突出,又要社經文化環境類近,更要行政組織架構相似。

他據此建議香港參考日韓做法,因為教育制度與香港相若,家長的管教模式及價值觀也傾向學業,「但首爾、東京等城市的運動成績也很好,城市的基建能讓國民有足夠的運動空間、設施。無論在提升大眾參與,或精英運動訓練,他們都會有較專注的發展。」而在首爾,就有一個名為「國民體育振興公團」(Korea Sports Promotion Foundation,簡稱KSPO)的組織,負責所有關於精英運動發展、大眾參與、學校計劃等項目。

對於體育「普及化」的措施,香港仍然不算足夠。(梁鵬威攝)

把握機遇拓展運動產業化

港隊在東京奧運取得空前的六塊獎牌之後,不少人紛紛提倡港府應該在「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基礎上,推動體育發展的「產業化」;不過,劉永松指出,「體育」本身涵蓋「教育」性質,當局要做的應是「運動產業化」而非「體育產業化」,形成一群有相關性質產品的結合體,包括有形及無形產品——前者包括運動鞋、運動服裝、運動器材、球拍、運動設施等;後者則包括運動經理人、專利權、贊助制度、運動旅遊、營銷等。

劉永松表示,全球的運動產業由2015年至2020的GDP大約為15萬至20萬億美元,每年平均有5-6%的增長,可見運動產業化是未來全球的大趨勢。「當人類生命越來越長,他們要求更多的不再是生存,而是健康。健康生活習慣與運動十分相關,產業化自然有發展的機會,尤其在經濟發展相對先進的國家,包括香港。」但他認為香港存有一個問題——市場小,所以要達成運動產業化,就必須放眼粵港澳大灣區、大中華文化圈,包括越南、台灣、新加坡等地。他建議政府領頭,「但不是搞運動明星賺錢。經濟活動交給商家就好,政府做一個領袖的角色,召集有興趣的商家,讓他們討論如形成一個運動產業鏈。」

至於日前國務院宣布同意香港、澳門及廣東承辦2025年第15屆全國運動會,劉永松認為這個方案對於香港未來體育發展有很大幫助:「要舉辦一個高水平的賽事,香港的財政成本是很高的,但由三個地區來分擔是個好處。通常作為主辦城市,籌辦經驗一定有所得着,可以令本地籌辦大型國際賽事的專業人員能夠得到充份的訓練及發揮機會。」他相信,香港有望藉此提升國際體壇的地位,因而更加需要制定「五年計劃」以培養更多運動員取得更佳的成績。他亦提到,香港鄰近廣東、深圳等地,應該藉此優勢爭取讓更多運動員到內地集訓。

劉永松建議成立專門負責制定和執行體育政策的體育局。(歐嘉樂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