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梓謙的覺醒——來一場「以解決問題為本」的新政治文化運動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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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專訪黃梓謙,他毫不掩飾自己的「立大志、謀大事」,但及後並沒有參加原定去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亦沒有如外界所料接任現屆政府問責團隊的關鍵空缺;兩年後再訪黃梓謙,他終於再次站到政治檯前,積極競逐新一屆立法會選委選舉產生界別議席,銳意團結社會各界「同聲同氣」聚焦治理,從而建立由「愛國」為首的十大核心價值驅動,以「解決問題」為本的全新政治文化。

黃梓謙像是變了個人似的,不但從「中間派」的「民主思路」晉身「國家隊」的「全國港澳研究會」,而且三句不離「毛鄧習」的理論和啟發,目前更是清華大學社會學在讀博士生;但黃梓謙又好像什麼都沒變,侃侃而談的都是他這些年來念茲在茲卻鮮被關注的從政理念和改革反思:「如果我們把立法會議員當成一份工作,它就只是一份工作,但如果我們把這份個人事業和國家民族復興緊緊扣連,我們就會想得更遠一些——到底應該帶領香港走向何方?又希望將來的人們如何書寫今天的歷史?這是本未完成的歷史書,我想一起寫好它。」

黃梓謙積極競逐新一屆立法會選委選舉產生界別議席,銳意團結社會各界「同聲同氣」聚焦治理,從而建立「以解決問題為本」的全新政治文化。(鄭子峰攝)

舊制無法促成民主善治

「我們要的,就是既享有一人一票,又實現良好管治,但在現實政治下,這兩種人好像無法共處,而香港目前亟需有人帶領我們凝聚共識。我很想做貢獻,可惜現在條件不足。」——2019年8月反修例風波期間,黃梓謙宣布退出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創辦智庫「民主思路」後接受《香港01》獨家專訪,分享他對香港問題的反思和投身政治的渴望,可惜當時「時機未到」,他無意參加緊接的兩場選舉——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

事隔兩年,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立法會選舉順延至今年12月,而提名期展開後4天,已經不算活躍的黃梓謙突然手持19個選委提名宣布競逐選委選舉產生的40個議席。從「不選」到「選」,黃梓謙再次接受《香港01》專訪時沒有迴避「變化」,而是坦言隨著「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和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加上現屆政府問責團隊對抗新冠病毒疫情的不濟,都令他有感面對「由亂及治」轉機和大型公共危機,從政者更需挺身而出展現擔當和領導。

「離開民主思路,是想走一條更加廣闊的團結路,從而幫助更多基層和弱勢。之所以承諾不會考慮那兩場選舉,則是因為社會氣氛非常二元對立,舊有選舉制度也無法讓我團結不同陣營。事實上,我也確實沒有參加那兩場選舉。」黃梓謙相信,當時沒有人能夠預料香港政治格局將會出現翻天巨變,他也只能在有限預期當中作出一些承諾;而當全新的選舉制度成功擺脫極端和民粹的威脅,傳統以「建制VS泛民」的光譜之分將不再適用,「愛國者治港」原則也有了清晰的要求,他那一心想要服務香港的政治熱情再次被激發:「這不只是一場選舉,我希望帶領大家經歷一場能夠改變文化、重建信任、重塑想像的政治實踐。」

黃梓謙曾經揚言不會參加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因為舊有選舉制度充斥二元對立,無法務實從政。(資料圖片)

「反修例」默默促成中間對話

黃梓謙的競選團隊把採訪地點安排在屯門「兆禧食坊」外的有蓋休憩空間進行。那是他這幾年在著名房地產私募基金擔任公共事務及市場總監所主打的屋邨商場活化項目之一,也是他在友愛邨成長時經常出沒的地方,有不少看著他長大的小販和街坊。

這個終日醉心籃球運動、讀書成績非常一般的「屋邨仔」,出人意料成了香港大學的「天子門生」;畢業後又順利加入上市公司葉氏化工集團,從管理培訓生做到工程塗料業務全國副總監,期間在內地工作七年跑遍300多個縣市,又獲志奮領留英獎學金到牛津大學攻讀國際關係研究碩士,更自發成立專為基層學生提供免費體育專業訓練和其他學習機會的「凝動香港體育基金」。

讀萬卷書,也走萬里路,但黃梓謙始終心繫香港政局。早在2008年,他已加入智經研究中心主辦從政培訓課程「智經學堂」;至2012年負笈英國深造,也表明「牛津是政治家搖籃,冀回港後加入政界」;到2015年主動叩門加盟「中間派」智庫「民主思路」,翌年出戰立法會港島區直選鎩羽而歸,外界普遍以為他已回到商界「搵真銀」,只是每逢問責團隊出現「政治助理」甚或「副局長」的空缺,「黃梓謙」這三個字又總會被政圈中人提起。

但不廣為人知的是,黃梓謙自2019年退出「民主思路」後,曾經在反修例衝突高峰期間「頂風作案」主辦多場小型的民間對話,冀能集思廣益為香港尋找出路,當中有部份參與者有望和他在新一屆立法會成為新同事;他更於同年年底北上出席「環球時報2020年年會」,並在「香港之痛:根在政治還是民生換屆」環節擔任討論嘉賓,向內地傳媒和讀者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港青三痛」——政改失敗,看不見希望;樓價太高,買不起房子;政府離地,和市民溝通不了。

屯門「兆禧食坊」是黃梓謙這幾年在著名房地產私募基金擔任公共事務及市場總監所主打的屋邨商場活化項目之一,也是他在友愛邨成長時經常出沒的地方。(鄭子峰攝)

銳意打造賢能治港典範

翌年6月,黃梓謙獲邀加入港澳辦主管民間學術社團「全國港澳研究會」,並在只有碩士學位的情況下獲選成為最年輕的理事之一。今年3月,他作為全國性非政府組織「中國聯合國協會」的青年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屆會議發言,反駁有指香港人權在《港區國安法》通過後迅速惡化的說法。兩個多月前,他在北京酒店隔離足足21天後,正式成為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因為他深信在「一國兩制」接下來的25年裡面,香港發展必須聚焦地區治理,而他現在三句不離「毛鄧習」的理論和啟發,還有社會學人的冷靜和溫度。

「開學時,(邱勇)校長不斷提醒我們,要把自己的個人發展和國家命運、民族復興緊扣在一起。老實說,就算是以前在牛津留學,也很少會從這麼大的命題出發思考讀書治學的意義。但我現在會想,我的事業和香港乃至國家前途之間有著什麼關係?」短短一個多月的校園生活,著實令黃梓謙大開眼見,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非常出色的同學們,非常迫切地想到社會底層去服務,想為基層群眾解決問題。」例如他的室友趙家坤,雖然只有29歲,但曾經遠赴印度貧困小學支教,又在家鄉雲南參與多年扶貧工作,從中不斷反省各級官員的「能」與「不能」和「為」與「不為」,也不斷深入認識國家、思考國家、理解國家。

這種強烈的使命感,令黃梓謙很受鼓舞,隨著立法會選舉提名日期的臨近,他也不斷拷問自己是否該為香港和國家貢獻更多?事實上,他已經做好全身投入政治的準備,而如果他要以新一屆立法會作為重新出發的起點,他並不打算當個平庸的議員,而是有志成為新時代治港者的典範:「如果我們把立法會議員當成一份工作,它就只是一份工作,但如果我們把這份個人事業和國家民族復興緊緊扣連,我們就會想得更遠一些——到底應該帶領香港走向何方?又希望將來的人們如何書寫今天的歷史?這是本未完成的歷史書,我想一起寫好它。」

來一場新政治文化運動,就是寫好香港歷史的序幕。「解決問題」是這場新文化的核心理念,黃梓謙在兩個小時的訪問中提及22次,不斷強調政治本質就是為了解決民眾問題。「以往的議會當中,有不少人著力反映問題或者解釋問題,但當下香港更需要的是解決問題。」他指出,香港現正面對非常嚴峻的古典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懸殊和上流停滯,其本質就是有產者和無產者的差距,理應透過公共財政協助無產者購置公營物業,從而為他們創造財富;不過,舊有政治制度之下行政機關和立法機構的關係非常扭曲,制定政策的官員和制定法律的議員成了對手,難免互相推卸社會責任,沒法共同承擔協力解難,「但我們應該追求一種能夠團結大家的政治文化,再匯聚各界精英群策群力去解決問題,而不是把官員侮辱到一文不值就完事。」

黃梓謙認為,香港現正面對非常嚴峻的古典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貧富懸殊和上流停滯,政府必須積極透過公共財政幫助大多數人購置公營物業,藉此為他們創造財富。(資料圖片)

議員理應同聲同氣解決問題

「有人質疑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會同聲同氣,起不了監察政府的作用。但我們不應該停留在這種表面的認知上面,而該考慮『同聲同氣』在不同語境的意義,如果大家都能聚焦『告別劏房』,『同聲同氣』的話又有什麼問題?」黃梓謙強調,根據《香港基本法》和「行政主導」體制,立法會議員的首要本職工作是「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而由於法案主導權在特區政府手上,如果議員和官員無法衷誠合作,問題只會無限拖延和糾纏;他又補充,很多人以為「制定法律」就是製造阻力,所以抗拒立法,但其實好的法例反而有助市場適應新的生態,更有效運轉。

在黃梓謙的政治文化構想當中,新議會不但不是「橡皮圖章」,當中的40個選委選舉產生議席甚至能夠成為一道促成「賢能政治」的旋轉門——由於議員和特首同樣以1500個選委作為選民基礎,理論上由選委以「多數決原則」選出的議員和特首,政綱理念分歧不大,他們合理解決問題的機會較高,而有了一定政治歷練的議員甚至可以加入特首的問責團隊。

「以前香港缺少這樣的『旋轉門』,專業人士進入問責問團之前大多沒有經歷什麼『政治生活』,不像中國共產黨或者西方政黨成員——即使他們的正職是在私營機構工作,但當他們被徵召進入行政機關從事公共政策服務時,他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理念完全無庸置疑。」黃梓謙透露,目前有不少學者已在討論如何加以完善1500個選委的政治職能,令他們徹底負起治港責任,「不能只是簡單停留在提名和投票的階段,應該隨著新的政治文化運轉。」

在黃梓謙的政治文化構想當中,新議會不但不是「橡皮圖章」,當中的40個選委選舉產生議席甚至能夠成為一道促成「賢能政治」的旋轉門。(鄭子峰攝)

十大核心價值驅動議題協作

不過,對於一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都沒有社會共識的香港而言,恐怕連要統一大家的問題認知也會成為問題。但黃梓謙認為,這正正是知識份子責無旁貸的責任,絕對有需要帶領普羅大眾認識問題,並且為他們提供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的最佳方案。而何謂「以公眾利益為依歸」?那就必然回到政府存在的最終目標,就是為人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若再細分的話,就是在『幼有所長、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人生歷程當中,政治領袖能夠讓每一個人都有尊嚴地完成每一個階段。什麼又是『有尊嚴地完成』?起碼能對自己的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達到一定水平,而不是說三餐不繼,永遠活在貧窮當中、永遠死無葬身之地。」

黃梓謙就此提出兩大基本原則——首先,是以解決問題為本的議會協作模式,無論是議員同事、政府官員、民間團體、專業精英,只要大家對於解決社會問題有著共同意願,就應該由他們帶領各界凝聚共識;其次,是以價值觀主導政策而非傳統範疇分野的思維方式,當中包括愛國、進步、關懷、創新、發展、永續、法治、健康、平等、文化這十大核心價值。

重塑了價值觀,還需加深對問題本質的認識,才能找對方法去解決。黃梓謙相信,「調查研究」和「不斷學習」正是「找對方法」的不二法門。事實上,早年離開大學校園之後,黃梓謙仍然持續透過閱讀提升知識儲備、增強理論認知、訓練深度思維;自2016年因立法會選舉失利而淡出政壇後,他也是不斷借助書本的力量,改革自我、尋求突破——而且,每一位「無言的老師」的身上,都被他寫滿密密麻麻的筆記,或是總結,或是深省,或是啟發。

離開大學校園之後,黃梓謙仍然持續透過閱讀提升知識儲備、增強理論認知、訓練深度思維。(受訪者提供)

擬把劏房生活作為田野考察

「清華大學非常重視田野考察和調查研究,我上了短短幾節課已經很受教。」黃梓謙透過對中國當代社會學家費孝通所著《鄉土中國》的學習,深刻體會社會學人都應該以沉著冷靜的目光審視社會現象,再以和平理性的思維剖析社會結構,但終究不能忘了做個有溫度的人,尤其他還是個「政治人」,「你只有不冷漠,才能把群眾的問題當中自己的問題,從而真真切切地作出回應,他們自然就不會用那些激進的、互不尊重的方式來喚起你的注意力了。」

他提及,應屆研究生通過明年的考試後,就會正式開題研究,預計至少修讀兩年半才能完成博士學位。據他了解,同學們大多會選擇到貧困農村居住一段時間,從而進行詳細的田野考察,而他頗想把田野考察的場景搬來香港的基層生活:「可以好好研究香港的『田野』,認真寫本《香港基層劏房生活日記》,但到底該用社會學家還是政治家的視角去剖析問題,我還要再思考,畢竟你做的所有研究,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原點,到底想解決什麼問題?」

「我本來最想學習的是如何解決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的問題,但清華大學的社會學也很強於『社區規劃和社區治理』,又觸發我深入思考香港的『社區規劃和社區治理』問題。」黃梓謙說, 中共中央近年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所謂「治理」講究的不是從上而下的管治,而是上有規劃下有參與的上下聯動模式,簡單來說就是政府規範之下賦權認可機構進行自治,例如早前公布的《前海方案》和《橫琴方案》都沿用了類似概念;至於「社區規劃」最令他讚嘆的地方,則是已經充分應用大數據優化公共服務運作、精準解決社區問題,「再來看看香港的社區發展,沒有規劃,談何治理?」

在黃梓謙看來,如果香港社區治理得宜,甚至能夠藉此吸納年輕政治人才,和他們建立一種共同服務社區的關係,相信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根本不至於一發不可收拾。「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市民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區將來會是什麼模樣,因為大家的社區生活沒有共同目標,自然也就不會有所想像、協調和互動。」黃梓謙慨嘆,全世界的政治人才大多是從群眾當中出來,可惜香港並沒有把社區治理當作培訓政治人才的搖籃,大家以為一人一票選舉等同公眾高度參與,又以為公眾高度參與等同高質政治參與,結果——區議員的職能只是反映問題,而沒有授權他們自己解決問題,他們也逐漸流於民粹,甚或矮化成為街坊保姆;民政專員也只有協調地區工作的權力,根本沒有規劃甚至制定社區發展目標的權力,形同虛設。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展開第四天,黃梓謙報名參加2021立法會換屆選舉。(盧翊銘攝)

「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是底蘊成色

「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則是黃梓謙這套政治文化的精神底蘊——從小方面看,這是他成長歷練的精髓;從大方面看,這也是香港得以實行「一國兩制」的關鍵。他此前的北京之行帶來的另一大衝擊是,每每問及人們國家的下一波發展是什麼,大多數人都回答都是「文化+」;回想他10多年前因為工作關係跑遍大江南北時也做過同樣的小型民調,當時人們都說是「互聯網+」,而時至今日國家的互聯網發展和治理也確實引領世界。他忍不住地想——「香港的下一波發展又是什麼?我們的文化底色足夠嗎?當《國家十四五規劃》賦予我們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時候,我們又應該怎樣去理解好、規劃好、承載好?」

「中國文化是香港的根,講究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同時,香港也深受嶺南文化影響,追求多元和包容;另外,香港又是世界的窗口,我們必須掌握外來知識。這些文化本來共同構成香港的『融貫中西』,但在近年城市發展進程當中,我們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定位。」在黃梓謙看來,無論是主張愛國所以必須堅拒外來文化的觀點,抑或是盲目面向世界而斬開中國文化根源的論述,都令香港失去應有的城市價值,對外來文化無法海納百川,對國家文明沒有溫情敬業,長此以往恐怕難以辯證取捨推陳出新,未能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

當然,香港的文化底子絕對夠厚,黃梓謙也相信,只要特區政府重新審視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定能從三方面增強對話實力、提升文化魅力、激發文化活力——首先,豐沛自身的文化藝術感染力、創造力和輻射力,用更多更好的作品和項目來說話;其次,尋找自己的文化主場、牢築獨特的文化根基,八面來風兼收並蓄,一脈相承培根築魂;最後,注重文化藝術的公共產品屬性,積極透過政府的頂層設計,協調社會、引導市場,讓官商民共同激發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氣象。

「我有一個在蘇富比擔任現代藝術總監的朋友,他說有生之年希望看到國家取回當代藝術的話語權,因為西方藝術家基本上已經壟斷了整個市場,但我們仍未摸索整合出當代藝術的大脈絡。」黃梓謙相對樂觀,認為正好因為國家仍未取得當代藝術的話語權,香港更有空間去善用西方明白的方式,向他們說好當代藝術乃至整個中國的故事。

其實,外界也盛傳黃梓謙有望出任新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要職,他則回應說,目前會專注做好選舉工作,而未來有機會的話,也不排除在任何適合的崗位服務香港、解決問題、展現承擔。

立法會選舉各界別參選名單,請按此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