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對「時代革命」的反思不該止於悲情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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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結束的2021年台灣金馬獎頒獎典禮上,將最佳紀錄片獎頒給了香港導演周冠威的《時代革命》。在提前錄製的獲獎感言短片中,周冠威悲情且哽咽,表示希望這作品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的香港人」,並坦言在製作本片過程中哭過很多次,好幾次是靠這部電影自我安慰、宣泄憤怒和仇恨、面對恐懼與創傷,「無論是仍留在香港的人、很多流亡海外的人或現於監獄裏的朋友,希望這部電影的存在可給予一份安慰、一份擁抱。」

《時代革命》圍繞2019年香港爆發的那場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展開,導演通過對前線抗爭者、「守護孩子」成員、大學生、義務急救高中生、網媒記者等不同視角,記錄了佔領立法會、7·21元朗襲擊及理工大學衝突等關鍵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周冠威也是2015年香港電影金像獎獲獎電影《十年》其中一單元的導演。鑑於周冠威本人的政治立場,《時代革命》的傾向性可想而知。

對於香港來說,不管是個體層面還是政府層面,修例風波再怎麼反思和總結也不過分。因為作為香港繼六七暴動後半個多世紀裏爆發的最大政治危機,修例風波不僅將香港積累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暴露無遺,也倒逼着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港區國安法》並修改選舉制度,香港由此進入「一國兩制」的新周期,以往的「河水不犯井水」不再,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更加直接且強勢的姿態展示在港人面前,愛國教育、傳媒整頓、陸港融合接踵而至。不管港人願意還是不願意,這就是修例風波之後香港的現實。

周冠威作為香港本土導演,以紀錄片《時代革命》的方式記錄這場修例風波,一點也不意外。觀眾願意從中看到香港抗爭者的無奈,還是透過這部片子更直接感受到被美化的暴力,並不取決於片子本身,結論早已存在於每個人根深蒂固的既定認知和偏見之中。所以當該片獲獎的消息傳來,雖然多數人並沒有真的看過原片,褒揚者、批評者都理直氣壯,根據既定的認知重複着各自對於這場運動的理解和敍事。

風波揭露了繁華都市的陰暗面

對香港整體而言,針對這場改變香港命運的修例風波的反思,絕不該止於《時代革命》式的悲情,香港也不該因此淪為一座「悲情城市」。因為修例風波短期來看,對香港而言確實是一樁壞事,街頭不斷上演的暴力攬炒一夕之間將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文明、法治的面紗撕開,呈現出極其真實且慘烈的一面,但長期來看,這又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面對這座被暴力裹挾的城市,任誰也無法再對困擾港人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回看香港回歸至今二十四年的經驗和教訓,北京和香港都應該意識到,今天困擾香港的問題與矛盾不是回歸之後才產生的,而是早在回歸前就已經埋下,而且長期被表面的發展與繁榮所掩蓋,並在內外變局的雙重影響下愈發積重難返。換言之,主權回歸從一開始就不意味着香港問題的解決,反而是一系列問題的開始。正如台灣左翼學者陳映真所言,無論是台灣還是香港,「統一」、「回歸」並不只是一個主權問題,也事關改變冷戰形成的殖民結構的問題。主權的回歸最為關鍵,但「人心」的回歸則是一項需要持久努力的工程。

1990年6月,鄧小平與包玉剛交談香港問題。(VCG)

而今,經由對修例風波的反思與總結,再加上習近平2012年上台伊始就對「河水不犯井水」的撥亂反正,北京已經徹底轉變了治港思路,從以往的「不作為」、「有所為」轉而開始更加「積極有為」。但僅僅有北京的轉變遠遠不夠,香港最終能否真正由亂轉治、由治及興取決於香港自身。在轉型的關鍵時期,香港不該繼續沉浸在《時代革命》式的悲情中,而應該將香港問題放在更長的歷史脈絡裏來思考,既讀懂回歸前的香港,也讀懂回歸24年裏的問題與矛盾,如此才可能真正找準該努力的方向,帶領香港再出發。

香港也需要自己的「歷史決議」

《基本法》頒佈三十周年之際,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曾撰文坦言,「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了「五十年不變」的中期,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逐漸顯現,尤其在修例風波中,發生大量嚴重碰觸「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許多深層次問題都到了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時期。而在鄧小平當年所承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香港對於自身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思考是什麼?這是擺在香港面前的問題,也比簡單的悲情更緊迫、更必要。

剛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推出了中共百年周期裏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對香港而言,也需要一份自己的「歷史決議」,既對歷史遺留問題,比如官商共治、地產霸權、未完成的去殖民地化進行反思,也對現實問題,比如落實行政主導、培養治港人才、提升公務員的綜合能力進行探索,就像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繼總結過去也面向未來一樣,香港當前也面臨着如何理清過去、面向未來的問題。試想一下:如果港人對過去尚且無法理清,又如何能團結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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