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西安市剛剛和新冠病毒疫情打了一場歷經30多天的硬仗。在清零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從上月9日開始新增一宗本土確診，到上月中下旬每天新增超過150宗病例，直昨天（1月12日）終於回落到個位數的6宗——短短一個多月內，全市累計新增2031宗病例。很多人都說，有了武漢封城的前車之鑑，西安這場疫戰明明可以避免，可惜人們總是善忘，往往未能認真吸取教訓。Omicron疫情一觸即發的香港，何嘗不是如此？

西安戰疫．上｜30多天打了一場硬仗　應該吸取什麼教訓？

從疫情初發的混亂和失誤，導致不少西安市民因為缺糧缺菜而焦慮和發愁，到中後期的重大調整和嚴格管理，新增確診病例大幅回落，整體情況已有好轉跡象。儘管1月4日「西安一碼通」又出現系統崩潰，令剛剛決定啟動的全市新一輪核酸篩查進程一度遲滯，再次暴露西安防疫乃至城市治理的嚴重短板，但從當地官方所採取的措施和西安市民的反饋來看，當局正在着手解決就醫難、吃菜難等問題——例如最困難的城中村等特殊區域已決定成立解決村民就餐問題的專班，許多小區也陸續收到糧食，相信最困難最混亂的時刻已經過去。

對於了解國家如何抗疫的人們來說，要在短期內控制疫情，是可預期的事。然而，西安的措手不及也確實令不少人大跌眼鏡。

無可否認，任何大城市突然遭遇封城，都難免出現各種各樣的混亂和問題。因為現代化城市本就脆弱，物資主要依賴市場化供應，一旦封城，經濟停擺，必然舉步維艱。在這一點上，沒有城市能夠例外。但不同城市的治理水平、應急管理能力本就有所不同，這就決定着不同城市在危機下的表現會有差異。今次西安防疫的問題在於根本沒有做好應急預案，其治理水平和危機管理能力也與過去數年的城市擴張速率嚴重不匹配，以至於在疫情面前只會簡單地採取「一刀切」的措施，結果顧此失彼、問題不絕，導致許多人在21世紀的中國竟然需要為吃飽飯發愁。

儘管西安的組織協調能力令人哭笑不得，但隨着國家力量介入（過去兩年中國至少在國家層面已經積累和形成一套快速有效控制疫情的經驗），加上大量西安民眾通過網絡反映問題和發出求助，以及群情激憤的輿論壓力下，西安已然作出改變，既注重疫情的防控，又解決基本民生保障。

但即使如此，讓人不能不反思的是——在國家已有兩年防疫經驗，西安作為常住人口超千萬的國家中心城市，相比於當初對疫情的認知幾乎是一無所知的武漢，非但未有明顯進步，反而漏洞百出，尤其是不少民眾忍飢挨餓的狀況，實在讓人心痛。以目前輿情來看，西安防疫表現實在差強人意，導致近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新一線城市形象備受重創，當地政府的公信力更是陷入信用危機。

西安何以至此？這一方面是前文所述的西安城市治理水平、應急管理能力缺失的問題，即網民所批評「一將不行，累死三軍」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西安根本未有吸取上海等地精準防疫、科學防疫經驗和兩年前武漢封城經驗所致。

一年前，筆者曾經到訪武漢撰寫疫情一周年專題報道。那時與武漢人談及社會會否吸取武漢防疫的教訓，避免類似的失誤、混亂重演，有朋友不無悲觀地說，社會不會真正吸取什麼教訓，很快就忘得一乾二淨，唯一能夠期待的只是醫療進步。當時，筆者對朋友的說法將信將疑，心裏總是盼望着各地能夠吸取武漢的教訓，因為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但遺憾的是，事實證明，西安終究還是未能吸取教訓，既讓這座城市的形象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使得許多民眾一度陷入困境，又給過去兩年在全球範圍內都稱得上十分亮眼的中國防疫成績蒙上一層陰影。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 W. F. Hegel）曾說，歷史給人類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來不吸取教訓。這句話不乏道理，但總是令人難以接受。如果人類不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那怎麼進步？法國小說家加繆（Albert Camus）曾在《鼠疫》中寫過，知識和記憶是「一場災難給人們最大的教訓和經驗」，「我們不應當輕易放過那些治理中曾經嘗過的苦頭和教訓，應該盡力在下一次災難發生時規避它，而不是一次次地重蹈覆轍」。

對於在過去兩年，陸續經歷武漢封城、西安封城的中國來說，加繆此言尤其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畢竟，西安防疫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重蹈當初武漢防疫的混亂和失誤，同樣的問題，總不至於第三次再犯吧？

對於Omicron疫情一觸即發的香港，何嘗不是如此？過去兩年來，過於寬鬆的入境檢疫措施曾經釀成多次社區爆發，也導致內地當局質疑香港防控成效，遲遲不願開放免檢疫入境政策；而每一個「寬鬆」的政策背後，不但總是未能吸取教訓，而且永遠離不開一種「貪方便」、「省麻煩」的僥倖心理和管理思維——

回想2020年7月下旬，海外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單是美國每天已有超過5萬人確診，但特區政府並沒有要求海外抵港人士進行集中隔離，甚至容許船員和機組人員等豁免病毒檢測、自由出入社區，結果引爆本港第三波疫情；

至2020年8月上旬，第三波疫情才逐步放緩，儘管特區政府終於對海外抵港人士採取集中檢疫措施，但並沒有進行「閉環式」的管理，而是容許檢疫人士親友前往探訪，結果於11月中旬引發每日有過百宗確診的第四波疫情，檢疫中心資源一度供不應求，出現多宗「等隔離等到死」的悲劇，又有確診病人在醫院隔離期間擅自逃離病房的鬧劇；

事後特區政府總算有些進步和突破，終於2021年1月23日起採取有限度的「封區檢測」和「封樓檢測」行動，加快排查感染個案和高危人群，使得疫情開始受控；然而，每當疫情放緩，特區政府似乎就會放鬆警戒，未有進一步改善一而再再而三引爆社區傳播的檢疫漏洞，例如是次疫情的出現，就是源於當局為了便利航空公司的營運，甘願賭上疫情重臨的風險，而豁免機組人員進行「強制性」和「閉環式」的集中檢疫，容許他們自律在家隔離，結果有人違反規例外出聚餐，也有人傳染同住家人，社區傳播因而一發不可收拾。

論確診案例和應變措施，香港和西安當然不可同日而語，畢竟兩座城市的民風、規模和治理水平完全有別。然而，不管什麼城市，如果無法從失敗中學習，「失敗」恐怕就會無限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