煒論經濟|未來就是現在:「香港製造」生物科技

撰文:鄧希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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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為讀者分析為何香港有潛力發展五大先進工業,本文先聚焦介紹第一個產業——生物科技。為何先介紹生物科技? 天時也。世界主要經濟體正經歷人口老化,對醫療及長者支援服務和產品的需求龐大,並預計將持續增加。再加上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已進入第三年,醫療健康產業成為全球焦點,獲各國政府推動發展,資本市埸也爭先投資。
鑑於香港醫療行業發展成熟,擁有世界級的生命科學專家,加上中央政府早在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已肯定香港「再工業化」的可能性及重要性,並建議香港與深圳聯手創建世界一流科技及創新中心,其中以生物科技及醫藥為大灣區新興支柱產業。因此,香港政府應把握機遇,迎合世紀疫情衝擊下的區內發展新格局,推動醫療及生物技術的研究成果產業化及商品化。

中港生科協同效應

香港本地的科研實力潛力無限,多所大學的生物科學研究早是世界聞名, 22所大學實驗室獲國家科學技術部批准成立國家重點實驗室或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分中心 ,當中13間與生物科技相關。雖然本港大學科研成果卓越,但大學與業界連繫及知識轉移,以及工商界對大學科研的投資,都遠低於全球生物科技重鎮如波士頓、紐約、倫敦或東京。參考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5年報告,本港工商界對大學的科研投資少於1,000萬美元,相等於人均大概一美元,僅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或英國的七分之一。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已經基本擁有成形的生物科技產業鏈。進行基因排序、運用醫學影像、製造醫療器械及結合人工智能與醫療技術等方面更領先全國。許多國內民營企業正大幅提高在生物科技領域的發展。例如,平安科技構建智能醫療平台,讓醫護人員提供病人初步診斷結果,提升醫療機構效率之餘,更能減低前線醫護人員的工作負擔,分流急症室的壓力。剛成立的騰訊醫療健康,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協助醫療衞生行業以數字化進行升級轉型。

香港應善用國內日益重視生物科技發展的大勢,加強與國內廠商及科研機構的合作及互補。貿易發展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香港約有250家生物科技相關企業、160家醫療衞生設備製造商,但本港生物科技產業集群發展不足,主因之一是缺少國際一流的大型生物科技機構(如在波士頓由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共同創辨的Broad Institute或位於英國劍橋的AstraZeneca)。

香港應善用國內日益重視生物科技發展的大勢,加強與國內廠商及科研機構的合作及互補。圖為2021年9月,全自動導航膠囊機器人在重慶發布上市(新華社)

可喜的是,特首在最近的施政報告中已明確指定,在位於河套區、2024年開始運作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立大型生物科技研究機構。筆者期望,籌備中的多間研究機構除了中港合作合資外,還可牽涉跨院校、跨國及「官產學研」的合作。業界及政府有關部門應善用香港品牌溢價,利用卓越高校科研推動「香港標準化」,在大灣區建立統一市場,增加醫療資源及數據跨境流動。

香港其實一直不乏世界級一流生物科技人才及研發,以下列舉數個例子。

中大盧煜明教授的無創DNA檢測技術

被喻為最接近諾貝爾獎的香港人——中大醫學院盧煜明教授,經過二十年的努力,與團隊研發了「無創性産前檢測」,讓孕婦在懷孕十二周後檢測胎兒是否患有地中海貧血症、唐氏綜合症及其他疾病。相比以往的侵入性測試,盧教授發明的無創産檢,大量降低測試期間孕婦流產的風險。

盧教授第一次申請研發經費時被拒絕,直至1999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成立創新科技基金,才成功申請400萬元經費繼續研究。無奈地,最初因資金短缺,盧教授團隊的發明,未能在港商品化,從而惠及一眾港媽,其他國家如英國的孕婦反而可搶先使用這項技術。到2014年,盧教授決定與中大同事趙慧君教授及陳君賜教授成立雅士能基因科技工司(Xcelom),為香港市民提供獨家授權專利的無創産檢,並於2019年起,在新成立的啟德兒童醫院正式採用其技術,但已足足較其他地區遲了八年。

盧教授曾在訪問指出,香港缺乏具豐富科學知識的企業家,香港的企業家普遍不瞭解科學研究的發展潛力,較少投資需時甚長才有回報的科研項目。

盧煜明教授發明的無創産檢,大量降低測試期間孕婦流產的風險。(張浩維攝)

科企在港成立手術機械人研發中心

醫療器械業作為與公眾健康密切相關的產業,近年在各國政府政策推動下快速發展。其中,輔助手術的機械人有時比傳統人手更勝一籌,能減低手術創傷度,增加準確度,且能節省日益短缺的醫務人員人手。參考商業諮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研究報告,國內手術機械人市場年增長率爲44.3%,市值將由2020年的4億美元上升至2026年的38億美元。

本港的初創公司普銳醫療是一成功例子。此公司由倫敦帝國學院哈姆林中心衍生,從2018年起在香港研發手術機械人,專注科研創新,特別是臨床轉譯技術方面。普銳醫療受惠於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的實力,利用涵蓋電子、金屬、塑膠以至精密工程的頂尖供應商,以及香港的設計及開發基礎,成功把創新技術商品化。

傳統製藥以工業物聯網提升品牌價值

傳統藥業也需要透過智能生產進行業務升級,以適應多變的時代,同時保留傳統品牌價值。傳統中藥廠強調「古法虔製」,尊重調製手法,不能隨意更改。對中藥廠來說,即使以機械化生產,部份操作流程仍依賴人手。加上現有的技術人員大多即將退休,要招聘及訓練年輕一代學徒,變得愈來愈難。

傳統藥油品牌保心安是成功升級轉型的好例子。他們與生產力局合作,研發專用的智能包裝設備,一站式自動化以往需要大量人手的包裝及封樽等工序,並利用機器視覺技術監控運作,確保工序和產品質量和穩固度。此外,新設備亦通過內置智能數據系統,實時採集生產、設備、品質和能源數據,協助提升生產及管理效率 。

傳統藥油品牌保心安是成功升級轉型的好例子。(羅君豪攝)

「官產學研」合作 好好利用疫情帶來的機遇

筆者所任職的香港大學在疫情初期開始研發疫苗,研發團隊亦主動提出在港構建疫苗生產廠房,卻不獲政府相關部門支持。在2020年,香港大學的團隊成功研製了全球首支噴鼻式新冠疫苗,更在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最高殊榮的「評判特別嘉許金獎」。疫苗即將完成第一期臨床試驗,有望於三年後面世,筆者期望有關當局能全力協助,以「官產學研」的模式加速本港科研轉化實際成果。

港府最近對提升科學知識轉移及市場化有新思維,例如港大研究團隊發明能抑制新冠病毒複製和繁殖的口服藥,有賴香港創新科技署、研究資助局及食物及衞生局的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及基礎研究種子基金的資助,在短時間內取得突破性成功,並正申請專利。

香港發展生物科技的人才戰略

新冠疫情下,本港研發及生產的疫苗及其他抗疫產品,證明「香港製造」仍有實力及品牌價值。縱使本港在生物科技上有上文所述的優勢,但仍遇到不少障礙。首先,要解決人才短缺問題。根據香港大學香港經濟研究中心2017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58%受訪企業在香港難聘請合適人才,比內地高出17%。國際科研人才競爭激烈外,香港研發人才流失率也很高。香港科研人員通常只願意於企業工作兩至三年,然後到國外或內地尋找更好機會。

疫情爆發之後,香港大學的團隊成功研製了全球首支噴鼻式新冠疫苗。(盧翊銘攝)

由於勞動力市場沒有為科學和工程專業的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以實踐知識,人才短缺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因此,要解決初、中級科技人才供應短缺的問題,先要解決勞力需求不足的問題。為此,特區政府需借助外國及中國內地大型企業或機構,以經濟誘因吸引它們來港設立分支機構, 旨在轉移技術及知識,並最終在香港創造高科技就業機會。

另外,香港政府還可增加各所大學科學及科技專業的博士生限額。鑒於本地大學提供的教育及培訓受到全球認可,增加的博士生不僅可以填補本地勞動力市場的人才缺口,更可打造香港成為全球生物科技人才培育中心。

在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方面,香港政府可以考慮微調和擴大現有人才計劃的規模。 根據筆者與本地初創企業負責人的交流,發現企業透過政府的人才計劃聘請外國技術員工時,由於存在僱用本地員工的捆綁安排,遇到不小財務壓力。筆者認為有關當局須注意相關行業的人才需求,增加人才計劃的靈活性,並簡化申請程序。

鑒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持續升溫,特別是與美國,某些學術界和業界的頂尖科研專家,可能在一些推動因素鼓勵下,考慮來港發展。但除了經濟鼓勵,頂尖專家通常會更注重香港的研究環境和生活條件。為吸引有經驗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需要建造更多人才公寓。於2021年啟用、鄰近科學園的「創新斗室」(InnoCell),正是一個解決人才住屋問題的好開始。計劃中的北部都會區,應興建更多更大型的人才公寓,為不同級別的科研科技人才,針對性地解決他們在港的居住問題。

要推動生物科技,除了解決人才問題外,特區政府也可考慮實施另外三項政策,包括: (1) 增加科研資源, (2)提供風險資本, (3)推動在大灣區建立統一的知識產權保護系統。由於篇幅所限,往後在此欄再深入解釋。

最後,正如港交所前總裁李小加所言,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應該在這場重大科技革命中,充分發揮本港資本市場優勢,為生物科技產業作出貢獻,把香港打造成為世界生物科技中心。

鄧希煒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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