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案2022｜新一屆立法會　仍然只懂得叫政府「全民派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明日（2月23日）發表現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疫情極為嚴峻之下，晚市禁堂食、多個處所關閉，市道大受影響，社會自然期望當局再次「全民派錢」。然而，從長遠公共財政和經濟發展角度來看，貧富劃一的「全民派錢」只會加劇社會不平等；但偏偏，無論香港順境還是逆境，我們都有一批開口埋口都只懂叫政府派錢的治港精英——根據《香港01》統計，在新一屆立法會中，目前至少有53名議員表態支持派錢。外界普遍亦預料，盛傳有意參選新任特首的陳茂波為催谷人氣，或會第三度「順應民意」。

一如既往呼聲最高

綜觀近日各個政黨及立法會議員的建議，以消費券形式實踐「全民派錢」的呼聲最高，普遍認為有助紓解民困和刺激經濟。

據《香港01》統計（見下表），截至上周四（2月17日），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自由黨、勞聯等至少40名議員已經表態要求政府派發5,000元至10,000元的消費券不等；另有13名「單丁」議員，包括新人嚴剛、陳祖恒、楊永杰、梁文廣、林素蔚及張欣宇等人則支持派發現金或消費券，金額同樣以5,000元、10,000元為主；反對派錢的只有7人，例如新民黨質疑派錢對提振經濟效用有限，認為應把資源聚焦幫助基層的市民或小中產上，而選委界議員劉智鵬和林筱魯則指措施未必做到「精準扶貧」。

不過，呼聲最高，並不等同是對香港的最好選擇。

好景逆境都派錢

越趨嚴峻的疫情和不斷收緊的防疫，雙雙打擊市民生計和經濟表現，飲食、零售和服務業更是首當其衝，在這樣的惡劣背景之下，「全民派錢」看似是個不錯的選擇，既能解市民燃眉之急，又能藉由提高消費開支而提振經濟。陳茂波上月在立法會回應陳曼琪關於消費券的質詢時，便宣稱社會整體對於去年派發的電子消費券「反應十分正面，認為它有助帶動消費氣氛，提振經濟」，而他將會審慎和通盤考慮是否再次派發。

與此同時，儘管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日前（2月15日）通過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同意政府向短期失業人士提供一次性一萬元臨時失業支援，另向食肆、美容院、按摩院、健身中心和電影院、髮型屋等處所提供一筆過資助；但由於該措施存在漏洞，例如一些自由工作者或沒有強積金的僱員可能沒法受惠，似乎可以透過「全民消費券」填補不足。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老掉牙」的理據，認為政府可藉派錢平息抗疫破防所引起的社會怨氣，又指當局已就派發消費券建立數據庫，相信再次推行的話更為方便。

加劇社會不平等

這樣看來，「全民派錢」猶如疫情下的萬靈藥，既有利於經濟、紓民困，又有利於挽回民意，何樂而不為？不過，如果跳出短視和民粹的角度，從長遠公共財政和經濟發展維度去分析「全民派錢」的利弊，就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無可否認，「派錢」的確可以在艱難時期為市民雪中送炭，解決燃眉之急，特別在疫情之下，基層市民的生計大受打擊，「全民派錢」的確可以填補基層市民的生活成本。但經濟不景之下，這種貧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錢舉動不但無法做到「精準扶貧」，反而加劇社會不平等；即使疫情過後，經濟慢慢好轉，但這種貧富均等的派錢模式根本無助於改善結構性貧窮問題，更加無法有效促進政府長遠改革經濟。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疫情無疑加劇社會不平等，因為中產和富人階級擁有充足資源應對，生活和生計也較少受到疫情所影響，但對不少基層來說，疫情不但意味「手停口停」，而且因為防疫資源的匱乏和工作性質的需要而面臨較高感染風險。例如根據樂施會去年年初發佈的《不平等病毒》報告所指，新冠病毒疫情幾乎令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不平等情況惡化，而對於富有的人而言，他們具有較高的經濟抗疫能力，當部分基層因為疫情而需要居家隔離而無法開工，富人的經濟衰退早已結束。

因此，正如新民黨、劉智鵬及林筱魯等反對派錢的聲音所言，政府需要「精準扶貧」，更加集中資源幫助受疫情重創的基層市民，而不是「貪方便」、不問貧富地「全民派錢」。這種等一次性措施看似慷慨解囊，但實際上，由於富者的處境本來就比貧者優越，變相導致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進一步加劇社會不平等。對於未能受惠於第六輪防疫防抗基金的自由職業者，議員大可以建議政府制定具針對性的紓困措施。

《財政預算案》應是「長短兼備」

至於所謂「提振經濟」，雖不能說全錯，但整體效用有限。首先，上一輪電子消費券的最大不足之處是，未能更精準地扶助最受打擊的中小商戶和旅遊行業，所以即使去年派發消費券後首四個月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增長9.6%，但很多小店和旅行社仍然被迫結業；其次，兩年多來疫情反覆，政府已經耗資超過2200億元推出六輪防疫抗疫基金，而未來實在難料何時復甦，倘若每年都要以提振經濟為由額外斥資數百億元派錢，那恐怕現存8000多億元的財政儲備可能派不了多久。

《香港01》早已不厭其煩地指出，《財政預算案》應是「長短兼備」，短期內幫助有需要的市民，長遠更需要提出政策化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增加就業、幫助傳統產業在疫情中轉型、加強社會保障，使各階層都能享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不讓任何一方成為其餘階層成功的犧牲品或踏腳石——比如在一次分配（即按市場效率原則分配）中，企業為僱員提供合理的工資待遇，又在二次分配中，通過政策的介入調整房屋、醫療、教育、交通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保障不同階層的生活質素。

過去，或礙於議會過度「政治化」，或礙於部分泛民主派議員對政府抱持「施政無用論」的心態而建議「還富於民」。但今時今日，這些聲音在議會中不再復見，換來了一批本應是理性、具專業背景的從政者。可為何到了疫情的重要時刻，部分議員仍然只懂得叫政府派錢，只有寥寥可數的議員指出要「精準扶貧」。這到頭來，與過去議會又有何區別？倘若政府和議員仍然想當然以「小恩小惠」的「津貼主義」收買平息民怨，卻從未有決心有魄力從根本解決分配結構不公的現狀，所謂良政善治也只會淪為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