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icron疫情確診和死亡人數不斷創出新高，而且連續兩天每天新增超過3萬宗病例，至今（3月1日）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8萬人，至少700人離世；不少權威醫療機構預測，香港疫情並未見頂，3月中下旬才是高峰，屆時將有百多萬人染疫。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總動員令、內地源源不斷支援香港的背景下，為何香港疫情仍不見回落的跡象？主要的癥結在哪裏？《香港01》就此與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立法會鄧飛對話——他指出，特區政府口說「動態清零」，但有些決策官員心存僥倖，和部份市民一樣覺得「與病毒共存」也無妨，甚至不太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零；而儘管當局明言將會負起抗疫的主體責任，但當下仍是拖拖拉拉、猶豫不決、統籌失據，不但引起市民恐慌和焦慮，更會消磨中央的耐性和善意；至於疫情能否倒逼香港社會反思導致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的新自由主義，他並不樂觀，因為政府並不善於進行自我改革，恐怕會白白浪費一個從危機當中反省的機會。以下為訪談實錄。

官員口說「清零」實際傾向「共存」

香港01：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肆虐，作為新選制下首批新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履新之後不久即進入了疫情防控攻堅戰。外界很好奇，立法會議員在香港今次疫情防控方面有哪些實際的作為？

鄧飛：一方面，通過不同的途徑接觸各個階層和團體的市民，了解他們的實際需求或感受，反映給特區政府，助於特區政府調試一些抗疫做法，更加接地氣。另一方面，是對特區政府起到一定的監督，尤其是防疫抗疫的效果。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我們一直都說香港必須要動態清零，絕對不能與病毒共存，但在口號之外，實際操作層面的效果如何呢？因為我們在香港看到，檢測出陽性的居民沒有得到高效充分的分流，重症、輕症、無症狀和密切接觸者這四類人的分流，做得並不好，所以才會出現一些情況，比如在公立醫院外大排長龍，以及因為醫院沒有辦法充分接受確診者，導致家庭內交叉感染。這方面立法會議員會對特區政府有監督的作用，不斷去推動局面的完善。

香港01：你提到香港的「動態清零」政策。我們知道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針對香港疫情發出總動員令之前，香港圍繞「動態清零」還是「與病毒共存」產生巨大分歧，特首林鄭月娥亦公開表示她不是「動態清零」的始作俑者。直到內地官媒發文警告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港澳辦發聲及至習近平指示之後，香港社會的爭論才漸次告一段落。雖然爭論暫且平息，但揭示出的問題不容低估和忽視。你怎麼看香港社會圍繞「動態清零」、「與病毒共存」而起的爭論？以及背後揭示的問題？

鄧飛：在價值觀層面，香港畢竟很長時間幾乎是跟西方社會同步的，或者自己覺得是跟西方社會同步的，所以當西方社會尤其是英美開始與病毒共存，香港幾乎是不假思索、不證自明就會去相信這種操作。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香港動態清零，就可能有點不情不願，因為特區政府不少人並不相信可以做到動態清零，更相信的是Omicron病毒並不會導致重症，死亡率也偏低，不用這麼認真和緊張，完全可以與這個病毒共存。

不過香港對於是否與病毒共存的態度，也要區分來看。我所認識的醫療專家，超過一半以上都不相信與病毒共存，所以從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包括醫學微生物學專家袁國勇、傳染病專家許樹昌等就提出了明確警告，疫情會大爆發，要小心。還有一些媒體曝光沒那麼多，但同樣也是頂尖的傳染病專家，我們都有密切聯繫，他們一直也都不相信可以與病毒共存。

反倒是特區政府的決策官員和不少民眾覺得與病毒共存也無妨，以為儘管西方每天確診人數居高不下，但死亡率並不高，如果不跟歐美比，就跟新加坡相比，新加坡每天也是幾萬人的增長，但死亡率真的不高。決策者有了這樣的想法，在具體執行動態清零時就會變得很猶豫。民眾層面可以理解，畢竟牽扯到很多經濟民生的問題，手停口停，所以大家很害怕封城，一旦封城經濟民生馬上就停頓下來，這是無法想象的，所以會存在僥倖心理，認為與病毒共存就可以渡過難關。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很多人不太相信香港有能力做到動態清零。

政府抗疫拖拉缺乏統一指揮

香港01：如果說日增幾十例、幾百例還可以抱有僥倖心理，目前香港日增破萬，每天亦有幾十人甚至過百人染疫死亡，人們還是抱有僥倖心理嗎？隨着疫情情勢惡化，社會是否開始了「被動轉彎」？你提到很多人對香港動態清零沒有信心，內地分批次的支援，有沒有推動建立香港社會抗疫的信心？

鄧飛：當習近平總書記發出指示，以及內地醫療專家和物資火速來港，當時確實起到了安穩人心的作用，人們會覺得特區政府做不到有效防控，但中央全力支援就不同了。但指示發出後，特區政府怎麼做、做什麼，香港社會並不掌握。目前大家只知道3月要進行全民強制核酸檢測，但具體流程是怎樣的，檢測出大量的陽性怎麼辦，人們並不知道，還是稀裏糊塗。這方面的訊息還是要儘快統一發放，否則只會消磨中央的善意。

前幾天還鬧出一個事情，衛生署在2月21日和22日採取行動打擊藥店非法銷售或沒有註冊的中成藥，不光是扣押，還必須銷燬。該舉動雖然是按章辦事，但發生在抗疫的關鍵時期，很容易被誤讀，也引發了不少人的反感。一邊是市民防疫需求求助無門，衛生署熱點電話一直無人接聽，一邊卻是衛生署火速打擊中成藥的舉動，工作效率如此高。這讓整個建制派以及不少市民非常不滿，因為整個工作的輕重緩急都是亂套的。

接下來，特區政府如果還是這樣磨磨蹭蹭，該幹的不幹，不該幹的拼命幹，這會消磨掉中央的善意。除了剛舉的例子，還有很多奇談怪論，如果內地民眾知道也必定會非常反感，進一步誤讀香港。這些訊息到底是真是假，特區政府並沒有澄清過，一直在網上傳，傳來傳去很多人就寧可信其有了。

香港01：諸多問題之外，也有微小的進步。比如2月24日，特區政府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第241章)訂立的《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2019冠狀病毒病)規例》刊憲，為政府推行中央支持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籌建醫院及隔離設施等，提供法律基礎，比如允許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的相關許可、註冊及申請等法定要求，以便特區政府能夠在有需要時更靈活迅速地善用內地的支持及資源，全速開展關鍵的防疫抗疫項目，以期在短時間內提升香港的疫情防控能力。

鄧飛：《緊急法》也不是無所不包，尤其是對藥品的註冊，這方面特區政府必須有更加明確和權威的訊息發放。現在說到底，香港防疫缺乏統一的指揮中心，疫情爆發兩年來，香港都沒有建立這樣的統一指揮中心，各自為戰，比如有些是行政長官辦公室在指揮，有些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在指揮，有些是食衛局在指揮，有些是衛生防疫中心在指揮，除了衛生防疫中心在專責抗疫外，其他的政府部門還有其他防疫之外的政府工作必須履行，所以根本沒有辦法集中所有的時間和精力。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成立一個統一的指揮中心，無論是特首牽頭，還有政務司長坐鎮，必須統一抗疫，但目前這些都沒有在做。

「無能」又「不為」如何負起主體責任

香港01：習近平在動員令中，要求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要求香港肩負起防控疫情的主體責任，但確實如你所說，雖然動作不斷，比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連續召開六次相關會議、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召集香港各界舉行同心抗疫行動會商會、內地三批次援港醫療隊到位展開工作、方艙醫院加緊開工建設，但社會尚未感受到切實的變化，比如核酸檢測站點仍排着長龍、檢測結果仍需要等待5至7天才能收到反饋、仍有大量確診者無法第一時間入院治療、社區內尤其是家庭內傳播仍異常嚴峻。

在疫情防控這場攻堅戰中，特區政府能否真正肩負起主體責任？主要的難點和阻礙在哪裏？究竟是不能也，還是不為也？

鄧飛：兩方面都有。一方面是不為也，因為特區政府內心深處還是認為與病毒共存也沒什麼大不了，反正死亡率也不高，現在死亡的病例絕大多數都是沒有接種疫苗的，如果把接種率提升，死亡率也就降下來了，還是有這種僥倖心理。

另一方面，是不能也，認為香港確實做不到動態清零。香港不同於內地——管理可以延伸到每一個毛細血管，一旦局部爆發疫情，有街道辦、居委會，很多基層的黨團組織很快就能動員起來，香港沒有這些，所有的社團也好，政黨也罷，特區政府還不是能夠完全指揮得了。畢竟特區政府只是一個小型的政府，所以就算是圍封一些屋苑、公共屋邨，也沒有充足的人力去做。

另外根據所得數據，全香港的病牀數量加總起來，大約只有4萬張左右，包括所有公立醫院、私立醫院、社區服務中心和護老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香港確診人數超過4萬，基本就沒有辦法做分流了。雖然現在也在新建方艙醫院，但隔離病牀的數量遠遠不足以應對激增的確診者，純粹從賬面上算，特區政府可能覺得根本沒有辦法控制。

香港01：2019年修例風波之際，中央在特區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情況下出台了《港區國安法》，以撥亂反正。而今隨着香港第五波疫情持續惡化，如果特區政府最終還是管不了、管不好，沒有辦法負起主體責任，不排除中央在人力、物力之外更深度地介入香港抗疫戰。在你看來，經歷過修例風波，到今天的疫情防控，中央的介入對香港來說意味着什麼？市民還會心存芥蒂嗎？還是說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中央任何層面和程度的介入都是可以接受的？

鄧飛：我覺得目前雖然特區政府防疫的漏洞和問題很多，但還沒有到徹底管不了的局面，現在有不少醫學專家提出了一些對症下藥的辦法，今天的疫情防控跟2019年修例風波的情況很不同。2019年中央也不是全面介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也是在《憲法》賦予的權力範圍內。中央要求特區政府負起主體責任，意思很明確，一方面這是特區政府本就該做的，另一方面也是很嚴厲的提醒，如果做不好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不是可以隨便敷衍塞責的。

現在具體要做的，除了大幅度提升老人和小孩的接種率之外，還有就是需要對重症病人做集中的治療，而且需要對重症病人進行篩選排查，有的是因為沒有接種疫苗，有的接種了還是會重症，原因是什麼，這方面的醫療研究必須要跟上，這對下一步抗疫有直接的理論指導意義。另外重症病人的分流工作必須加快，輕症和無症狀者是分流到方艙醫院還是居家隔離，需不需要進行局部的封區，需要如何統籌後續事宜，這些都要跟上。就我所知，現在醫學專家提了不少對症下藥的方法，特區政府是否採納我還不確定。

切勿浪費從危機中反省的機會

香港01：2月23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了現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並再次全民派發一萬港元消費券，以紓解疫情影響。據《香港01》統計，截至2月17日，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自由黨、勞聯等至少40名議員已經表態要求政府派發5,000元至10,000元的消費券不等；另有13名「單丁」議員，包括新人嚴剛、陳祖恆、楊永傑、梁文廣、林素蔚及張欣宇等人則支持派發現金或消費券，金額同樣以5,000元、10,000元為主；反對派錢的只有7人，例如新民黨質疑派錢對提振經濟效用有限，認為應把資源聚焦幫助基層的市民或小中產上，而選委界議員劉智鵬和林筱魯則指措施未必做到「精準扶貧」。

無可否認，「派錢」的確可以在艱難時期為市民雪中送炭，解決燃眉之急，特別在疫情之下，基層市民的生計大受打擊，「全民派錢」的確可以填補基層市民的生活成本。但經濟不景之下，這種貧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錢舉動不但無法做到「精準扶貧」，反而加劇社會不平等；即使疫情過後，經濟慢慢好轉，但這種貧富均等的派錢模式根本無助於改善結構性貧窮問題，更加無法有效促進政府長遠改革經濟。對此你怎麼看？

鄧飛：現在如果純粹從應急的角度來看，「派錢」也無可厚非，但如果從中長期來看，這樣簡單的「派錢」確實對於促進經濟的轉型和提升沒有任何直接的幫助。現在的問題是，當疫情和緩了之後，該怎麼進行中長期的規劃？除了「派錢」之外，能不能有利於香港經濟轉型的高質量建議出台。

至於你提到的很多議員在《財政預算案》之前建議「派錢」的做法，經驗告訴我們，立法會議員有再好的建議提交給特區政府，如果特區政府不理，議員也沒辦法，真的沒有任何辦法。就算理了，可能也只是一紙官樣文章。

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十幾個議員曾聯手要求強化「安心出行」追蹤的功能，特區政府沒有任何回應，好像這個事情沒有發生過一樣。這種情況其實不是個別現象，就算一個立法會議員或者一群議員有一些很好的經濟發展策略的提案建議，也很難真正被看到、被重視，更別說落實。基於這樣的情況，作為立法會議員，如何辦成一件事？或者說如何證明把一件事辦成了？最簡單的，就是要求特區政府派錢，特區政府反正也想派，那就派吧。「派錢」過後，彼此都會認為自己為社會做了一些事，普羅大眾也容易理解。

但這次疫情過後，特區政府也好，立法會也好，都必須對於未來香港經濟發展該怎麼走，有一個更緊密的合作接觸，從香港中長期的發展出發，到底「南金融北創科」要怎麼走下去，必須要有一些精細且長遠的方案出台。

香港01：這次疫情確實是特區政府自治能力的一次大考，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提到，管治好香港絕非易事，沒有點真本領是不行的。這次疫情大爆發後，不少人批評香港的「AO黨」（政務官），認為他們並未真心實意按照動態清零的原則和機制嚴格執行，而是敷衍了事，無心無力，最終破防。在此之前，不少人也常常會說，香港沒有政治家，有的只是很好的執行者。為什麼會這樣？現象背後有着怎樣的結構性矛盾？

鄧飛：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的政績評估制度，特區政府是小政府，跟內地的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可能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內地是以辦成多少事、實際效果作為政績的評估考慮，但香港首先要看程序上是否有問題，而不是說辦成了什麼事，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比如內地的精準扶貧，對於負責扶貧的各級政府設定明確的指標，怎樣才算是完成了精準扶貧。但香港關注的是程序上、法律上有沒有出錯，比如在派發「關愛基金」的時候，考慮的是有沒有按足程序，會不會讓特區政府背上司法複核的風險，會不會額外增加特區政府不必要的經常性開支。

這也是典型的小政府的行事邏輯，所以在西方社會，政府只是作為「守夜人」，什麼叫守夜人？就是晚上的時候像保安一樣，只提供基本的服務而已。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靠自發的運作就可以掛一漏萬。所以如果不對特區政府公務員體系的政績評估制度進行改革，很難有實質的改變。我接觸的一些工程部的公務員，對這樣的評估制度很不滿，他們也想做事，但他們現在所處的制度環境並不鼓勵他們這樣做。反而一旦出錯，基本上要負很大的責任，整個制度鼓勵你不要犯錯，無論是程序上的錯誤還是法律上的錯誤。他們生活在這樣的場景裏面，也沒有辦法。

香港01：按照既定安排，3月將開始全民強制檢測，這放在疫情初期和疫情前是不可思議的，但今天卻成了無奈之下的現實。在香港社會，人們已經習慣了「自由」，任何層面的「強制」似乎根本不會也不應該在香港發生，因為自由主義早已成了港人不可撼動的信念。具體到特區政府，在自由主義的引導下，經濟上積極不干預，政治上消極干預，所以當香港多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時，才會被當做成績拿出來炫耀。

自由主義氾濫的結果是，香港深層次問題與矛盾愈發積重難返，人們期待的公平正義越來越難以企及。今次疫情正在以一種直接且慘烈的方式告訴港人：香港最大的敵人是自由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回歸25年，香港一個重大思想盲點，就是缺少對經濟上以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的實際批判，無法在主流社會中建立批判自由主義的共識。在你看來，這次疫情的教訓，能倒逼香港重新反思自由主義嗎？

鄧飛：不會，香港是一個很功利的社會，不善於甚至某種程度上排斥這種哲學化的反省和思考。所以如果疫情過後做檢討，也不會去思考這些問題，比如我們是不是因為過度迷信自由主義才導致這麼大的損失？是不是應該去調節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以及政府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我認為不會有這種深層的思考，最後即便有檢討，也是很簡單直觀的，比如認為特區政府無能，做得不好，對於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和權威也會繼續下降，但沒有人真的會認真思考，我們是不是應該去調節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去擺脱以往絕對的自由主義觀念所帶來的迷思，或者說這樣的迷思是不是已經不適應今天的經濟發展需要和社會管理需要，香港人不會這樣思考，這次疫情之後出現類似的情況，還是會重演今天的局面。

今天回頭看，我們經歷了2012年的「反國教」，經歷了2014年的「佔中運動」，之後並沒有對於社會管理作出深層次的思考和檢討，也沒有從管理架構和管理思維上進行改革。所以到了2019年就爆發了更為猛烈的「修例風波」。2012年到2019年，政府對於社會的管理沒有任何區別，沒有吃一塹長一智，更沒有進行改革與調整，依然如故。所以這次疫情能否成為香港的一記警鐘，我對此完全不樂觀。

香港01：那麼對於香港重新認識內地會有所改變嗎？因為這次疫情跟修例風波很不同，修例風波必然是高度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但這次疫情則不同，沒那麼多意識形態可講，需要的只是純粹的保證市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經過此番支援香港，兩地聯動，港人對於內地的認識會有所變化嗎？

鄧飛：雖然會承認內地的防疫模式確實很有效，但還是認為跟香港沒有多大關係，有點「人格分裂」的感覺。

香港01：所以從修例到第五波疫情，香港最終還是會浪費掉從危機中反思的契機？

鄧飛：至少目前看是這樣，事情過去也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