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持續嚴峻，截至昨天（4月11日），累計感染人數超過22萬宗。網上不時傳出封控措施造成人為亂象，不斷觸動社會情緒，甚至激起香港也曾糾結不清的抗疫策略論爭：面對高傳染性、輕症為主的Omicron，內地是否應放棄「清零」，走向「共存」？事實上，「清零」或「共存」與否，從來不在於「應否做」的路線分歧，更應在於「怎樣做」的討論——怎樣「以人為本」，確保民生物資的供應；怎樣做好分層治療，保障重症病患得到及時救助，同時維持必要的應診、急症服務；怎樣增強社會共同防疫基礎，當疫情來臨時不至於「病急亂投醫」，不會在從嚴從寬的防控管理問題當中左搖右擺——才能夠在「清零」當中與病毒「共存」。

上海封城亂象頻生

上海市政府於3月30日宣布「全域靜態封控」的「封城」決定後，確診數屢升不止，截至4月11日，當地新增994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診病例，和22348例本土無症狀感染者，累計感染人數升至22萬例。

伴隨著嚴格的封城措施，是上海市民的「鬼哭狼嚎」——3月23日，上海市東方醫院護士周盛妮哮喘發作，被多間包括自己任職的醫院拒收，最後病發身亡；3月26日，一名兩歲確診女童母親朱女士在微博表示，她不能在醫院陪護，被迫「骨肉分離」；4月6日，上海浦東新區曹路鎮星海家園，一名陽性患者的哥基寵物狗，被防疫人員活活打死；除此之外，社交平台充斥著各種「斷糧」、「斷藥」的求助帖，也有持有陰性證明市民被迫送往隔離營的憤慨疾呼，還傳出多宗被指因醫療服務受限導致非新冠病患被延誤診治而不幸死亡事件.....

這些事件，都指向上海市政府在此次封城防疫期間，未能確保市民日常生活物資，未能建立有效的公共衛生緊急預案制度，反映其基層治理能力出了問題。由此激發的兩種聲音在社交平台上隔空對罵，部份人將問題歸咎於「防疫過度」，認為引起疫情的Omicron病毒株以高傳染性、輕症為特徵，但目前以「清零」為目標的嚴格防控措施既擾民又不利於上海經濟；另一批人指責「共存」是草菅人命，視長期病等高危群體的生命於不顧，為了確保人民的福祉，嚴格的防疫政策才是必要之舉。

問題不在路線之爭

上海防疫策略之爭，對於正經歷第五波疫情的香港而言，或許仍記憶猶新——是否應該封城全民強檢？是否應該放寬防疫措施，與病毒共存？但這樣的爭論無疑是流於表面，港府選擇在「清零」和「共存」之間舉旗不定，換來了過百萬人感染，八千多人死亡的悲劇；而選擇封城「清零」的上海，同樣導致眾多宗防疫亂象——這無疑不是「清零」或「共存」的路線之爭，而是兩地政府均沒有秉持「以人為本」的防疫原則，未能積極進行管理。

以是次上海疫情為例，要以「封城」和「四應四盡」－－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來達致「清零」，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緊急預案制度。在基礎設施方面，要確保有足夠、完善的隔離設施接收輕症和無症狀患者，有足夠的日常用品供隔離者使用；並有一套快速流轉的系統，令康復者能盡早離開隔離，進而接受更多患人。但網上傳出位於浦東的溫家蕩隔離中心，在沒有搭建完成的情況下，讓市民進入隔離，公用廁所不足、管理人員不足，食物更隨便放在工地旁。這種做法無疑是為了應付「隔離」指令的馬虎應付之舉。

在醫療系統方面，市政府需要將大量輕診的患者分流到市二級醫院和方艙醫院，並確保市一級醫院收治重診患者，維持門診和急症服務，為長期病患者看診和配藥，以免有病人因延誤救治而死亡。這就需要確保醫院有足夠的人手，一旦有醫療人員內部感染而實行閉環管理，仍然有額外的醫院及醫療人員接收急症患者。互聯網上有多方信源證實，多宗因延誤診症而死亡的非新冠個案，正是由於醫院內部確診正進行閉環管理，而醫療人手不足，醫院「不能收、不敢收」。此外，不乏消息指出，二級醫院的醫護人員被大量抽調到採樣前線，令醫護人員同樣不足以接收輕症患者和維持急症服務，但其實只要有足夠的防疫裝備和經過適當的培訓，普通市民亦能夠進行採樣工作，惟市政府並沒有處理醫療資源錯配的問題。反之，醫療人員因過勞而暈倒的畫面不時在社交媒體廣傳。

另一方面，封城之下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資供應更是重中之重。但在此次封城中，上海市的糧食供應十分緊張，更要市民組織自救，例如社交媒體流出不少社區團購攻略，顯示市民每日早上六點在手機上搶菜、買菜，但在急忙下單以後，貨物能否與期而至仍需要運氣加持，要在外送人員人手充足、沒有確診的情況下才不會臨時落空。

缺乏積極防控管理

另一方面，市政府缺乏清晰明確的防疫制度建設之下，「清零」的壓力層層加壓，導致前線防控人員無從喘息，只能夠更嚴格地執行防疫的指令，而上述的母女「骨肉分離」、防疫人員「打死哥基」正是苦果。而在封城期間，管理社區的區委會、街委會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和應急能力，承載社區的需求，亦同樣存疑。例如，4月9日，網上傳出上海復旦大學教授黃河下樓取菜時，疑因其妻子早前質疑「志願者」有感染風險，而被「志願者」毆打，毆打者期間聲稱，「這是政府在疫情期間給他們的權力」。

上海和香港都是享譽世界的國際都會，理應展現更具現代化的治理水平，但面對這波疫情，兩者同樣錯漏百出，充分凸顯治理能力不足。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初期，政府多番拖延全民強檢，亦無盡早增建隔離空間和擴大檢測範圍，醫療系統的急緊預案亦遲遲未有完善，錯過全民強檢最佳時期。待到二月底疫情暴發時期，政府仍然奉行「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防疫思維，卻無視醫院床位、隔離設施不足和醫護人員不足的情況。直到公立醫院瀕臨崩潰之際，大量輕症患者湧入公立醫院，又因床位不足，不乏老年患者在醫院外「日曬雨淋」，更有長期病感染者因延誤救治而死亡。錯過一次又一次黃金時機後，港府才聽取國家衞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提出的意見「三減三重一優先」，即減少死亡、減少重症、減少感染，重點人群、重點機構、重點區域採取精準有力措施，優先救治長者；及後當局又自4月開始逐步放寬各項社交限制防疫措施，彷彿是在與病毒共存。這種後知後覺的消極舉措，明顯不是一個政府面對公共衛生危機時應有的態度。

其實，「清零」和「共存」並不存在矛盾。「清零」反映一個城市有足夠的隔離設施、有完善的醫療系統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亦有足夠的基層治理能力應對市民日常生活需要和一定的疫苗接種量，這同樣是與病毒「共存」的必要前題。正如新加坡的「共存」政策，正是建基於各年齡段的兩針接種率達到9成，第三針達到7成，公立醫院和私家醫療機構有效分流，居家隔離流程清晰支援及時，再加上新加坡人的自律和配合，這套管理體系才令「共存」成為可能。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醫生，曾在去年8月總結上海「精準防控」的經驗，「上海做到了『廣、快、早』，即篩查要廣、反應速度要快、通過發熱哨點診室與發熱門診把疫情控制在早期，用最低成本解決最關鍵問題，讓老百姓多享安心、少受煩擾。」雖然現時上海疫情的傳染規模，早已超出了精準防控所能處理的，但張醫生的幾句話，旨在道出任何防疫政策都不應離開「以人為本」的核心思想。惟現時上海整個防疫邏輯經已倒轉。市政府只推出嚴格的防疫措施，卻沒有推行積極的治理，未能完善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緊急預案制度和確保市民日常所需。而當市民「斷水斷糧」，屢屢傳出失控亂象，市民自然會對「清零」失去信心，高呼「新冠只是小流感」要與病毒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