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疫情推遲的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正在按照既定安排推進，隨着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佈參選，輿論大抵上可以認定，特首選舉幾無任何懸念，因為李家超是北京「唯一屬意人選」。但很多疑問也隨之產生：為何北京會選擇李家超而放棄林鄭月娥？選擇李家超背後透露出北京怎樣的治港思路？紀律部隊出身的李家超真的能帶領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嗎？「一人模式」的特首選舉會否成為今後慣例？原本應該為修例風波被問責的李家超能夠超越利益集團的羈絆，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嗎？……以上所有疑問，歸結起來最為重要的一點，便是：北京究竟是怎麼想的？若以結果為導向，李家超背後的北京考量，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理解。

首先，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安全，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目的，沒有安全，發展也註定無法持久和有保障。

2019年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對北京研判香港問題無疑產生了直接且劇烈的刺激，彼時肆虐的黑暴、橫行的攬炒，以及港版「顏色革命」，不僅將香港積重難返的深層次矛盾徹底暴露出來，同時也讓香港淪為一座不設防的城市。之後，雖然北京以雷霆手段推出了《港區國安法》，但國安法並不是萬能藥，香港的安全問題並不會因為國安法的落定而萬事大吉。

紀律部隊出身的李家超今次成為香港特首唯一人選，無疑是北京對香港安全問題的再發力、再保障。於2021年擔任政務司司長前，李家超曾長期在香港警隊，2017年升任保安局局長。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爆發後，李家超亦以強硬姿態示人，多次發表「撐警」言論，並多次高調錶示香港已「亮起恐怖主義活動警號」，要求警隊等準備和檢視反恐應變計劃。這樣的經歷和強硬姿態，無疑符合北京對香港接下來如何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

對於香港的安全問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有過明確說明，「只有『安』下來，香港才能好起來，才能有希望，才能有發展」，「國家安全歷來是一國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前提，事關國家和全體國民的根本利益。試問，哪一個國家會容忍在自己的國土上搞分裂、搞顛覆？哪一個國家會容忍搞恐怖活動？哪一個國家會容忍外部敵對勢力肆意插手本國內政？」

可以說，如果沒有2019年的修例風波，沒有修例風波以來香港的激烈變局，時與勢的天平很難傾向李家超。

其次，香港的安全問題已經不僅僅關乎自身，也關乎國家整體的大安全觀。

早在2014年4月15日，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便首次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的概念，內含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在內的16種安全。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其安全從一開始就已被納入到國家總體安全觀的體系中。但因為「一國兩制」長期以來習慣隔絕，強調「井水不犯河水」，故而雖然2014年習近平就提出國家總體安全觀，香港並不認為跟自己有什麼關係，就像同年6月10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這是北京首次針對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其中最為核心的第五部分對於釐清香港問題的幾個基本問題做了系統闡釋，但不少港人要麼將其當做一份官樣文件，要麼只是揪着其中首次提到的「全面管治權」不放。

自國家總體安全觀提出至今，不管是香港自身的小氣候，還是國際的大氣候，安全的威脅和隱患確實愈發凸顯，香港自身經歷過2014年的佔中運動、2016年的旺角騷亂、2019年的修例風波，整個社會千瘡百孔，再加上第五波疫情的衝擊，更加雪上加霜；而國際上法國黃背心運動、朝鮮核試驗、緬甸軍事政變、哈薩克斯坦變天、美國撤離阿富汗引發的動盪輪番發生，最近爆發的俄烏戰爭更是給原本波譎雲詭的國際社會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基於中國自身的體量和國際影響力，任何地方發生的安全危機都會直接或間接對中國造成影響乃至危害，而這，也必將進一步加劇北京嚴防死守國家安全的底線和紅線。

所以，李家超擔任特首的周期，香港既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亦需要融入新時代國家安全利益的大局。為了此大局，北京在李家超之外亦有其他部署與先手棋，比如今年1月初，北京任命武警部隊副參謀長彭京堂少將為駐香港部隊司令員，這也是第一次由武警部隊特別是有反恐經驗的人擔任駐港解放軍司令，彭京堂擔任駐港解放軍司令之後，既強調「依法履行防務職責」，同時也表示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再比如今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王靈桂擔任港澳辦副主任，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全球戰略、反恐、新疆問題、港澳問題，將熟悉國際政治和反恐問題的學者加入港澳辦，也是意在駕馭香港複雜多變的形勢，嚴防香港變成顛覆大陸的基地。

可以說，放在國家整體安全觀的維度，李家超今次被北京屬意為唯一人選，並不意外。

最後，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是長期積累起來的，要想解決也非一日之功，所以李家超五年任期內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破」，至於能不能「大破」後「大立」，仍是未知數。

李家超表明參選特首的意願後，輿論紛紛聚焦他的「武官」身份，因為自香港回歸至今，經歷過「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專業人士治港」，還從來沒有一位紀律部隊出身的官員擔任過特首。這樣的不同尋常本身，就是在打破和徹底擺脱香港傳統意義上的精英觀。

以此作為「大破」的第一步和必要前提，接下來香港還有望在各個層面展開「大破」，比如：破除「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模式，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既想幹事，也要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破除港人對自由主義的迷思，以強勢姿態更多發揮政府這隻手的力量，讓行政主導實至名歸，推動解決住房、醫療等關涉經濟民生的難題；破除各種利益的藩籬，以及以往官商共治的模式，讓發展的利益更多惠及普羅大眾；打破內地與香港長期以來形成的隔閡，讓區隔的、消極的、被動的「一國兩制」走向融合的、積極的、主動的「一國兩制」，由此開始「一國兩制」的下半場。

可以說，不破不立，有破才有希望立，李家超可能不是「大立」的最佳人選，但在目前來看，沒有人能斷言他絕對不是能夠帶領香港「大破」之人。

今天的香港，已經走到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時刻，經歷過輪番社會動盪的折騰，和新冠疫情的衝擊，香港迫切需要看到改革的曙光，迫切需要積蓄面向未來的勇氣和自信。這樣的曙光、勇氣和自信，不僅需要一個好特首來推動、來賦予，更需要香港民眾的集體努力。在修例風波當中表現惹人爭議、出任政務司司長後亦無突出政績的李家超，可能未必符合廣大港人對「好特首」的期待，但如果他能在任內實現「大破」，而非因循守舊，讓民眾切實感受到的變化，也許就能帶來新香港的曙光。

同樣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講話中，夏寶龍曾暢想過第二個百年（2049）時的香港：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定，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法治更加完備，權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人人可望實現更全面的發展；孩子都能健康快樂成長，學生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都有廣闊的就業創業舞台、都能去追逐自己的夢想，長者都能頤養天年，全體市民都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之外，會增添新的桂冠，將成為活力四射、中西合璧、高度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大都會，將成為全世界都為之心馳神往的新的東方明珠……

希望這樣的香港，能快點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