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權貴選擇性失明　沒有自我革新的勇氣　談何破除利益固化藩籬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訪港講話中這一句，對第六屆特區政府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尤為關鍵，但近兩個月來，卻普遍被相關的研討會和學習班所忽略。這些治港者們有意無意避談的原因，或是基於個人利益的盤算，或是出於私譽損毀的計較，或是考慮進退得失的斟酌，或是因為瞻前顧後的疑懼，結果就是漠視整個社會的公義和全港市民的利益，拖慢治理改革進程。

政圈上下掀起學「習」熱潮
必須慎防「形式主義」歪風

很多媒體都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來港出席25周年回歸慶典並發表重要講話後，社會各界持續掀起學「習」熱潮——近兩個月來，上至特區政府，下至各大社團，無一不在密集舉辦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為主題的學習班和研討會。

從一方面看，這股風氣有助打破以往那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區隔思維和消極作為，從而加強治港者們對國家領導訓示的重視和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例如習近平是次講話一大關鍵，是推動特區治理範式轉移——第一，在政策取向上，實現從強調「兩制之別」向強調「一國之本」的轉變，突出香港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特殊地位、特定義務、特別權責；第二，在政策焦點上，實現從側重「政治領域」向側重「社經領域」的轉變，尤其需要改革「產業」和「分配」結構，讓市民公平獲得發展成果；第三，在政策格局上，實現從「向內看」到「向外看」的轉變，走出「一城一地」的狹隘格局，融入國家發展大潮、把握民族復興機遇、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他的要求言簡意賅，有望啟發治港精英好好思考「何謂治理、為何治理、如何治理」這三大基礎問題。

但從另一面看，這個學習過程也暴露不少治港群體亟待改善的地方。例如，一些評論指出，需要慎防「表態文化」或「形式主義」的歪風，萬萬不能把「門面功夫」視為治理工作的全部，更加不能將之當成受信任的捷徑和得賞識的竅門，而是應該做到「知行合一」， 切切實實解決社經問題。又如，不少人都發現，從大多數與會者公開發表的學習心得所見，他們主要集中重複習近平關於「一國兩制」憲制基礎和政治倫理的論述——哪怕當中很多都是他早在五年前已經殷切提醒香港之言——但相較之下，大家普遍忽略他首次對港提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一說。

治港精英避談「積極改革」
既得利益無視「破除藩籬」

事實上，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決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來，「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等字句就不時出現在官方論述當中，但它們從沒被中央領導直接引用於治港論調。一般分析，一是基於「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方針，中央治港思維曾經經歷「井水不犯河水」的階段，避免過問特區內部事務；二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權力格局相當複雜，雖說是行政主導，但商界牢牢掌握發展命脈，而由於「改革」和「利益」都是敏感字眼，容易令人聯想起「鬥地主，分田地」，稍有不慎或會引起資方擔憂，所以不會講。

不過，經歷2014年佔領行動的衝擊，當局開始強調「中央全面管治」與「特區高度自治」必須「有機結合」；再加上2019年反修例風波的折騰，令日積月累的深層次矛盾表露無遺，中央政府方才打破消極、被動、區隔的治港姿態，強調需要為香港特區治理負責，也就開始不斷敦促特區政府務必積極作為，包括屢次表明「房屋問題總有解決時候」、「希望香港告別劏房籠屋」；而在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之際，習近平更是開門見山，要求治港者「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可以說，香港社會轉型確實到了水深火熱的階段，國家領導人才會動用如此嚴厲措辭。

然而，儘管很多人都注意到「積極改革」和「破除藩籬」這些關鍵詞，也意識到中央「不一樣了」、「要求香港做些事」，但到底何謂改革、為何改革、如何改革，以及什麼是利益固化藩籬、為什麼要破除、應該如何破除等等，卻未有治港者充實討論。翻查內地論述，所謂「改革」，本質就是「利益關係」的重構和「利益結構」的重整；「既得利益」是指通過非公平競爭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取巨額利益的相關群體；「利益固化藩籬」則是為保障既得利益持久存在而設置的防禦壁壘，基本上已經演變成為整個體制機制的頑瘴痼疾——對既得利益階層來說，藩籬是其利益的「保護傘」和「護身符」，但對普羅大眾而言，藩籬就是他們獲得應有利益的枷鎖和壁壘。

習籲要有自我革新勇氣胸懷
敢於啃骨頭涉險灘解放思想

追溯起來，在官方紀錄中，習近平在2013年底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說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曾經這樣形容「深化改革」與「利益固化」的關係：「在深化改革問題上，一些思想觀念障礙往往不是來自體制外而是來自體制內。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着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他又強調，「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氣和胸懷，跳出條條框框限制，克服部門利益掣肘，以積極主動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舉措。」——他的說明，一針見血指出妨礙改革的內部阻力，表明既得利益群體必須「刀刃向內」。

而此前一年，即2012年12月11日，剛剛接任中共總書記不久的習近平到廣東考察調研，已經奏響「深化改革」和「突破藩籬」的集結號。當時經過20年的超高增速，「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演變成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長」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對於如何重整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如何加快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如何更好地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係等等問題，全是執政當局亟待回答的問題。所以習近平形容，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更加需要大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很多解讀都指，這是他向全國人民發出「改革總動員令」，呼籲人們不斷解放思想，形成全新解難思路。

自此之後，習近平持續在不同場合重申相關論述。例如在2013年7月23日於湖北省召開「徵求全面深化改革意見」座談會時，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實際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又如在2018年4月10日出席博鰲亞洲論壇時，再次宣明「自強不息、自我革新」的精神，重申中國人民將會繼續「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敢於向頑瘴痼疾開刀，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將改革進行到底。」

黨媒喊話「破除私心成全公義」
學者建言「重構政府市場關係」

內地輿論旋即聚焦「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問題。一個最具意義的例子是，十八大三中全會閉幕後，《人民日報》一連四天刊發以「增強推進改革的信心和勇氣」為主題的系列評論，壓軸一篇〈破除私心　成全公義〉便向包括受益者在內的改革者喊話——呼籲他們拿出「苟利國家生死以」的決心、秉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喚回「革命理想高於天」的精神。當中提到，「所謂私心，是指一些人面對改革大業，有個人利益的盤算，也有私譽損毀的計較，有進退得失的斟酌，也有瞻前顧後的疑懼」；「所謂公義，則在一事當前要先問問：是否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是否有利於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而在改革偉業面前，「一己得失何其渺小，裹足不前何其怯懦」，改革者更應勇往直前！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也紛紛撰文建言。以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汪玉凱所撰《衝破既得利益藩籬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為例——首先，他梳理「既得利益」將會「阻撓改革」的邏輯關係，解釋「既得利益」是指通過非公平競爭的手段和方式，借助公權力和政策資源獲取巨額利益的相關體，大致涵蓋貪腐官員、壟斷行業、以及房地產和天然資源行業這三大基本形態，它們「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在市場經濟活動中興風作浪，掠奪財富」；其次，他指出「既得利益」對於「社經生活」的嚴重危害，既會激發社會矛盾和衝突，又會扭曲整個經濟利益分配格局，造成城鄉差距、貧富懸殊、階級固化、上流停滯；最後，他提出「破解既得利益要從政府自身改革入手」的建議，包括重構政府和市場關係，改革國有企業高層任用機制，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以及遏制灰色權力、灰色資本、灰色暴利的蔓延和泛濫。

除此之外，《光明日報》一篇題為〈深化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的評論文章，也相對全面地解構「為何」及「如何」突破利益固化藩籬。對於「為何」，有三個論點：第一，以往30多年改革開放的利益分配機制帶有「普惠」特點，但「普惠」不等同「均衡」，逐漸衍生各類既得利益群體，造成稀缺資源的壟斷、市場調節的受阻、寡頭集團的崛起、部門立法的滋擾，使得各種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合法化；第二，這種利益固化趨勢已經滲透不同層面，阻礙資源要素的正常流動和優化配置、抑制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創造活力、侵蝕社會成員的上流空間和出頭機會；第三，利益固化本身就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現和產物，若要實現社會成果的公平分享，必須打破現有制度安排，再通過新的制度設計以徹底規避和防範信的利益固化的形成。至於「如何」，文章則有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引入壟斷行業競爭、暢通向上流動渠道等等方向性建議。

利益攸關不敢「刀刃向內」
公私不分持續「興風作浪」

是次習近平七一講話，內地學者同樣不諱言。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直指「破除利益固化藩籬」涵蓋兩大方面：一是香港地產霸權對住房正義、社會分配的綑綁，需要特區政府透過社會正義回擊地產霸權；二是產業轉型困難對經濟發展、新增動能的束縛，需要特區政府扶持新興產業、形成全新增長優勢。可以說，特區治理改革的關鍵就是土地改革，也即關於土地的供求、使用、規劃和監督等決策機制的權力結構和利益關係的重整——而特區政府必須重奪土地發展主導權。

反觀香港，治港的權貴精英表現隱晦，基本上都對「積極改革」和「破除藩籬」視而不見；莫說既得利益群體敢於「刀刃向內」，更有甚者，一方面高呼「學習主席講話精神」，但另一方面卻公然在不同議題上陽奉陰違阻礙改革——例如上屆政府拍板通過的粉嶺高球場局部收地建屋方案，一些權貴正藉「環保」為由向新政府施壓，並在環境諮詢委員會「拉布」，企圖推翻原有決定以保留整個球場；又如用以防止樓價過度上揚、俗稱「樓市辣招」的各類印花稅，在經濟下行及美國息口連月上升的情況下，地產商及地產代理業界持續傳出「撤辣」呼聲，完全無視樓價泡沫風險及市民置業負擔。

一些治港者們有意無意避談「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和「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原因有三：一是利益攸關，他們本身大多都是既得利益群體，習慣極化利益，早已貪得無厭，時常仗勢凌人，不但未能破除私心成全公義，而且發動資本力量進行輿論鬥爭，包括透過關係密切的傳媒機構為自己發聲、利用扶持多年的關注團體及專業人士為自己辯護、甚至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促使掌握實權的治港精英為自己帶節奏、帶風向等等，無所不用其極地把「內部矛盾」扭曲成為「敵我矛盾」，為一切改革呼聲貼上成為「民粹」、「中共打手」、「反對派政治陰謀」負面標籤；二是保持和諧，他們多數不是既得利益核心，但向來習慣依附權貴索取資源，所以不敢也不願得罪任何群體，變相縱容既得利益繼續把持話語；三是認識有限，未能從結構上梳理香港問題，總是狹隘又無知地以為香港的利益固化藩籬就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深怕一旦改革利益分配機制就會觸及資本主義根基、導致香港優勢不在，結果卻把香港推向極度扭曲瀕臨崩潰的邊緣。

無可否認，這些原因的形成固然有其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然而，如果治港者們一遇到困難就原地踏步而不思進取，甚或繼續以個人或界別利益凌駕全港市民福祉，那結果就是鞏固利益藩籬、阻礙改革進程，完全辜負中央的用心和市民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