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後抑鬱｜為什麼母親會殺害自己的孩子？
去年3月4日清晨，在荃灣青山公路的天橋上，一位中年母親伸手將約兩周大的女兒舉出天橋欄杆外，向女兒道歉後放手，之後下橋查看情況並報警，女嬰送醫後不治。上月中旬（6月21日），這位母親在高等法院承認一項「殺嬰罪」。相信世上沒有一位母親歷經懷胎十月的辛苦，是為了成為殺害孩子的兇手，這位母親為何痛下殺手？她被捕後透露，因為通宵照料女兒而感到疲憊和焦慮，甚至產生傷害自己和孩子的念頭，而當日外出也正是為了避免讓女兒的哭聲吵醒熟睡的丈夫。她曾嘗試向丈夫和創傷協會成員傾訴，得到的回應只是讓她「放輕鬆」、「保持樂觀」。「產後抑鬱」不是悲劇發生的唯一解釋，但它卻是悲劇的推手，並且長期被忽視。
不能忽視「產後抑鬱」
根據社會福利署的報告，2016至2018年間有7宗兒童遇襲死亡的個案，其中有5宗的施襲者是父母，有4名施襲者是母親，並且是受害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另外，兩名母親和一名父親在襲擊兒童致死時或之後自殺。翻閱近幾年的傳媒報導，也可以發現相似的倫常慘案，而這些案件的關鍵詞，往往包括「產後抑鬱」、「精神健康」和「母親自殺」。
相似的案例不止發生在香港。根據台灣衛福部2017-2021年上半年的數據，屬於父母或照顧者「殺子後自殺」的遇害總人數接近50名。單是2018年，俄羅斯就有33名女性因為殺死嬰兒受審，當中有會計師、教師、無業人員、餐廳服務員等等。俄國犯罪專家表示，80%殺嬰的母親在孩子死前都曾就醫，她們抱怨頭痛、失眠或是月經失調等各種病症。一些悲劇與「產後抑鬱」息息相關，全球患病率介乎13%至19%，而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則指大概有10%的新任媽媽會患上產後抑鬱症，但相信有些婦女就算出現病徵也未必就醫，所以很多個案未被確診，也即現實情況可能比有關統計要嚴重得多。
「產後抑鬱」與其它抑鬱一個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導致的自殺或會伴隨着殺嬰行為的發生——這在心理學上稱為「擴大性自殺」、「憐憫性殺親」。有些媽媽在嚴重的情緒低落狀態下，擔心自己死去後孩子沒有人照顧，不願獨留孩子在世間「承受痛苦」，於是乾脆「帶孩子一起走」。問題是，為什麼這些媽媽會認為自己死後孩子將承受痛苦？
新手媽媽為何不開心？
2018年，寶潔公司聯同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進行的一項調查指出，9成受訪媽媽表示産後經常睡眠不足，8成半感到產後壓力上升，更有2成想過傷害嬰兒。母親通常感到較大壓力，這是因為在家庭勞動分工當中，無論母親有否就業，她們通常都被分配了「照顧家人」的照顧者角色，而這些照顧壓力正正成為傷害孩子的伏筆。
「照顧照顧者平台」於今年4月27日至5月5日進行問卷調查，其中96.89%的受訪照顧者都是女性，而照顧者平均每周投入6.1日、每日最少8小時以照顧兒童，有52%表示沒有人能分擔照顧工作。這一問題在基層可能會更加嚴峻。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進行「基層幼兒母親身心健康狀況研究調查」，發現49%受訪者平日獨立照顧子女的時間為8至15個小時，另有23%達到16至24個小時，幾近全日無休。
台灣新北市在2020年2月發生過一宗基層單親母親的悲劇：單親的吳媽媽下藥迷暈並勒死兒女，自己也選擇輕生但送醫後獲救。同年11月，新北地方法院在判決中斥責她「極端冷血、惡劣」、「極自大、自我、自私與無知」，依「殺人罪」判處死刑。辯護律師對此鳴不平道：被告7年來獨自扶養子女，社會制度完全沒有給她幫助，直到她被逼到絕境後，法官不思政府和社會沒有盡到照顧孩童的責任，反而冷指被告沒有保護子女，甚至剝奪子女生命等嚴厲指責被告，「法官冷血，莫此為甚。」
既是兇手也是被害者
除了照顧新生嬰兒的壓力，家人的忽視亦可能導致產後抑鬱。孩子出生後，有些家庭會把關注點從孕婦轉移到新生嬰兒身上，忽視了剛剛生產的媽媽也在適應自己的新角色。當這些新手媽媽全身心照顧小孩的同時，感覺自己的辛苦被家人所忽視，便容易產生低落和焦慮的情緒。很多家庭沒有刻意冷落母親，但新生嬰兒的誕生確實為家庭帶來疲憊和壓力，而這些負面情緒也在家庭內部不斷傳遞，導致家庭成員無暇顧及母親的需要。
兒童教育及復康機構「協康會」聯同香港大學於2022年2月至3月期間就「香港兒童家長親職壓力及抗逆力」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過半家長出現抑鬱症狀，其中24%家長有中度至嚴重的抑鬱症狀。這不是罕見的調查結果，政府也不是不知道新手媽媽的危機，但往往只呼籲家長注重心理健康；然而，母親往往是新生嬰兒的主要照料者，難以將自己的壓力分擔給其他家庭成員，遑論要通過工作、社交等方式轉移自己的注意力。
法醫精神科醫生何美怡在《誰是受害者？》一書中記錄了自己為一位殺死不足歲女兒的母親問診的經歷。這位母親名叫歐陽月，智商只有90分，雖不願生育但還是誕下孩子，隨後孩子被姐姐以「你不懂教養小孩」的理由帶走扶養，後來才被允許在家人的協助下照顧女兒，而丈夫對家事不管不問。家人曾經察覺到歐陽月一些反常舉動：捏寶寶的臉、掌摑她，兩三次把寶寶拉扯到胸口左右的高度後扔在床上——原因都是「因為寶寶在哭，很煩」。可是家人並沒有重視歐陽月的症狀，最終釀成悲劇。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何美怡判斷歐陽月患了產後抑鬱症，且許多症狀都很明顯，她在書中感嘆道：「是不是這個社會對產後女性的支援還不充足？我們是不是應該更努力地宣傳，告訴大眾有多少比例的女人會罹患產後憂鬱症，觀察如果出現什麼症狀，就應該儘快去看醫生？」事實上，儘管家人不是直接害死孩子的兇手，但他們對母親的漠不關心，甚至對所應承擔的家庭照顧責任的忽視，卻共同「釀成」這宗悲劇，正如何美怡在書中所寫：「我無法理解她的家人為什麼留意不到她的異樣。如果他們稍微留意一點，整件事其實都可以避免。」前文提到的基層母親調查中，不少受訪者反映：伴侶照顧家庭一般少於4小時。
面對母親的抑鬱，我們並非無計可施。一方面可以採取醫學干預的措施。例如，在孕婦分娩前的圍產期，雌孕激素水平的劇烈變化可能會影響孕產婦的神經內分泌、神經遞質及生物節律改變，進而導致抑鬱症的病發。因此，在這一階段就進行抑鬱的篩查和干預，有助於讓孕產婦了解到自己的心理狀態也和身體的血糖、血脂、血壓這些因素一樣，都是需要受到控制的，而當她們在產後再出現抑鬱等症狀時，便不會束手無策。
另一方面是通過社會支援，減少母親和家庭的壓力。2022年5月，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立法會上回應有關孕婦及其家人的情緒支援服務的質詢時指出：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衞生署、醫院管理局和社會福利署共同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措施，旨在及早識別零至五歲兒童及其家人的各種健康及社會需要，並提供介入服務。在2017至2019年，每年母嬰健康院都會識別六、七千個存在有情緒問題的孕婦/母親。
不要把母職神聖化
不過，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母嬰健康院求診人數減少，這一數字在2020和2021年度驟降到2269和3560人。2020年有公立醫院的研究團隊指出，醫院受疫情影響暫停開放探病及陪產，產婦缺乏親人的陪伴，導致現產後抑鬱症狀的個案呈現上升趨勢。因此，公共服務應當留意不同社會背景下產婦的心理壓力及需要，提供適切支援。
此外，人們的觀念也需要改變。許多人以為新生嬰兒的母親會自然地沉浸於新生命帶來的喜悅中，卻不知道產後抑鬱可能吞噬這些喜悅；許多人歌頌女性與生俱來的母性和「為母則剛」，殊不知這只是將母職神聖化後的想像。在文章開頭提到、上月中旬承認「殺嬰罪」的母親，在意識到情緒問題和傷害女兒的衝動後，曾嘗試搜索相關訊息、向丈夫和創傷協會成員傾訴等方式自救，但丈夫告訴她「放輕鬆」，創傷協會成員讓她「保持樂觀」。這位母親的求助無門也體現了社會支援服務的不足，因為社會對於產後抑鬱病患的需求感到陌生，即使親密如丈夫，可能也無法體會妻子的心境。這些患者想要尋求幫助，可能需要克服比其他抑鬱症患者更強的「病恥感」，因為擔心自己的抑鬱證明自己不是一個「好媽媽」、不像「正常」媽媽一樣為新生兒的誕生感到快樂。
目前，香港的產後抑鬱篩查主要還是依靠母嬰健康院，使用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EPDS)為產後6周的母親進行評估，這也是全球多個地區普遍使用的篩查量表。不過，有些地區已經在檢討該方案的局限性。加拿大預防保健工作組(CTFPHC)指出，篩查方案的效果非常不確定，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如親子關係、婚姻壓力和生育次數等。同時，該工作組還評估了孕產婦對接受篩查的感受，發現她們雖然認同進行篩查的重要性，但更喜歡被關心家庭情況和心理健康，而不是接受正式的醫學篩查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