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特首林鄭月娥引述中央援港抗疫專家指出「香港社區組織能力較弱」，所以只能暫時擱置籌備足月的「全民強制檢測」。但事實上，香港社會團體力量並不薄弱，單是向《社團條例》報備的社團就有超過五萬個，遍及全港各行各業，涵蓋勞資、同鄉、專業、地區社團等性質，牽涉數以百萬計市民。可是，這股力量在極其嚴峻的第五波疫情面前卻被特區政府忽視了，並沒有被及時動員起來。細究箇中癥結，到底是因為社團數量眾多所以政府沒有能力組織，還是因為既得利益關係千絲萬縷所以政府不願耗費精力組織？
候任特首李家超在《競選政綱》承諾將會加強政府與地區組織聯繫，藉此「提升地區施政效能，增強基層社會服務供給能力」，而對本港社會進行系統化的整理和研究，也許就是強化組織的第一步。

社團密度高影響廣
政府不研究不梳理

警務處資料顯示，截至今年6月，目前根據《社團條例》已獲註冊或豁免註冊的社團有37,837個，比2017年時任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覆立法會書面質詢時所提供的39,146個減少1,000多個。黎棟國當時透露，若以名稱當中含有個別詞語進行簡單分類的話，則有1,181個校友會，523個同鄉會，285個商會；另外，還有13,240間與社團有關的公司。按上述數據推算，本港合共有逾五萬個社團，以2020年全港有約750萬人口計算，社團密度達到66.7個/萬人，相比美國2015年錄得的49個/萬人而言並不算少。

按照社團性質或群體屬性劃分的話，這些政黨以外的社會團體大致分為工商、勞工、專業、文化、教育、學術慈善、聯誼、青年、婦女、少數族裔等11個類別。

有份編著《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一書的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副總裁韓成科曾於2019年撰寫《香港為什麼需要社團研究？》一文指出，許多市民都是社團成員或服務對象，可見社團已經深入民生，「像鏈條一樣，把港人聯繫在一起」，「是香港社會運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份」；可是，社團研究卻被政府和學界所冷落，從未進行系統化整理。

主編《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的香港文化協進智庫總裁李曉惠在〈香港愛國愛港社團的重要功能與未來發展〉一文中分析社團眾多的三大原因。

第一，香港是移民社會，許多人移民而來、或是移民的後裔。同鄉會佔據本地社團一大部份，其旺盛發展與香港人口結構密不可分。根據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葉文祺及助理研究員朱泰亨2017年發表報告《誰是「香港人」：從香港移民史說起》，1961年香港首次大規模人口普查顯示近半港人在內地出生；其後五十年間，預計有有超過200萬人因大躍進、文革、八九學運等事件移居香港。按推算，現時香港有近85%人口為內地移民或內地移民的後代。因此，同鄉社團、聯誼社團等歷史長、數量多。

第二，港英政府的殖民統治疏離華人，變相催生社團發展。港英一方面有意無意地將部份社會功能交由華人社團承擔，促進社團發展，例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及鄉議局等；另一方面則促使不同階層和界別的成員成立自己的組織以維護資深利益，如各種商會、工會及行業協會等——因此，不少華人精英便藉由各行各業的社團事務成為華人社會的代言人，獲得與殖民政府對話的機會、影響政治、提升地位。

政黨受限社團坐大
動員力強不容小覷

第三，政黨發展受政制局限，社團得以填補空缺，代為表達訴求、提供服務、維護權益。香港被指不鼓勵發展「政黨政治」，所以政黨普遍歷史短、人數少、規模小。截至今年3月，成立三十年的民建聯擁有43,995名黨員，已經算是全港最大政黨，並與其他政黨拉開極大差距。根據《香港01》在2017年的統計，1993年成立的自由黨只有約500名黨員，1994年的民主黨則有約700名黨員，而往後十多年成立的公民黨和新民黨同樣只有數百名會員，2012年的經民聯甚至不願披露黨員人數。相比之下，不少「非政黨」的社團在港屹立超過百年，例如東華三院起源於1870年代，活躍於政壇但嚴格而言並非政黨的工聯會向來以工會聯合組織運作，也擁有七十四年歷史和超過40萬名會員。

普遍而言，社團具備三大優勢。一是擁有人力、金錢和政治社會網絡等充足的資源；尤其是社團成員背景相似，同鄉社團成員擁有類似的文化、方言背景，工商社團成員擁有類似的社經背景和共同利益；三是社團動員模式多種多樣，可以凝聚會員。

這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在第五波疫情最為嚴峻之際，發揮了一定作用（見另稿）。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接受《香港01》訪問時也指，由建制陣營發起的「社福界聯合抗疫大行動」中，同鄉會等各種社團的聯繫十分廣泛，能夠迅速調動不同地區義工。

可是，特區政府明顯忽視了這股力量，沒有積極與之進行溝通、統合、調配和分工，難怪被內地援港專家形容「香港社區組織能力較弱」，錯過全民強制檢測最佳時機。

即使是在公共抗疫資源非常緊絀時期，政府也是後知後覺，歷經民間社團組織的不同自救行動，直到第五波疫情接近尾聲，港府才宣布從4月2日起向全港270多萬戶住戶派發抗疫物資包。此前施麗珊等已經多次呼籲政府必須在居民最有需要時候伸出援手。

回溯香港歷史，每逢面對社會危機，社團在動員、救援、互助和倡議方面總能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木屋區頻頻發生火災，每次災後都是由街坊福利會主導組織救災委員會，再動員其他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工商聯會籌集善款，向災民派發食物和衣服、提供住宿。至2003年爆發非典型肺炎，同樣少不了各個社團向社區提供防護措施、為獨居老人和露宿者進行清潔、向有需要居民派發物資等，呼喚香港市民行動起來。

政府忽視缺乏統領
自我削弱治理力量

「在政府面對應對不力的質疑之時，社團在非典危機期間在提供公共物品、維持公共秩序和調節社會關係等方面，彌補了政府的不足，通過互助、倡議和政府的監督，促使政府作出更好的決策和施政。社團通過動員社會大眾，令市民投入抗炎工作，形成互助的公民社會。」收錄於《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李宜喬所撰〈香港社團的自治與維權〉一文這樣總結社團如何協助政府應對公共危機。

但李宜喬也指出，「長期的經濟繁榮使政府毋須過多介入社會事務，於是呈現出強社會、弱政府的治理力量格局。」不幸地，政府愈發習慣於放任社會自行解決問題，即使2020年以來不斷爆發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也只是任由社團自我發揮抗疫作用（見另稿），沒有透過積極統領創造更大成效。細究箇中癥結，到底是因為社團數量眾多所以政府沒有能力組織，還是因為既得利益關係千絲萬縷所以政府不願耗費精力組織？

「特區政府對社會團體的監管採用寬嚴相濟的原則：所謂『嚴』，體現在程序方面，譬如財務管理、服務評估、競爭合約等方面，講求效率；所謂『寬』，則體現在法律及制度層面，比方登記註冊、參政議政、內部治理等方面，給予更多靈活性。」同樣收錄於《香港社團：理論與實務》、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副研究員鍾曉慧和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霍偉東合撰的〈香港社會的社團管理〉一文形容，港府與社團的管理關係已由「有限管理、彼此疏離」轉變為「強化監管、合作密切」，例如透過公帑資助提出服務要求和監察表現、授權社團代為執行公共管理及服務職能。

不過，「強化監管」並不代表力度足夠，因為受新自由主義管理思維影響，政府始終講求保持社會組織的獨立性質，不願意進行太多監管，而是依靠社團自我管理。然而，長久以來，這種自律也導致政府未能主動因應社會轉型而重新思考社團服務角色，同時衍生社團職能有限等問題，無法藉此建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見另稿）。

前述李曉惠所撰〈香港愛國愛港社團的重要功能與未來發展〉一文指出，必須加強社團組織的建議，當中包括五大層面的改善：聯合社團，整合力量；科學管理，嚴格執行；不斷學習，自我更新；建構文化，凝聚歸屬；重視義工，發展精兵。這五大建議所折射的正是社團的組織問題：力量鬆散，管理不善，落後時代，缺乏價值，組織不穩。

「政府要去調配、和社團溝通。」施麗珊也認為，不同社區組織之間的聯繫不夠緊密，既沒有系統地劃分區域與街道，也沒有相關人員點對點地援助居民、跟進情況；各個非政府機構各自零散；香港更不似內地有街道辦，可精確了解每一戶的具體情況。她建議政府針對社區組織能力進行改善，僅靠非政府機構或居民互助遠遠不夠。

事實上，特區政府本就應該重視社團的組織工作，才能提升地區治理效能。首先，善用社團促進互惠互利的關係，創造更豐厚人際關係網絡、填補政府惠及社會、尤其是基層鄉親的服務，並積極扮演聯繫內地及境外的中介角色。其次，透過社團加強與年輕會員的溝通，從而優化社團及建制派政黨等對於社會事務的參與程度，使其在使用「蛇齋餅糭」收買人心之餘，多方面聆聽民意並給予反饋，打破自上而下、單向授予的一貫傳統，鼓勵社團採取與時俱進的組織和方法。最後，通過社團與不同光譜的持份者溝通，促進社會對深層次矛盾議題的討論，幫助社團成員和社區居民了解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