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海水，內地是河水。香港機構是海蝦，內地機構是河蝦。兩種蝦在對方的環境裏是無法生存的。」香港國際金融學會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與實踐研究所所長肖耿強調，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合作「不是合併」，「要保留『兩制』的優勢」。
在肖耿眼中，香港雖有着制度優勢，但也有着難解的困局：產業空洞化、樓價高、收入不公。他把香港比喻為「失去腹地的曼哈頓」，建議以「特區中的特區」的路徑，解決香港內部的深層次矛盾和外部的供給不足，實現大灣區城市合作的多贏。

香港需要以灣區為腹地擴容

香港01：如果內地提升了金融開放程度，推動與香港離岸市場的聯繫程度的話，香港資金自由的成熟金融體系，會否對內地尚未發展的金融體系造成一些風險和衝擊，發生類似「內房美元債危機」這樣的事件？

肖耿：內地地產商到香港發美元債，實際上就是一個監管漏洞。如果有監管，那麼就應該是對每一個市場主體有精準監管，例如在香港要監管，在內地政府要備案。現在的情況是「監管套利」，房地產企業在內地貸不到錢，因為內地不允許房地產企業槓桿率過高，企業就跑來香港借錢、發債，這屬於監管機制未成熟之下的渾水摸魚。

這種「監管套利」是被明確禁止的。例如，中國證監會最近就明令禁止一些內地人通過滬深港通去買A股。為什麼這些內地投資者要在香港買A股呢，因為在內地不能借錢加槓桿，但是在香港可以，沒人管，所以這些內地投資者就通過香港來買A股。這些「監管套利」的「開放」對實質經濟是沒有好處的。

香港01：您在《用「特區中特區」和大灣區腹地破解香港困局及粵港合作瓶頸》一文提到不少深港合作、大灣區合作以及國家和香港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倡議陸港相互開放。若要避免「合作」之後發生諸如「內房美元債危機」，陸港之間應該如何相互開放？

肖耿：放眼望去，全世界的「灣區」都是一個整體，不是分割的。只是我們的粵港澳大灣區有幾種貨幣，分割成了不同制度。我們要利用這個東西，將大灣區變成內循環和外循環交界的高地。所以，我說的開放和合作，也不是傳統的「一體化」，不是說香港和內地城市之間完全開放。

我說的，是一種建立在數字化環境基礎上的精準監管，把香港這個「好制度」輻射到內地。香港作為一種制度體系是很受歡迎的，是具備「親和力」的。這種親和力，在於它與世界的聯繫緊密。外國人來到香港像回了家一樣，內地老百姓也很喜歡香港。香港有差不多10%的人口拿着外國護照，依然是中國最開放的城市。

隨着國家推動「雙循環」，外循環經濟活動愈來愈頻繁，離岸服務需求只會愈來愈大。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前面所說，香港是需要「擴容」的。香港制度的供給不夠，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提升香港的供給能力。

香港01：香港「供給能力不足」這個說法很新鮮，造成「香港制度供給」不足的原因是什麼？

肖耿：香港有個問題：金融業的成功帶動房地產行業，以及會計、法律等服務業，把很多生產要素的成本提高了，反而導致產業的空洞化。於是，香港就成了中國的「曼哈頓」，那「曼哈頓」怎麼可能會有工廠呢？

產業空洞化、房價高、收入分配不均，這些情況都出現在香港。一般來說，在全世界大的城市群，如果是實體產業或中低收入的人碰到這個情況，就會離開中心區，離開曼哈頓，去周邊地區，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搭建產業。

然而，在「一國兩制」之下，很多香港人不願意離開香港，因為一離開了就會失去香港這麼好的制度環境。你會發現一個問題，香港的親和力是用來吸引全世界的企業和人來高效工作和舒服生活，但香港現在只有一半的條件——它制度是可以的，但是物理空間不夠，產業結構嚴重畸形。

深層次地看，香港失去了它的「腹地」。曼哈頓周邊很多城市都是它的腹地。有人每天去曼哈頓上班，下午晚上就回家，回到周邊城市去居住。但在香港，大部份人是沒辦法在香港上班，然後住在深圳的，只有極少數人會這麼做，要過關很不方便，更何況現在還沒法通關。

按照世界經驗，城市的發展是有梯度的。曼哈頓是中心，離它愈遠，樓價就會愈便宜。產業同樣也會根據樓價進行分佈。要設工廠就沒必要設在曼哈頓，要搞一個荷里活，也沒必要放在曼哈頓。但是，如果你要設投資銀行、設律師事務所，那肯定是曼哈頓。

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是開放型的制度，但這個巨大的親和力被深層次的問題抵銷了。例如，金融人才來了香港，帶着做工程師的太太，那太太就會找不到工作。然後居住環境還特別小，假如他在曼哈頓工作，還可以在新澤西住個「大house」。你在香港怎麼可能住個「大house」？

在內地打造「特區中的特區」

香港01：香港應該如何「擴容」，把自己的「親和力」輻射到內地城市？

肖耿：香港需要和大灣區合作，將大灣區作為它的腹地。我的研究就是要把香港跟大灣區的優勢結合，這個結合很複雜但也非常重要。未來，香港需要對中國內地開放，同時內地也要對香港開放。把香港的一些制度用到內地的試驗區來，這就是我提出的「特區中的特區」的概念。

擴大供給，意味着需要更大的空間去容納辦公樓、住宅和人才，但是香港的土地不夠，我們可以把眼光看向香港周邊的衛星城，例如橫琴、前海和南沙等試驗區。具體的操作就是把香港的制度以「氣泡」形式嵌入到內地的試驗區，引入香港的市場主體，例如銀行、醫院、學校甚至社會服務機構，以香港的監管、香港的制度來運作，這不就等於擴大了香港嗎？這種合作還有一個好處，香港不需要擔心基礎設施，因為這些衛星城的發展都比較成熟了。我們的主要目的是擴大香港提供離岸服務的能力。

舉個例子，一個在香港的機構，可以在香港和內地同時有辦公樓，但按照香港的制度監管。這樣既減低了成本，也擴大了市場，而這些機構不會跟內地在岸機構去競爭，依然提供離岸服務，只是物理空間不一定要在香港。我們可以利用數字化監管技術去實現精準監管，以擴大香港的供給能力。

內地城市也有它的優勢，例如我住在深圳，深圳的基礎設施建設很快，辦公樓比香港還多，還便宜。如果一些香港銀行、醫院、學校在這裏落地，很多在香港的居民可能會選擇來深圳繼續為香港機構服務。至於機構的稅收可以給香港，而土地租金就給深圳。

最重要的是，香港有了物理基礎，才可以去吸收全球的人才、跨國公司和金融機構。他們來香港的目的是為了利用香港這座「橋樑」，投資中國或者幫助中國投資海外。對這個橋樑的需求是有增無減的，但是香港提供服務的能力是受到限制的。我1992年來香港，當時700多萬人口，今天還是700多萬人口。那時候，深圳幾乎沒什麼人，現在都差不多2,000萬了。香港一直沒有增長，也就沒有規模。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來說，和大灣區合作是最好的。

但要注意，這個合作不是「合併」。香港的體制是「海水」，內地的體制是「河水」，海水和河水不能搞混。香港的機構是「海蝦」，內地機構是「河蝦」，其實兩者都不能適應彼此的環境，所以不能搞混。但是可以互相滲透和合作，這樣大家可以雙贏。

香港01：這樣的合作如何解決香港產業空洞、樓價昂貴等深層次問題？

肖耿：在沒有進行轉移支付之前，香港有26%的貧困人口，雖然政府會對他們提供一定幫助，但我們要看到，現在這26%的貧困人口是被集中在「曼哈頓」。我換算一下，大概就是200多萬港人，如果讓他們有機會在大灣區發展，其實對大灣區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因為大灣區現在實際人口已經差不多快一個億了，接受200萬人口並不算什麼。

這就等於為貧困人口提供了一個選擇，可以去離曼哈頓更遠的地方，那裏房租、物價更便宜，生活更舒服，機會更多，但制度不變，依然在香港機構為香港服務。那麼整個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住房不夠、工作機會不夠、收入差距大，就可以緩解了。另一方面，香港最有競爭力的「制度」，在金融方面的「監管」，就有可能在大灣區的支持下，完全發揮出來了。你可以試想一下，一家跨國公司若要為中國服務，到大灣區內地城市來設機構，他們是不熟悉內地的制度的；到香港設機構則可以解決制度問題，但是沒有地。如果是用香港的制度，但是大灣區內地城市有地，一切就簡單了很多。

注意，這是「腹地」而不是「飛地」（注：飛地是指在某地理區劃中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飛地是很麻煩的，很難管的，歷史上沒有很成功的經驗。「制度氣泡」既能給老百姓一種選擇，也方便香港人在內地以香港的營商環境、生活方式來工作和居住，這對香港人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香港的機構來了，可以帶來地租收入和更高水平的企業運作經驗，與內地的合作也變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