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香港過去四十年民主路，泛民主派曾致以最深情寄望，不惜耗盡青春，並積極與中央對話，只為等待「民主之火」到來，但經過2019年反修例風波，中央與泛民的政治互信跌至冰點，不少人感慨以往各種努力全都功虧一簣。可是，如果回到最初的起點，雙方並非勢不兩立，那麼，除了原有的「恐共」歷史和「六四事件」之外，在回歸之前，還有什麼事情令兩者關係起了變化？港英政府急速「民主化」造成什麼影響？當「民主回歸」走向「民主拒共」，又為民主進程埋下什麼伏線？

回歸前急速「民主化」是好是壞？

經過2019年反修例風波，央港政治互信跌至冰點，中央先是親自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為實踐「愛國者治港」原則建設法律基礎；後又再次出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包括擴大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和職能，增加和提高立法會的議員議席和參選門檻，大幅提升特首選舉的入閘和當選條件等等；至改制後的三場關鍵選舉更可見中央對「愛國者治港」的落實決心和高度把控——凡此種種，無一不令一些泛民主派支持者慨嘆，過去在民主路上的種種努力，到頭來只是一事無成。

不過，過往在民主路上的進步，真的是一種進步嗎？又或者我們應該問，那是否一種真正適合香港的民主和進步？甚至在追求民主進程的路上，我們可曾好好反省何謂民主？

如果根據西方輿論來定義民主，例如根據已故美國前總統林肯所言，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那麼，在香港被英國統治的大部份時間當中，社會並無「民主」可言，因為由英王直接任命的總督幾乎集所有權力於一身，凌駕於行政、立法和司法。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回歸前夕，港英政府才迅速推行「政制改革」，在十多年間將立法局議席從直接委任、選舉團間接選舉、功能組別選舉等三種模式，驟變爲直接委任、功能組別選舉、地區直接選舉——這普遍被視為一大民主進步。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宏泰早前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港英政府在回歸前快速推動民主化，主要是為維持英國在港長遠利益，但完全打破中央對港部署。尤其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包括以立法機構制約行政機關、降低選民年齡門檻至18歲、在地區直選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新增九個以個人投票取代團體投票的功能組別、擴大區議會職能並取消委任議席等等，更是直接遭到中方強烈反對，斥責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原則、違反中英雙方已經達成協議和諒解共識，甚至取消原本由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全數過渡成為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協定，並以由北京高度掌控的臨時立法會代替。

在此之前，原本主張「民主回歸」並且積極參與《基本法》諮詢和起草工作的泛民主派，已因1989年「六四事件」而對中國共產黨產生嚴重懷疑，而港英極速民主化的安排，一方面促使他們打着「反共」名號迅速崛起主導議會，但另一方面也與北京埋下芥蒂。

「民主回歸論」基於「反殖愛國」思維

所謂「民主回歸」，是指支持香港回歸中國，並實行民主政制——它最早由論政團體「匯點」提出，其後獲得主流民主派認同。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告訴《香港01》記者，在八十年代之初，當香港前途問題未被提上中英雙方日程之前，一些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已在「反殖」、「愛國」、「恐共」等情緒之間思考香港未來發展方向，而匯點之所以提出「民主回歸論」，正是基於「反殖愛國」的思維，認定英國治下香港沒有真正民主，從而希望回歸能夠成為發展民主的契機。

張炳良曾於2005至2012年間獲曾蔭權政府委任為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並於2012至2017年間擔任梁振英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但他更為人熟悉的身份，是於1994年作為匯點主席，帶領匯點與全港第一大政黨「香港民主同盟」合併成為「民主黨」，並連任兩屆副主席，又以民主黨員身份出任最後一屆立法局議員，直到2004年才退出民主黨。

「在回歸之前，匯點只屬少數，『反共』、『對回歸不抱希望』才是社會上的主流，因為當時香港社會上的大多數人都是來自內地，想離開共產黨的統治。」張炳良續指，這些憂慮在「六四事件」後更為突出，但因英國交還香港已經塵埃落定，他們只好無奈接受，政治立場也由「反共」轉向「民主抗共」、「民主拒共」，因為「民主」將是香港回歸中國已成事實下的一記「屏障」，只要加快民主步伐，就能抵抗中共管治。

不過，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曾向《香港01》指出，這種「民主抗共」或「民主拒共」的思維非常危險，因為當中隱含以「民主」來定義「愛國」的潛台詞，認為只有國家愈民主、他們才會愈愛國，所以會在爭取民主路上不斷自詡為「中國民主範例」地向中共執政階層施壓，而這實質是一種秉持典型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念，並且企圖利用所謂民主追求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制度競爭」甚至「政治對抗」的邏輯，從根本而言並非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或者認同國家的體現。

為央港矛盾和陸港矛盾埋下伏筆

可是，早在回歸之前，民主派內部已經出現路線分歧，有部份人甚至慢慢走上這條北京眼中的「對抗」路。

在1994年修訂《1994年立法局（選舉規定）（修訂）條例草案》期間，港同盟主席李柱銘在二讀辯論表態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時，就明確指出部份民主派支持者口中的「民主」和「高度自治」 ，意謂「所有內政不受北京政府控制」；而當獨立民主派劉慧卿提出全面實施直選的修正案時，擁有13個議席的港同盟更是全數投下贊成票。不過，修正案最終因為匯點四名議員棄權而以一票之差被否決，時任匯點議員李華明當時解釋，修正案已遠遠不是一種「改良」，而是罔顧現實所限，任意通過與《基本法》不符的法例；然而，這套說法恐怕無法得到同路人的認同，匯點也開始被狙擊為「親共」。

臨近香港回歸，香港民主同盟與匯點合組民主黨，「民主回歸」正式成為民主黨的代名詞，正如張炳良所指，「回歸之後，以民主黨為首的民主派，基本上接受了《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在體制內爭取民主。」

不過，民主黨的「民主回歸」無疑與匯點當初提出的有所不同。雖然兩者同樣是支持回歸、發展民主，但匯點當初提出的「民主回歸論」是側重國族認同，承認香港回歸，並以此為契機發展民主，而民主黨日後的「民主回歸」已變質為將國家和共產黨強行分開的「愛國不等於愛黨」，並以民主來爭取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主性，「制衡」回歸後國家對香港管有的實際主權。現在看來，這種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無疑為日後的央港矛盾和陸港矛盾埋下伏筆，並一直延續在香港民主發展的主要脈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