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至今，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於總統澤連斯基的帶領下與入侵的俄羅斯軍隊展開武裝抗爭，本文追溯當代烏克蘭民族主義發展的歷程，探討烏克蘭自1991年脫離前蘇聯獨立後至今一直夾在美國、俄羅斯和歐盟之間的小國政治形態，提出烏克蘭在過去三十年被大國政治綑絆的歷史規律，反省「小國政治的悲劇」理論的未來發展和實踐啟示。

什麼是小國政治悲劇

2020年，菲律賓學者Charmaine Misalucha-Willoughby和Robert Joseph Medillo，透過菲律賓近年在南海主權糾紛和國際訴訟的經驗，提出「小國政治悲劇」的新理論。

基於菲律賓與中國之間的巨大戰略和綜合實力差距，及菲律賓與其他糾紛持份者（特別是越南、馬來西亞、汶萊和台灣當局）所形成的複雜形勢導致無法達成國際共識的困局，2013年菲律賓政府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單方面向位於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提交一份名為「菲律賓對中國」的仲裁申請。雖然菲律賓於2016年被裁定勝訴，但因為北京一直拒絕應訴，所以仲裁結果便沒有被中國政府承認。

Charmaine Misalucha-Willoughby和Robert Joseph Medillo認為，菲律賓政府原意是將南海主權糾紛國際化，從而希望將南海安全化。可惜事與願違，現實後果是南海主權糾紛不單沒有被妥善解決，反之更激化菲律賓與中國的矛盾，導致北京大規模在南海建立有軍事用途的人工島，使南海更進一步被中國軍事化和安全化。將南海主權糾紛國際化，卻意外地加強了和物質化了中國在南海的主權宣稱。

「小國政治的悲劇」啟發我們：在大國與小國之間實力不均等的結構性現實下，單方面將小國的主權和領土糾紛國際化的做法適得其反，反而會給予大國機會將糾紛安全化至更不合乎小國的核心利益。其實這種構成「小國政治的悲劇」的戰略誤判，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已在2014年犯過，今天又重蹈覆轍。

烏克蘭民族主義發展

根據「烏克蘭問題是蘇聯解體的未解之結」（《香港01周報》第306期）一文，「烏克蘭」一詞可能源自古斯拉夫語中的「邊境地區」。作為「邊境地區」，烏克蘭在歷史地緣政治上是西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南邊的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和東邊的沙俄帝國之間的主權浮動地帶。傳說烏克蘭人的祖先是草原上自由遊走的「哥薩克人」（Cossacks，有古斯拉夫語「自由人」之意）。16至17世紀，被奧斯曼帝國稱為「烏克蘭國」的哥薩克酋長國（Cossack Hetmanate），最終也沿着劃分今天烏國東西部的第聶伯河（Dnieper），被波蘭與俄羅斯切半瓜分。直到1783年，克里米亞雖然是奧斯曼帝國下的一個汗國，卻是俄國經營黑海力量的根據地。

自19世紀中葉起，烏克蘭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烏克蘭文學及語言開始活躍。與此同時，沙俄則以「小俄羅斯人」去定義烏克蘭人，與俄國主體民族「大俄羅斯人」和白俄羅斯的主體民族「白羅斯人」一同構成了「俄羅斯民族」。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之後，「烏克蘭」這國家身份被蘇維埃確立，「烏克蘭國家」也成為了蘇俄的產品。當時，烏克蘭的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力量集中在現時分裂獨立出來的頓巴斯（Donbas） 地區內的尤左夫卡（Yuzovka，即今天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地區和南部的馬里烏波爾（Mariupol）等工業化城市。這些東部和南方工業城市一直推動烏克蘭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也是烏克蘭的經濟產能和親蘇俄力量的集中地。

隨着二戰期間蘇俄和德國瓜分波蘭，今天烏克蘭西部多個州被正式納入烏克蘭領土之內。1954年，原屬俄國的克里米亞也被蘇俄劃入烏克蘭，標誌着烏克蘭國境的全面劃定。1991年蘇聯解體，烏克蘭宣布獨立，法律上的主權獨立地位被國際確定。

「去俄羅斯化」四個階段

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去俄羅斯化」與「去蘇維埃化」都是揚棄「小俄羅斯人」和「俄羅斯民族」雙重歷史意識和身份認同的必要手段。這做法不單延續了19世紀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過去三十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尋求加入歐盟和北約的做法，也構成了今天他們較親西方和與俄羅斯對立的衝突局面。這衝突的歷史形成可以大概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91年）：烏克蘭獨立激發蘇聯崩解

1991年，蘇維埃領袖戈爾巴喬夫和俄羅斯首任總統葉利欽提出將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納入一個新聯邦的構想。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不想失去烏克蘭這人口第二大的加盟國，但他們卻誤判了大部份烏克蘭人想尋求獨立的民情。當年的美國總統老布殊也嘗試說服烏克蘭留在蘇俄，擔心若然蘇聯崩潰，或爆發大規模種族衝突甚至核戰。1991年8月，老布殊向烏克蘭國會表明，美國不會支持烏克蘭尋求獨立。但烏克蘭國會沒有理會，趁着莫斯科一個失敗政變事故的時機宣布獨立。同年12月，基輔舉行選舉，超過90%投票者支持獨立宣言。在克里米亞，有54%選民支持獨立，頓巴斯地區支持獨立的超過80%。

選舉結果也使俄烏關係開始緊張。葉利欽於是決定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袖相約於波蘭和白俄羅斯邊境會面。會面後，他認知到已無法挽留烏克蘭，便乾脆決定終結了蘇聯。可想而知，在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心目中，1991年作為蘇聯第二大人口國的烏克蘭單方面宣布獨立和進行選舉是引發蘇聯全面崩解的主要因素，埋下了今天俄烏衝突的伏線。

第二階段（1991-1994）：被美俄聯合無核化

烏克蘭剛獨立，卻即時成為西方的核武威脅。獨立後的烏克蘭突然成為全球第三大擁核國，擁有大概1,900枚核彈頭、2,500件戰略性核武。不過，烏克蘭對這批核武並沒有控制權，使用核武的權力仍在莫斯科手中，西方之所以仍視烏克蘭為核武威脅，主要原因是她擁有豐富鈾藏量、高端核科技和導彈產能。

老布殊政府當時研判，若美國與另一個前蘇聯國家成為核武競爭對手，將對美國不利。再者，美國只能夠與蘇聯進行軍控談判，烏克蘭的擁核地位使問題複雜化，並削弱美國在全球的核威懾力量和核戰略位置。華盛頓和莫斯科對烏克蘭核戰略利益突然看齊一致，將烏克蘭的核武及有關技術全部摧毀或搬到俄羅斯境內成為美俄兩大國的共識。

受到切爾諾貝爾核泄漏事故的陰影所影響，基輔政府初時願意合作將國家無核化，但1992年5月俄烏在對克里米亞的控制權和蘇聯黑海艦隊未來的問題上出現糾紛，烏克蘭國會便要求俄方以財政賠償、正式承認烏克蘭邊界和提供安全保證等去換取無核化措施和放棄導彈產能的承諾。

1994年12月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美國、俄羅斯和英國向基輔提出簽訂《布達佩斯備忘錄》 ，將烏克蘭無核化和移除境內核武。烏克蘭雖得到「領土完整」的國際認同，但並沒有得到任何安全保証。美國透過成立北約屬下組織「安全夥伴」（Partnership for Peace）讓前蘇聯國家申請加入為誘因，鼓勵促成了烏克蘭棄核的決定。

即使沒有得到俄方的安全保證，烏克蘭仍決定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這是因為當時烏克蘭國家經濟瀕臨崩潰，在美俄的政治壓力底下，烏克蘭擔心若不簽署就會被國際孤立，失去經濟援助。在不情願之下簽署《布達佩斯備忘錄》而放棄了核武及導彈技術的烏克蘭，已意識到其實俄方可隨時違約。事實反映，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棄核的決定大大削弱了烏克蘭國家安全，進而被美俄等大國左右其國家安全政策和削弱發展利益。

第三階段（1995-2009）：被美俄歐大國角力綑絆

自此之後，烏克蘭日益發現自己成為想回復昔日光輝的俄羅斯和正透過北約和歐盟東擴的西方之間的磨心，乏力招架。一方面，烏克蘭嘗試根據自由主義原則將國家民主化。另一方面，基輔也想進行反貪去肅清既得利益集團的影響力。這些改革卻為西方和俄羅斯製造了介入內政的機會。另外，當美國以為幫助烏克蘭獨立和將其無核化後便可以安枕無憂，現實是莫斯科並沒有真心承認烏克蘭的獨立，莫斯科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正在默默升級。

1999年12月31日普京正式上台，取代了葉利欽。烏克蘭的戰略環境急速起了變化。普京雖然表面上表現出與西方合作修好的姿態，實際上謀求恢復對前蘇聯加盟國的影響力。歐盟和北約的東擴漸使美俄歐關係出現更多摩擦。

2004年3月，北約接受了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文尼亞的加入申請。同年5月，歐盟也接受這批東歐國家的加入申請。由於他們都是前蘇聯加盟國，這些舉動惹怒了莫斯科。

北約和歐盟的東擴暴露了烏克蘭的弱點和困境。作為接壤北約和歐盟以東的西式自由民主國家，烏克蘭開始無法疏解美俄歐之間角力所造成的張力和衝突。2004年，「橙色革命」爆發，烏克蘭人向世界表明想加入歐盟。同年11至12月，烏克蘭選民選出了第一位走親歐路線的總統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

對普京來說，「橙色革命」是雙重打擊。他屬意的候選人不單敗選，「橙色革命」示威浪潮也加強了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國內的反俄情緒。普京視顏色革命為反對他擁有俄羅斯國家權力的象徵，顏色革命也威脅了他政權的穩定性。

美國小布殊政府則錯誤決定北約東擴的時機已成熟，試圖將北約東擴到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結果適得其反。2008年，俄羅斯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北約峰會中介入，反對啟動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加入程序。事件成功影響了法國和德國的政策制訂者，使峰會只能宣稱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將於未來加入北約，但實際上已將她倆拒諸門外。之後，普京隨即決定入侵格魯吉亞，使西方震驚，也暴露出美國推動北約東擴的魯莽。

2008年俄羅斯入侵格魯吉亞導致美俄關係的重新調整，但美俄雙邊關係很快得到改善。例如，2010年奧巴馬政府與俄羅斯簽訂了《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但美俄保障的並非烏克蘭的國家安全，大國政治繼續依各自的現實主義利益而為。

第四階段（2009至今）：俄國反制烏克蘭和美國

事實是北約沒有停止東擴，並加劇了美俄在歐洲的衝突。2009年，克羅地亞和阿爾巴尼亞加入北約；2017年，黑山加入北約；2020年，北馬其頓加入北約。普京於是正式要求北約停止繼續東擴到前蘇聯地區。

2014年，有鑑於加入北約無期，烏克蘭另闢蹊徑，尋求與歐盟簽訂一份貿易協議。莫斯科也決定將北約和歐盟截止於烏克蘭以西邊界之外。普京雖成功要求烏克蘭總統亞魯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放棄與歐盟貿易協議，卻觸發另一場顏色革命般的大規模示威浪潮。俄羅斯隨即吞併克里米亞和進兵烏東地區，並鼓勵烏克蘭走「聯邦制」以鼓吹各州訂立自己的外交政策，削弱分化烏克蘭的烏克蘭主義者和親西方力量。

為了防止烏克蘭危機溢出到歐盟境內，歐盟領袖隨即介入。法國和德國於2014及2015年與俄烏在白俄羅斯簽訂《明斯克協議》，促進四方對話。但俄烏戰事持續，造成13,000人死亡，過百萬人成為難民。

2016年，俄羅斯被指介入美國總統選舉，使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敗給特朗普。美國自此陷入了四年多的內政、經貿和外交的混亂期。美國的積弱也造就了今年2月下旬，俄國能在拜登視線底下，在北約束手無策之下舉軍入侵烏克蘭的時機。

根據過去三十年發展經驗，今天烏克蘭的小國政治悲劇的形成涉及幾個歷史轉捩點。

首先，1991年無核化後使烏克蘭失去了自衛和阻嚇入侵的能力。當年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沒有痛定思痛地堅持擁核，也低估了立國自強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由於他們被自由主義過度影響，誤以為將國家進行西方式民主化便可以體現到國家主權和獨立，後果卻是因為常常要尋求得到被外部勢力影響的選票和被民粹政治左右的民意支持，而將國家安全和主權獨立降低成次等考慮。

第二，在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大國角力中，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錯誤地只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歸邊美國和歐盟。面對大國角力的兩極化痛楚和對立困局，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缺乏勇氣和付代價的決心去尋求第三條建國路線。他們沒有盡力在西方與俄羅斯之外尋找政治支持和戰略支點，使自己失去了中立性而被其中一方所噬，也不懂得使用對沖手段，結果削弱了自己的談判籌碼和收縮了自己的戰略選項。

第三，今年的烏克蘭與俄羅斯武裝衝突証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因盲目親西反俄，不能於美國積弱的戰略環境變化之下作出適當戰略調整，導致錯過向俄方提供不尋求加入北約的安全保証的機會，引發被入侵的悲劇，構成使廣大無辜烏克蘭老百姓承受戰亂苦難的嚴重和不可原諒的戰略誤判。

烏克蘭悲劇的兩點學習

綜觀，我們可以從烏克蘭小國政治悲劇中學習到兩點教訓。

首先是「自由主義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liberalism）。1991年至今，烏克蘭已被大國博弈綑絆三十年。無核化、行西方民主政制和尋求加入北約及歐盟等，反映綑絆阻礙烏克蘭捍衛國家安全和走真正獨立發展建國道路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制度。西方透過冷戰使烏克蘭獨立，造成骨牌效應，引發蘇聯解體。雖然這可被視為一種「後共產去殖民化」過程，但由於他們依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主權國家概念，所以一直被西方透過核不擴散機制、布雷頓森林體系、被外部勢力影響的公民社會、被外力滲透的選舉和民粹政治等綑絆，未有將能保障老百姓基本生存權利和發展利益的國家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後果便自然是為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需要而犧牲了烏克蘭老百姓的基本利益。

可以說，後共產時代的烏克蘭國家權力機器雖然被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奪回，卻一直被自由主義影響和蒙蔽，為西方的現實主義利益服務。這種以全球外銷自由主義作包裝，實際上掩護和服務西方現實主義和地緣政治利益的全球統治手法，是西方殖民主義在東歐的延續，也是導致「小國政治悲劇」的「自由主義殖民性」的核心所在。面對當前烏克蘭戰爭悲劇，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國際司法機制去向「自由主義殖民性」追究戰爭責任。

第二點教訓是「推定戰爭罪行」（constructive war crime）。烏克蘭悲劇為全球小國政治謀劃者提供一個合時且活生生的教材個案。什麼是「推定戰爭罪行」？作為一種以傳統中國的「民本主義」思想（包含儒釋道中的「大愛」概念）為基礎的新一代戰爭罪行類別，「推定戰爭罪行」補救了以往國際社會只將戰爭歸罪於發動戰爭一方的片面性。它將戰爭罪行也看成被入侵國家的安全環境和戰略條件被國內政策制訂者、境內外部勢力、其他國家政府和組織所改變的集體後果，這種改變通常對被入侵國家的老百姓的根本生存權利和基本利益產生無法承受的損害。當政策制訂者在國家受到戰爭威脅時不願意，或是在被外部勢力影響之下拒絕接受新的安全環境和戰略條件，而是通過發動或被捲入戰爭去嘗試解除或否定新變化並使人民受到傷害，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應被介定為構成「推定戰爭罪行」的證據。

除了交戰各方之外，其他涉事外部勢力及區域組織也應負上「推定戰爭罪行」的責任。換言之，除了莫斯科和澤連斯基政府，美國、北約和歐盟也因（直接或間接）參與烏克蘭戰爭而構成「推定戰爭罪行」。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