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香港比喻成人民幣國際化的起點，那麼任志剛便是站在起跑線的「鳴槍人」。關於人民幣走向國際的前因後果、香港離岸市場的建設，任志剛是親歷者，也是必不可少的講述者。《香港01》深度報道組獨家對話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金管局首任總裁任志剛，講述他眼中的人民幣國際化和香港在其中的角色。

2001年，應香港銀行公會的邀請，時任金融管理局總裁的任志剛率代表團上京進行課題研討。在拜會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會議上，他突然提出在香港發展人民幣業務的可能性，事前並沒有徵詢代表團和金管局同事的意見。

「我過去有個缺點，就是一想到要做，就『一路去』。」任志剛曾在2014年出版著作《居安思危》中形容自己沒有耐性、「凡事都想昨天已經做好」。但在「急性子」背後，是長期觀察累積的思考。在會上拋出提議後，他便立即引述政經時局和《基本法》作支撐。由於不知對方反應如何，他又嘗試從當局角度出發，針對香港市場裏人民幣現鈔日益增多的情況，建議建立合適機制讓人民幣流回內地，並建立跨境流動監測機制。

儘管事出突然，但任志剛仍然成功說服當局。兩年後，國務院批准香港開展個人人民幣業務，人民幣離岸市場揭幕。轉眼二十年過去，人民幣業務範圍從個人走向企業，業務類型也從存款走向貿易、投資。香港成長為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坐擁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最高的結算業務份額，更是最活躍的離岸人民幣債券發行地。

貨幣體系需要第三隻腳
人民幣國際化展大國責任

五十年前，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頒布法令，宣布美國聯儲局拒絕向國外中央銀行出售黃金，標誌着「美元與黃金掛鈎、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鈎」的戰後貨幣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走向解體。學界普遍認為，解體的根本原因是「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美元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由於國內短期經濟目標和國際長期經濟目標會有衝突，也會導致國家貨幣政策與國際貨幣政策相悖，具體現象便是美國的國際收支失衡。

話雖如此，布雷頓森林體系留下了遺產，即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而特里芬難題仍未得到真正解決。只是，隨着金本位和美元本位制的瓦解，美國政府便得以忽視「國際貨幣」的責任，將貨幣政策變為服務國家經濟目標的「單選題」。

任志剛解釋，若美國的貨幣政策是審慎的，那市場自然有信心去支持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然而，現實卻是，美國經常陷入財政和國際收支的「雙赤字」，又慣常採用「財政赤字貨幣化」（即財政花錢、央行印錢）的調控手段，政府債務已達至七十年來最高水平。

美國將增發貨幣的風險轉嫁至國際市場，最先衝擊的是與美元緊密掛鈎、經濟體系脆弱的新興國家，例如土耳其。里拉近期大幅跳水，貶值超過50%。細究土耳其貨幣危機的背後，又是美國的「財赤貨幣化」手段。為對抗疫情影響，美國政府推出高達五萬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國庫虛空之下，美國聯儲局便不斷「買債」釋放美元流動性，通貨膨脹跟隨美元迅速流向全球，大宗商品、能源、糧食價格大幅飆升。土耳其最新的通貨膨脹率已超過21%。市民實際收入、儲蓄不斷縮水，資金湧向房地產，甚至在當地出現搶購iPhone以對抗貨幣貶值的熱潮。

面對美元帶來的混亂景象，任志剛打了個比喻：「國際貨幣體系就像『大肥佬』，底下是美元和歐元兩隻『騰騰震』的腳，還不停吃好多東西，不停量化寬鬆」。國際貨幣體系的流動資金愈來愈多，便會出現危險，「甚至崩潰」。

任志剛坦言，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國際金融界就已經開始反思國際貨幣體系的問題，而中國的貨幣被寄予厚望。「國際貨幣體系是需要第三隻腳的。最有可能成為第三隻腳的，一定是人民幣。」他分析，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可預見的將來「登頂」，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乃自然之舉。

在任志剛眼中，人民幣國際化不止是「世界的需要」，亦是中國大國責任的展現。「人民幣國際化這條路一定要走，而且要加速。」任志剛說，「這是為了國際收支能順利進行而不受到不健康主權貨幣影響，為了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為了全世界作出貢獻。」

關注人民幣資本項目探索
以香港所長服務國家所需

若說中國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須承擔起維護全球金融安全的責任，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那麼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樞紐，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深化離岸市場的發展，也自然是「責無旁貸」。

國家對香港這一期望，早在去年年中特區政府主辦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宣講會裏可見一斑。來港的高級別宣講團員中，包括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他在為期三日的宣講中多次以「人民幣國際化」為題，談及香港如何打造全球人民幣資產管理中心、增值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公開呼籲港府加強制度建設。

年末，人行與金管局召開題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與展望」聯合研討會，會議兩大主題之一便是「香港在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的角色」。人行、金管局、港交所、中銀香港、渣打銀行及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等政商學界精英得以圍聚一堂，就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人民幣國際化前景等議題展開深刻討論。

凡此種種，皆揭示出「人民幣國際化」在香港未來金融議程中的重要地位。「內地好多監管部門、負責當局都留意到了香港可以扮演的角色。」任志剛期望，香港社會看待陸港合作要轉變角度，「有時，香港人看事情喜歡講我們又要去內地『攞着數』。其實，我們的出發點是為了國家好。（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也是為了香港能扮演有用角色，協助國家發展。」

「香港所長、國家所需」是近年來政界精英愛用的口號之一。相對於口號，任志剛更傾向為政策提供具體方向。他憶述自己二十年前帶隊上京，與人行商討在港開辦人民幣業務事宜，眼見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日漸蓬勃，「最明顯的變化是在國際貿易層面，即國際經常項目是可以幾乎自由地使用人民幣」。但是，在資本市場層面，即資本項目方面，「人民幣未能廣泛使用。」

人民幣資本項目使用的落後，根本原因是內地並未完全放開資本項目可兌換。雖然，在過去十年間，內地政府和香港已聯手推出QDII、QFII、滬深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等投資管道，但依然有機構、產品、額度限制。「開放資本項目是有風險的，如果風險管理得不好會影響金融安全。」任志剛認可內地監管的審慎態度，「而且，金融是服務型經濟，如果金融不安全，怎麼去服務實體經濟呢？」

任志剛指出，現時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資本渠道不夠暢通，而「兩制」能為國家作出貢獻的方式，便是「打通一條路」。他尤為關注香港在資本項目上的角色，期望香港這一離岸市場能在資本開放項目裏「先行先試」，同時緩衝風險，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有管制、規範的渠道」。

香港並沒有資本管制，「打通渠道」須內地改變政策。任志剛強調：「如果我們去敲敲門，請內地開條路，這並非等於為香港『攞着數』，而是為了暢通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循環呀！」

十五年前倡人幣計價股票
強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

「恒指成分股試點引入人民幣股票交易制度」便是任志剛經常公開呼籲的關於離岸市場探索資本項目開放渠道的具體建議之一。事實上，他最早於2007年便有所設想。

彼時，香港的點心債（離岸人民幣債券）才剛起步，任志剛已「忍不住」在金管局專欄《觀點》裏表達了對股票市場採用人民幣交易的殷切期望：「香港金融體系的三個資金融通渠道中已有兩個（即銀行系統及債券市場）可以處理人民幣交易。目前本港的金融基建系統已能處理港元、美元及歐元的交易，隨着人民幣的加入，相信日後第三個資金融通渠道，即股票市場亦可處理人民幣交易；換言之，若有需求，股票也可以在香港以人民幣上市及買賣。」

與任志剛的「熱情」相比，坊間卻對人民幣國際化較為「冷感」，很難理解人民幣作為一種外幣，能為香港金融業帶來什麼「着數」。

「國際金融中心，大家都要思考一下是怎麼回事。」任志剛從釐清概念開始回應，「不要以為，全世界有多少間銀行來香港，或者有多少金融機構在香港有分行，或者外匯市場交投量多高，按着這些標籤去數，就當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拋開標籤，任志剛先以「金融」兩字「四兩撥千斤」：「金融是什麼？是資金融通，是投資者和集資者的匯合。」

緊接着，他又開始解釋「金融中心」存在的必要性，在投資者的風險胃納與集資者的風險狀況不匹配的情況下，需要一位中間人來處理風險。例如，銀行一方面接受投資者的存款，另一方面則貸款給集資者，因而金融中心是「資金融通的地方」。

那什麼是「國際金融中心」呢？答案已浮於紙上。任志剛「輕拿輕放」地總結：「國際金融中心，就是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是內地和外地的投資者、集資者之間的互相結合，這就是香港所扮演的一個角色。」

講完理論，任志剛以「中概股」作為具體例證：「內地的集資者通過新股上市制度來香港集資，不止集合了七百五十萬香港人的資金，更多的是國際的、外地的資金。另一方面，也要有外國投資者來港買內地概念的股票，資金融通活動才得以暢通。」

如此這般，任志剛又回到了先前的倡議：引入人民幣證券交易制度。他強調，此舉若能落地，將「令香港的資金融通功能再上一層樓」，強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任志剛解釋，此乃「給投資者多一種選擇」，或更切合其規避風險的需求。在現行制度下，海外投資者在港投資中概股，需要將外匯轉為港元，再進入證券市場投資。然而，如果可以選擇人民幣，投資者或會寧可冒人民幣的貨幣風險而非港元，「因為他購買的本來就是中國概念的產品」。任志剛又強調，人民幣在港是「自由使用」，不應限制其在資本市場的使用。

任志剛認為，香港現有金融基建中，買賣雙方可以自行安排，達至人民幣交易證券的效果，但缺乏了方便交易的「規範平台」。由於平台類似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所以大可由政府機構來搭建。在他眼裏，金管局是「最佳人選」：「這個平台會有兩個風險，一個是股票長短盤的風險，另一個是貨幣（人民幣）長短盤的風險。管理這個風險，誰最『叻』？我認為，就是金管局啦！一方面，『盤』比較大。另一方面，金管局與人民銀行之間又有一個貨幣互換的安排。」

任志剛補充，金管局若搭建平台，參與市場運作中，會產生盈虧，但他強調「賺錢」並非目標，最終目標應是提供金融基建，從而「為港股市場，為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日後，若國際投資者都能習慣在港以人民幣在資本市場作交投，「人民幣國際化就行了一大步！」

除了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外，任志剛其實還有深刻考量和長遠部署。他指出，建立人民幣交易股票有個長期被忽視的意義——減輕香港貨幣當局的壓力，防範於未然。

「港幣是一個七百五十萬人經濟體的貨幣。實事求是來講，能否苛求七百幾萬人的貨幣，為內地十四億及國際層面的資金融通扮演到順暢的支付角色，同時不引起我們的貨幣風險？」任志剛提及「順暢」二字時，加重了語調。

「你試想像，若港元真的扮演這個角色，資金流出流入港元的規模多大？出現突然衝擊的時候，一個較小的金融體系去承受那麼大的資金流入流出，會否出現麻煩或壓力？」任志剛滔滔不絕地質問和推演，雖還未成為現實，卻引人遐想。

「居安思危」，是任志剛七年前出版書籍的題名。這四個字，或許也是這位陪伴香港走過大風大浪的財金官員，在為香港未來金融謀劃時，最貼切的形容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