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會換屆選舉，90個議席塵埃落定，但選前香港社會關於投票率高低的爭論仍值得深思。到底投票率高低受什麼因素所影響？高投票率的選舉和低投票率的選舉又說明怎樣的社會狀況？

這屆立法會選舉期間關於投票率的爭議先是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的民意調查引發，該調查發現只有52%受訪者傾向會在選舉日投票，數字遠低於香港過往選前維持八成受訪者表示傾向投票，繼而有不同的討論，有人提出政府應採取「綜合投票率」，以避免低投票率的「尷尬情況」。到月底特首林鄭月娥稱選舉投票將「繼續使用以前沿用而且市民亦接受的方法……清清楚楚、分開幾個板塊向社會交代」。有關投票率計算方法的爭議由此暫告一段落，後來卻又因為林鄭在接受傳媒專訪時引述一種說法——「若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民眾無強烈訴求選擇議員監督政府，投票率反而降低」，再次受社會廣泛關注。

其實對於投票率高低的研究並非什麼新鮮事物，不少學者亦早有對影響投票率高低的因素作歸納和分析。立法會選舉一切事物已成定局之際，我們或許可以趁機客觀地探討和理解投票率高低在西方民主社會中說明了什麼？

影響投票率高低的各項因素

每屆選舉的投票率總會有高低，但為何有些選民不投票？為了解釋這項有關投票率的迷思，研究選舉的學者大概歸納出幾個重要因素。首先是選舉在選民心目中的重要程度絕對有重要影響，英國學者Mark Franklin就以「選舉的顯著性」（the salience of the election）來形容選民有多大程度期望通過選票影響選舉結果和達致政策改變。根據他的假設，改變政策的意圖愈大，將推動更多選民在選舉日投票，因此，假如選民愈感受到自己的關鍵一票可以影響大局，他們自然亦會有更大的動力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

與此同時，選舉必然牽涉選民對於選舉制度和自己角色的理解，亦引伸不同選舉制度設計，由此界定選民在選舉中的角色。來自加拿大的學者André Blais和Richard Nadeau 便觀察到，採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可能比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有更高投票率，這是因為選民會意識到自己的選票在比例代表制下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們屬意的候選人取得愈多選票，變相將得到更大機會躋身議會；相反，因為單議席單票制採用「勝者為王」原則，假如選區內的候選人知名度本身已經強弱懸殊，選民則可能會假定自己屬意的候選人已經有足夠選票或根本不能成功挑戰對手，從而認為自己投票可能是「多此一舉」，最終選擇不投票。因此，選民如何理解選舉和選舉制度亦成為影響投票率高低的關鍵。

基於以上發現，學者David Denver和Gordon Hands則透過研究英國選區的競爭程度，歸納出候選人之間的競爭愈激烈就愈能驅使更多選民投票，反之亦然。選民尤其會透過選前各候選人的支持率、選舉氣氛等因素，來判斷他們的一票是否能夠「左右大局」，最終影響到整體投票率結果。其他被學界歸納可能影響投票率的因素還包括：社會結構（市民日常受政府政策影響的程度）、制度結構（例如工會的覆蓋程度等）、資訊的發放與傳播，甚或個人因素等。總括而言，學界普遍認為投票率的高低往往是受一籃子的因素影響，不由單一因素決定。

香港的選舉投票率迷思

事實上，大部份西方民主國家在戰後的一段時間都經歷低投票率的困境。即使美國的總統選舉，其投票率亦長期維持在五成左右。面對投票率每況愈下的情況，不少學者遂提出並憂慮現代民主體制將面對「體制失靈」問題，尤其選舉一直是西方民主體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假如選民傾向不投票，變相整個民主機制亦可能會失去民意的授權，甚至使得選舉的結果失去認受性。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西方各國政府近年積極鼓勵國民投票，並且提供不同的誘因和制度安排，像是郵寄方式投票、投票日定為法定假期等。然而正如上文所言，投票率高低受到多項因素影響，這些事後補救措施再多也無法完全保證維持到高投票率。

更加重要的是，美國政治學者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提出另一個可以解釋投票率低迷的原因：選民對現存政黨已經感到厭倦，並且覺得建制精英不能為選民提供真正的選擇。儘管西方學界研究未必可以全盤套用在香港選舉上，然而它們或多或少有着一點參考價值。觀乎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不少本身都屬於傳統的建制政黨，其餘則多是過去較少曝光的社會人士，選民有感缺乏選擇亦實屬合理。我們都會承認投票率的高低當然受到各種因素所影響，然而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投票率的高低反映的就可能包括：香港社會已經寧願回到政治冷感和不聞不問，亦不願意對任何政治人物作任何政治的投入。歸根結柢，影響投票率高低的因素可以是複雜而且交錯的，而要解讀其高低的原因則更需詳細的資料分析，但其核心卻離不開政治人物是否成功吸引其支持者投下他們的「神聖的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