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早前（11月11日）閉幕，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當中確立將會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以實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更大勝利。「共同富裕」無疑成為關鍵之一，事實上，早在8月中旬，本身是中共總書記的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時，已正式將「共富」列為中共第二個百年的工作重心。
礙於歷史印象和片面認知，很多人的第一反應都會質疑「共富」是要回到「共產」的道路上，抑或認為相關理念與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八竿子打不上關係。然而，當香港長年面對貧富懸殊、分配不均等深層次矛盾，M型社會的趨勢更一天比一天嚴重，中央提出「共富」，對香港是否也有所啟示？「共富」會否也可以成為香港社會問題的解方？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需要全面認識「共富」的提出背景、理念基礎及其管治思維。

從全面脫窮到共同富裕

2021年2月25日，國家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脫貧攻堅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832個貧困縣、12.8萬個貧困村、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摘帽」，印證着中央的第一個百年目標——消除絕對貧窮的艱巨任務——經已完成，亦印證着第二個百年目標一同到來。

至8月17日，習近平以中共總書記身份主持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正式將「共富」列為中共第二個百年的工作重心。事實上，比起「均富」、「共產」，它更像是對改革開放以來眾多社會問題的回應——人民日益富裕，亦全面脫離了絕對貧窮，但經濟結構的不平等，經濟上貧富分化不斷拉開，進而加劇社會和政治上的不平等。

例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室前副主任、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在《中國收入分配報告2021：現狀與國際比較》中就提到有三點需要特別注意：一是收入差距增大——2013至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在較高水平區間運行。中等收入群體逐漸成為「夾心階層」，收入增速落後於高低收入群體；二是財富差距增大——在疫情下中國財富堅尼系數升至0.704，中國財富排名前1%居民佔總財富的比例升至30.6%；三是社會流動放緩——寒門難出貴子，低收入群體翻身加入高收入群體的可能性在降低；相比於中間收入群體，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家庭的固化現象更為明顯。

貧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階級固化、中產滑落——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年初發布《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年度報告》，亦指出同樣問題。從平均值來看，中國已是上中等收入國家，但從中位數來看，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階層收入差距懸殊的問題。另外，報告亦提及，中等收入階層不發達，貧困人群內部依舊存在脫貧難度大、返貧風險高等問題。

理念一致 路徑有變

因此，中央推動「共富」無疑是為了緩解貧富分化產生的社會矛盾與結構性問題，亦關乎中共的執政基礎。事實上，「共富」在中共歷史上是有其歷史淵源和理念傳承的，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概念。比如改革開放時期，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耳熟能詳的「先富帶動後富」論，就是「共富」的階段性綱領。在這之前，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政黨，中共一向宣傳消滅貧窮、實現共富是自己的執政目標和本質要求。

從字面意義看，「共富」就是以人民為中心，其理論原點離不開中國的傳統文化，無論是中國戰國時代的《禮記・禮運》中的大同思想——「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還是中國人價值認同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價值，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提供了土壤。馬克思（Karl Marx）在1875年出版的《哥達綱領批判》提出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設想，揉合成中共理念中的「共富」。這一目標，經歷了幾代中國領導人的努力，將其逐步落實。

因此，習近平時代的「共富」含義雖然與中共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所提出的「共富」有一樣的價值追求，但實現途徑已隨時代不同而有所變化。

毛澤東抱持着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想，參考蘇聯的發展模式，快速集中人力、物力發展經濟，推動工業化，再在此基礎上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以實現當時代的「共富」。比如，毛澤東於1953年12月在《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實現對於手工業」、「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富起來。

1956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把中共的工作重心由革命轉向提高生產力和實現現代化工業、農業等經濟建設上，改變國家經濟文化落後狀況，以求實現「共富」。可惜的是，由於當時領導人對客觀經濟規律和經濟基本狀況認識不足，走向了「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路線，誇大了人的主觀意志的作用。往後的「大躍進」高潮，反而破壞了中國經濟的正常發展。

長期的高密度工業化發展模式令中國經濟陷入了蘇聯模式的「發展陷阱」，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不以按勞分配的市場經濟原則，滋生出人浮於事、消極怠工等一系列嚴重弊病，令生產動力、效率與生產目標三者無法匹配，抑制了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活力，縱使社會早已完成工業化，但大多數民眾仍生活在貧窮落後之中。

1978年，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指出當時社會矛盾是對生產力的束縛，「社會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是經濟建設。」他在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更明確彼時社會的核心矛盾，「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

其後，改革開放打破了之前中國政治體制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使經濟得以飛速發展，「共富」逐漸從政治口號變為可能。1985年3月的中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繼續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再以先富帶動後富，亦即是現時為人熟知的「先富後富論」。但「先富後富論」只是發展的路徑，最終的目的仍是達至「共富」。

然而，「以先富帶動後富」無疑會出現貧富差距，長遠更會導致兩極分化等問題。而鄧小平亦早在1992年初的南方重要談話中，提出完整的理論構想，並預視未來領導人帶領中國走向「共富」時所需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富。」

2017年10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習近平時代的「共富」概念，需要解決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累積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今年8月17日的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提出，習近平時代的「共富」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富......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

而這種「先富帶後富、幫後富」，不再是要解決鄧小平時代的「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而是要在高質量發展前提下，解決發展中效率與公平的矛盾。習近平亦多次強調要遵循「市場規則」，亦即是不會片面依賴單純的行政命令，而是通過「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准性」，推動社會走向「共富」，並不會回到毛澤東時期的「均富」時代。

因此，中共的「共富」概念，從均富、發展、走向習近平時代的「共富」，亦為中共的第二個百年鋪設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