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無疑是解決貧富懸殊的重要路徑，放在資本主義的香港同樣具備參考價值，因為香港長期身處於信仰自由市場的迷思之中，社會也因「自由放任」而蘊釀諸多深層次矛盾，當下亟待重整政經思維，既要做好發展，也要做好分配。那麼，「共同富裕」對香港的發展和分配問題到底有何啟示？當中又有什麼治理和政策思維可以借鑑？

首先，共富是以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為前題，擴大蛋糕，然後在「擴大蛋糕」的基礎上，政府還需要「分好蛋糕」，塑造一個公平分享發展紅利的社會環境。而共富絕不是「均富」或者「劫富濟貧」，亦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而是尊重市場發展原則，承認發展必然存在差距。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解釋稱：「共富是全體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富裕，不是僅僅物質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虛；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富，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同等富裕。」

因此，「擴大蛋糕、分好蛋糕」可謂「共富」的一體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經濟需要更好的發展，但這種發展要基於「公平正義」的方式推進，防止資本在發展時的無序擴張導致的壟斷、囤地、影響社會創新（二選一）、階級固化問題，令社會大眾無法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紅利，變相令貧富差距拉大。經濟發展亦不能夠只靠資本創富的遊戲，社會大眾需要更多勞動致富的機會，在調節市場的同時，持續提高公眾的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市民亦有能力參選發展、競爭，避免「內卷」、「躺平」。

8月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提出，「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並構建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安排，做到「提低（扶貧）、擴中（擴大中產群體）、限富（以法限制富人階層）」。

簡言之，「共富」經濟就是一方面做好發展，並確保市場更加公平和開放，另一方面完善社會分配、保障制度，使市民有動力、有能力參與到經濟發展之中，建設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夠公平分享發展紅利的社會環境。香港政府或許可以從這兩方面，重新梳理社會的經濟發展問題。

擴闊產業結構
不能只玩資產增值遊戲

而要做好發展經濟，政府需要理順現時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結構問題，擴闊產業，提供有回報的工作，讓市民有更多「勞動致富」的機會，而不是被一小撮行業和個體佔據。全國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指出，「如果我們的社會永遠只有金融或法律人士，才有機會『發達』，那你（社會經濟）永遠都有問題。」

當市民沒法以工作獲得財富，滿足最基本的安居願望，自然會將他們僅有的資產投入資本市場，參與資產增值遊戲。「現在決定我們生活質素的，並不是那份工作能賺多少錢，而是有沒有住房在手，有沒有股票在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李峻嶸表示，時不時有新聞報道大學生耗盡積蓄借「孖展」炒股票，這反映了社會的常態——不可能憑藉勞動致富，改善生活，「其實他們好清楚唯一翻身的機會，就是借錢賭博，參與資產增值的遊戲。」

然而，這場「賭博遊戲」必然會有輸家，而這些輸家的結局好些的是「賠光積蓄」，更壞的情況是背負巨債，以自殺告終。2019年，西營盤西園永翠閣的三屍命案，事主夫婦正是因為炒燶股票，債台高築，而攬子同死。

「純粹資產增值的遊戲，其實對世界、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並不大。而即使再無聊不過的實體工作，都是在服務人的欲望，並創造價值。」李峻嶸表示，香港有必要增加更多「有回報」的工作，比如高技術要求的技工行業，令人為工作所付出的勞力和時間能夠換來一個好的生活質素，「但香港得先有產業，比如一個高增值的工業化，需要高技術的勞工。」

對此，不乏受訪者指出港府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再工業化」，正是促進產業多元化的重要一步。特首林鄭月娥在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再次強調「再工業化」的發展策略，重點發展以新技術及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並計劃在港興建第二個先進製造業中心。另一方面，政府深明土地不足會窒礙產業發展的道理，因此將進一步增加創科用地，將落馬洲管制站遷往深圳新皇崗口岸後騰出的土地和毗鄰的部份魚塘和鄉郊土地，加上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內原有用地規劃，增加合共約 150 公頃土地，以構建新田科技城，連同正在興建的河套地區港深創科園，未來將會有237公頃土地作創科用地。

雖然過去「再工業化」被形容為有名無實的口號，而在政府統計處數據中，本地生產企業和就業人數均「慘不忍睹——比如，在2013至2019年間，本地生產企業數量已由9,358間急跌至7,251間，相關就業人數也由逾10萬人減少至8.8萬人，僅佔香港總就業人口的2.3%，但政府仍然有必要填補香港的產業空心。洪為民認為，「香港需要有更闊的的產業結構，才能夠令社會均衡發展，令整個社會都可以分享發展紅利。」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分享發展紅利社會環境

另一方面，亦有受訪者表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抓住發展機遇，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最直接的方法。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接受《香港01》訪問時，先後以飲食及零售、服務業及體育產業作例子，指出大灣區的經濟融合，能夠擴大香港的經濟體量，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大的發展市場，能夠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而林鄭月娥亦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雙城三圈」的發展策略，打破局限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思維。「雙城三圈」的空間概念背後，是整合深港兩地的空間和資源，在經濟、基建、創科、民生和生態環境等多個領域上合作，推動兩地發展。張國鈞提到，政府今年提出的河套港深創新合作區和創科園區有助於發展創科，充當香港、大灣區的經濟增長引擎，「在大灣區與深圳共同發展創科，如果這個區域發展能夠發展成大灣區的創科引擎，香港的 『餅』是可以做大的，市民亦能夠分享發展成果。」

不過，單純把蛋糕做大，卻不做好分配措施，仍然走不出過去迷信「自由市場」的時代——政府政策傾向既得利益群體，幻想向企業提供經濟上的優待政策，以此來帶動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繼而改善經濟整體，並自然而自改善貧困階層人民的生活素質。

香港社會過去多年「不干預市場」的實踐經歷，證實了這種為資本服務的政策思維，只會令貧富差距增大，繼而造成社會分化。即使香港如願以償發展創科，趕上大灣區發展機遇，GDP逐步增長，但貧困階層只能夠等待社會上層將發展紅利「一滴一滴流」到他們手裏，那整個社會仍然與「共富」相距甚遠。因此，政府在發展的同時，需要建立機制，做好「分餅」工作，比如改革現行的一次分配政策，完善再次分配制度，改善政策保障勞工福利。李峻嶸引用美國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國家財政危機理論，指出資本主義與福利政策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第一件事要保證資本的利潤，福利國家又要去改善勞工福利，兩個概念是矛盾的。」

未來政府在改革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時，必然要破除這種矛盾觀念，不能夠只保證資本的利潤。李峻嶸認為，政府需要認清如果想讓社會更加公平，「總是需要去壓（制）某些自由。」而這些「自由」或許就是過去政府在建構社會福利制度時，對既得利益群體的各種讓步。

「扚起心肝」處理民生問題

比如，在初次分配方面，香港《最低工資條例》於2011年開始實行，以保障工人能以勞力換取足以生存的薪金，並維持合理生活水平。此後，最低工資委員會每兩年檢視法定最低工資，向特首會同行政會議作出建議報告，由最初的28元漲至2019年的37.5元。按照現時37.5元的每小時最低工資，假如一人工作200小時（每月工作22天，上班9小時），他每月月入為7,500元。而根據《2020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去年5至6月受最低工資影響的人土有2.23萬人，其中獲最低工資的有1.65萬人。雖然他們個人收入遠高於現時4,400元的一人住戶貧窮線，但假如扣除劏房租金收入，剩下的月收只能僅僅過活。但政府寧願訂定「在職家庭津貼(職津)計劃」，以再次分配來彌補「不合理」的初次分配。李峻嶸形容，「職津實際上是代僱主出糧，為什麼政府不直接提高最低工資？因為這是要求僱主直接找數。現在政府用緊盈余，幫僱主覆蓋成本。」

同樣的問題亦出現在去年的增加產假的議題上，去年政府將法定產假由10周增加至14周，然而，產假的開支成本並不是由僱主承擔，反而由政府向僱主補貼員工額外薪酬。李峻嶸認為，「不要求資方有『巨大的讓步』，而是為資方補錢，幫資方承擔較大的成本，在這樣不撼動既得利益群體的政治經濟格局之下，除非在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否則政府難以徹底改變貧富懸殊的問題，只會繼續小修小補。」

毋庸置疑，港府的政策思維絕不能只為「資本服務」，但在推動「共富」、構建再次分配制度時，仍然要遵循市場規則，要合理調節市場，而非一刀切的整治措施，粗暴地干預市場運作。有學者指出，「高稅收、高福利」的福利模式會導致市場的活力不足問題，跨國企業和資本外流影響了經濟領域的「造富」能力。因此，港府推動「共富」時，仍需平衡福利政策對市場的影響。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出，工聯會早前建議政府在原有二級稅制下加設第三級，主要是針對過億利潤的大財團，由現時的16.5%加至17.5%，「這對大財團的影響有限，但能夠拔一毛而利天下，令政府在社會福利政策和分配方面有更大空間。而這根本不會增加中小企的營商成本。」

有聲音認為，政府加稅會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在吳秋北看來，這無疑是個思維誤區，以為一個地方的投資多寡取決於當地的低稅制政策，但市場的體量和回報的高低，才是投資者的考慮關鍵。

在第三次分配方面，吳秋北形容香港有大量的慈善機構，補足市場和政府的第一、二次分配的不足。他建議政府可以更加大力去鼓勵社會上的團體進行慈善工作，另一方面亦可以提高現時35％的捐款免稅額，以推動社會上的慈善事業，令社會各界更加願意損獻來促成資源再分配。

而現時社會的「壟斷」問題，無疑是走向「共富」的一大桎梏。縱使香港的反壟斷法——《競爭條例》已於2015年正式生效，並設有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可能違反競爭守則的三類行為。但在洪為民看來，條例似有若無，「法例生效了這麼多年，有沒有一宗大的案件？有沒有調查過電訊商、超市或者油站的壟斷問題？而社會的壟斷情況有沒有比立法之前好？我們都看不到。」

政府需要着手處理壟斷問題，為市民提供更多發展機會，改善自身的生活素養。吳秋北形容，中央現時關注的居住、收入分配、就業等民生問題，其實是對香港從政者最基本的要求，「我們自己要『扚起心肝』，要爭氣，自我提高要求，將香港做大做強。」

做好民生工作或許是很基本的要求，但香港要建構「提低、擴中、限富」、走向「共富」，無疑有很多難關需要攻克。但政府只要摒棄過去為資本服務的心態，回到以人民為中心的從政初心，守正篤實，久久為功，「共富」亦有望達成。

吳秋北已報名參加第七屆立法會港島東區直選。同區候選人還包括新民黨廖添誠、民建聯梁熙、以及中科監察主席潘焯鴻。張國鈞則已報名參加選委選舉產生界別，同界別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香港01選舉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