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務司司長」作為特區政府當中地位僅次於「行政長官」的「二把手」，負責督導由行政長官指定的各個決策部門工作，在政策制訂和實施過程中擔任重要協調角色，所以通常被委派主持一些較高層次的「諮詢委員會」和「統籌委員會」。
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離任時，被盤點任內曾經兼任七個範疇合共15個委員會的主席；然而，綜觀他所主持涉及民生、民政、環保、人口政策、兒童及青年事務、政制及內地事務等等範疇的委員會，每個範疇本就複雜而棘手，更何況要身兼多職，光是不停出席會議恐怕已經難以招架，而且當中有不少與原有組織架構職能架床疊屋，難怪會被外界質疑政務司司長轄下的委員會難以發揮實際作用。
這不禁令人疑惑，這些委員會對於政策的實施到底是「阻力」還是「助力」？如果連「特區二把手」主導的委員會都沒有太大效用，其餘近500個政府委員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行政吸納政治」今非昔比

「委員會制度」源自港英時期的「行政吸納政治」策略。當時為吸納社會各界及行業精英的中肯意見，以提高施政效能和政府認受性，港英政府特此成立一些諮詢組織，並委任不同背景人士及團體加入其中，部份更委派官守成員親自督軍，以表對這些組織的重視。後來，委員會制度不限於諮詢功能，還發展為行業的法定監管機構，負責發牌、監管、研訊事宜。

據民政事務局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0日，政府有約510個諮詢及法定組織，涵蓋七大功能，包括諮詢委員會、非政府部門的公共機構、規管組織（督導委員會）、上訴委員會、信託、基金和資助計劃的諮詢和管理委員會、公營公司和其他委員會，分別隸屬行政長官及三司十三局。當中有多達4,600名社會人士獲委任出任約7,100個職位（部份成員服務多於一個組織）。可以說，委員會制度是維繫香港政府、社會、不同行業運作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然而，近年也愈來愈多人質疑，「委員會制度」的擴張似乎未能在很大程度上協助特區政府提升施政效能。《香港01》以政務司司長主持的15個委員會為例，探討其職能與效能。

翻查資料，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委員會可分為「諮詢委員會」和「督導委員會」（表一）。

所謂「諮詢委員會」，目的是將社會各持份者的意見帶到政府制訂政策、進行決策的過程當中。經歷回歸後歷屆政府的擴充和發展，諮詢委員會吸納的對象已由最初的社會領袖，逐步擴闊為吸納專業人士、中層，並發展為連結公民社會和政府的諮詢渠道，從而衍生「專業」和「政治」兩大功能。一方面，政府就政策範疇委任專家成員，能夠補充公務員在專業範疇上的不足；另一方面，諮詢委員會的政治吸納功能，可爭取社會精英、基層對政府的支持，避免政策失誤而引致嚴重的公關危機，同時為政策提供合理化的基礎。部份諮詢委員會具有實務職能，任重道遠，例如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需要判斷選舉委員會、行政長官及立法等選舉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督導委員會」則是以執行和監督為主，即監察並統籌政策在不同決策局和部門的運作情況。督導委員會的成員一般包括相關政策所牽涉的決策局和處方代表。例如推動回收業及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成員包括環境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教育局、發展局等多個決策部門的官員。由於督導委員會並非諮詢委員會，如非必要，政府不會委任非官守委員。

政務司司長緣何坐鎮委員會？

可以說，諮詢委員會與督導委員會源於兩種不同的行政思維，前者以諮詢為主，藉吸納專業及多元的意見，向政府提交建議；而後者着重統籌跨部門的政策執行、協調和監督，以確保各部門能夠互相配合、落實政策。委員會的人選則可說明政府對相關政策範疇的重視程度。

香港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林緻茵接受《香港01》訪問時分析指，行政長官會從政策範疇的重視程度、跨部門協調性質、政策優次和制定策略職能、對應的政策平台和督導功能，來考慮是否由政務司司長出任主席。諸如扶貧委員會、國際商務委員會，以及為配合「國家十三五規劃」而設立的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均是政府非常重視的政策範疇之一，故需要一個最高級別官員親自督師。而特首林鄭月娥任內成立的兒童事務委員會和青年發展事務委員會，以及為為配合國家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的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也都由政務司主持。

林緻茵續指，一些帶有跨局跨部門協調性質的委員會，同樣需要由擁有最高跨部門協調權力的政務司司長主持。在政務司司長主導的15個委員會當中，除了國際商務委員會之外，其餘14個委員會帶有跨局跨部門協調的性質，例如青年事務委員會便牽涉教育、就業和勞工福利。

除此之外，委員會是否帶有定政策優次和制定策略功能的職能，同樣影響政務司司長需否親自上陣，「比如兒童事務委員會，其中功能是需要就有關兒童發展及成長制定政策，制定策略及工作優次，並監察實施情況，這同屬政務司的職能之一。」另外，一些沒有對應政策平台以深入討論的政策範疇，都會交由政務司司長處理，例如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

林緻茵補充，部份委員會握有實權，所以也少不了政務司司長的坐鎮，如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太平紳士委員會，前者可以向行政署提供捐款意見，以審批每筆不超過800萬元的賑災款項，超出金額則需要經立法會通過；而後者則要考慮授勳及嘉獎的提名，並就委任非官守太平紳士的提名，再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

對於政務司司長親自坐鎮多個委員會，從一方面看，是政府高度重視有關政策範疇，但在實際操作當中，兼任15個委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卻像處理不同雜物的「庶務二課課長」；而且，這些委員會當中有不少與原有組織架構職能架床疊屋，難怪會被外界質疑難以發揮實際作用。這不禁令人疑惑，這些委員會對於政策的實施到底是「阻力」還是「助力」？如果連「特區二把手」主導的委員會都沒有太大效用，其餘近500個政府委員會還有存在的必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