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地方的管治水平如何、政府的威信和能力有多高，大可見微知著，從地區層面的管理作出一定程度的審視判斷。管治的本質乃是以民為本的領導，必須是以民眾利益為依歸的進程，而要落實真正以民為本的領導風氣，塑造值得仿傚的執政典範，必先從市民日常生活最能感受到的地方入手。地區管治、鄰里關係、服務街坊及普羅大眾的政策，皆為題中之義。

地區管治實乃任何城市良政善治的先決條件。從政者、為官者若得不到基層的信任、獲不到民眾的授權，又怎能以服務社會及管治國家為己任？若連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及需要也滿足不了，又憑何談治國（城）安邦的宏觀理念？中國共產黨強調「走進基層」原則為執政及治理根基，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之一，回歸接近二十五年的香港，在改善地區管治層面上，絕對值得向內地借鑑，結合香港自身政治文化，達致令普遍市民對政府皆能投以信心一票的新治理模式。

此一新治理模式必然要將舊有「由上而下」及「由下而上」政治倫理揉合，去蕪存菁，摒除不符合政治現實的元素——一方面，必須維持以體制為核心的強勢行政領導，另一邊廂，卻也要廣納賢能，透過邀請及招攬基層團體、願意服務地區的年輕人等做法，讓兩者之間有機結合，從而演變出一套符合香港政治環境的地區管治邏輯。在此前提下，我們有數點建議，望能為香港未來地區政治發展拋磚引玉，引起討論：

一、建立貼地「區治」班子

現時政府的地區管治「團隊」過度碎片化，難以急市民所急，更不能為對政府內部運作缺乏認知的普通市民有效而快速地解決問題。連理論上熟悉政治運作的區議員，在為該區市民發聲及覓協助之時，也不能輕易地遊走在眾多政府部門之間，最終在架床疊屋的官僚體制當前，只能「放慢手腳」、降低要求，為求少做少錯。這個現象也延伸成為全港十八區民政事務專員日常工作的障礙。雖然身為公務員團隊一員的民政事務專員理論上具備為每一區居民及區議員充當與政府內部對接的樞紐作用，但苦於「一處鄉村一處例」的規條教條主義所牽制，他們也只能「溝通」，而難以「動用」政府資源去為居民謀福祉。

現時，地區各項民生工作由各個政府部門分別管理，例如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街道衞生、運輸署處理地區交通事宜、路政署負責道路上的日常管理問題等。由於部門之間分工極為精細，一般市民根本難以分清楚部門各自的權責。若任何一個普通選區的居民對道路及基建規劃有意見，可以向路政署反映，但路政署並沒有統籌道路規劃及交通安排的權力，更沒有操作基建策劃的職能，變相只能將球交給另外兩個部門的公務員處理。可是，這些公務員本身沒有決定權，必須將呈請往上申報，結果導致上頭（幾個不同部門）枱面上需要審批的愈積愈多。久而久之，在「不變不會錯，做多則可能錯」的心態下，自然難以落實一套有效的地區管治政策，遑論制定具前瞻性的區域發展大計。

再拿另一個較為「全市」性的地區管治問題來說明。棄置電單車在香港各區普遍存在，並不時棄置在電單車臨時泊位、行人路、山坡等，有的棄車更是風吹雨打數年仍屹立不倒，對有實際需要的電單車司機和途人造成嚴重的困擾，也對各區環境構成嚴重影響。曾有電單車司機表示臨時泊位被不少棄車佔用，故被迫把車停放在泊位的外側，卻被控違例泊車；也有電單車泊在屋邨山坡與行人路邊之間，區議員嘗試向該區地政專員反映意見，但專員給出看似無奈的答覆：由於沒有部門主動並迅速作出承擔，甚至出現互相推卸的情況，他們也管不了。

上述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大量民生工作上，不同部門都有合作的空間，例如山坡非法耕種位置往往涉及不止一個政府部門的範疇。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的山頭主義，當然並非僅體現於地區事務之上，而地區管治本身恰恰為政府提供了一個理論上可以溝通協調及解決問題的渠道，那便善用特區政府在各區駐有的民政事務專員。我們有必要改革地區管治制度，建立恆常而具代表性的地區管治團隊，同時賦予民政事務專員實際統籌及協調的權力。在此方針前提下，民政事務專員的官階應當有所提升，並應具備直接資源調動權和間接對政府其他部門人士的任命權。這樣一來能確保地區事務專員具備跨部門運用資源的能力，二來也能突顯政府對地區管治的重視及關注，既有利於培養緊貼民情的高水平治理人才，對政府重建管治威信也有所幫助。

從更長遠的發展角度而言，每一區的專員應當具備委任地方事務人員，以及招攬基層地區組織參與地區運作的能力。這可形像理解為組成「地方內閣」，但不要誤會，它絕不是削弱政府總部的管治權力，更非在地區層面上鼓吹「分裂式」管治。反之，透過適度的分工及放權，此制度改革更能讓對地區事務發展具備心得及經驗的有心人，直接參與制定地區政策，讓政府與地區民眾之間的距離收窄。委任地區組織人士進入地區管治班子，一來能推動他們成為半官方的正式聯絡人，在政策遊說及資訊層面上發揮作用，二來也能彰顯通過體制影響管治的可能性，長遠減免地區民情對政府施政所構成的阻力。

此外，政府大可考慮以聯合辦事處模式，促進跨部門合作，如此既可消除部門不相往來的弊病，也可加快處理控訴的速度。現時較廣為人知的政府部門聯合機構是由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所組成的聯合辦事處，主力為大廈業主和住戶跟進單位滲水問題。這些聯合辦事處除了讓市民更容易就特定民生問題尋求協助外，也有助加快部門的行政效率，縮短處理問題的時間，同時避免推卸責任的情況，可謂是一舉多得。

二、區議會去政治化須對症下藥

整個2010年代，立法會出現嚴重的意識形態凌駕政策辯論的趨勢，也間接令各政黨中不少的區議員認為，只要能成功「表態」及展示自身立場，便算得上是向民眾有所交代。再加上區議員又好，選區民眾又好，在以上種種難題及制度性障礙當下，對政府不斷積累怨言，從而衍生出立場先行、輕視實幹的畸形地區參治風氣。在這種生態下，議員「罵」官員愈厲害，似乎就被視為愈有實力。在不少市民眼中，區議員辦事處乃是政制層級中最容易接觸市民的渠道，而不少代議士選擇了以謾罵及針對性言詞作為印證自身存在功能和價值的手法。

2019年社會騷亂發生後，以上問題只有變本加厲，不少區議會出現嚴重的政治化及兩極化趨勢，對落實有效惠民方針毫無益處。區議會會議變成不同政黨及政見人士各自表述的「閉門秀」，令政府難以接觸真正民意，也讓區議員和政府關係勢成水火，嚴重地破壞兩者互信。也正因如此，有不少聲音表示，特區政府必須將區議會「去政治化」。

如今經歷了辭職及禠奪資格（DQ）浪潮以後，區議會理論上應當已成功「去政治化」，可望還原至1997年前的功能——只談民生，不談政治，但這其實並非完全符合現實。至少，對於不少民眾來說，今時今日的區議會不比2019年底選出來的區議會更緊貼民情或關注民生，也不見得更「去政治化」。箇中原因很簡單：即使反對派議員大規模放棄或失去議席，但不少他們原有的支持者以及較為政治冷感中立的市民，並不認為剩下來的建制派及少數非建制議員真的可以勝任代議士的角色及功能，一些較為消極的輿論聲音認為，在接下來兩年有多的時間裏，區議會所謂代民參政、為民發聲的功能，只會形同虛設。此觀感固然對仍在其位的區議員有所不公，也反映了坊間普遍存在一種過於短視的政治觀，但純粹就事論事，在經歷如此大規模的政治操作，要將當前區議會在觀感上的「政治性」掃除，一點兒也不現實。如今所謂的「去政治化」手法，就只令許多市民認為是政府為了去除反對聲音而進行的制度性排斥。

其實，與其盲目追求將區議會「去政治化」，不如實事求是地劃清界線及底線 ——區議會裏面可以有政治，可以容納「政治多元」，但這些政治表述及議員的權責所限，不應僭越地區管治層面。任何區議員在參與政策討論之時，理所當然不能偏離自身處理社區民生工作的職責，甚至妄想越俎代疱介入諸如國家安全等涉及國家層面的重大政治議題；反之，若區議員願意安分守己，做好自己應有的代表及服務地區工作，政府也可考慮對議員本身意識形態及立場的審查標準稍微降低，容納更多元化的聲音。說到底，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我們不能迴避政治，但有義務及責任追求優質政治，而不是任由諸如反中亂港等偏激聲音壟斷表態，或是奉行形式主義的尸位素餐者的氾濫。

承接以上棄置電單車例子，雖然近年政府已就棄車問題積極展開行動，但若與區議會聯絡的專責官員能早知早覺，相信市民不會怨聲載道。作為與地區不同持份者及區議員聯絡的官員，必須秉承地方管治為自身標準的精神，不應因「政治潔癖」而抗拒政治，更不能只談程序而不反思手腕及處理事務的靈活度。只要議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能恢復如常，以官民共融合作為主要的行動框架，推動區議員成立官民合作的專責行動小組，必然能讓該區居民感受到政府對他們的重視及尊重，當政府推出重大政策調整時，也更容易爭取市民的支持及認同。

三、為青年提供渠道編寫地區未來

經歷過2019年的騷亂後，不少人詰問香港的青年怎麼了？我們必須強調，香港的青年絕非洪水猛獸，對這片土地的愛固然不能成為胡作非為的藉口，但我們也不能無視青年的怨氣與怒氣，有相當大程度根源於香港的深層次社會矛盾。因此，正視青年政策在港的落實，為年輕人提供一線天，讓他們能參與在自身社區的建設之中，才能真正助香港青年「撥亂反正」。現時有不少政界中人相信皆在反思，如何「重整」青年政策。但制定青年政策不是一個機械化的過程，更不能單純由上而下，以單純行政主導的施壓作引子。我們需要給予青年足夠由基層做起的實戰經驗。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不能不正視年輕人對體制的質疑及反感，而要恢復年輕人對體制的信心，我們首先要為他們提供合理平台及渠道，讓他們可以編寫及撰述自己的發展願景，與管治者分享他們對香港未來想像的意見。

在此前提下，最近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將民政事務局改編成「青年及地區事務局」，實為一個明智而重要的舉動，值得一讚。但形式歸形式，管治還是要看結果的。除了應時刻掌握及回應民情演變，按《施政報告》所建議改組後的「青年及地區事務局」各區專員 ，除了有必要維繫與區議員的正面來往，更必須爭取將年輕人——包括對制度及政府有所質疑、反對、排斥的人士——納入體制以內，透過地區諮詢委員會及官民合作的項目，讓更多的年輕人能對體制產生歸屬感，也能從中親身體會到管治過程中的種種困難。香港年輕一代有不少對政府及管治團隊的批評儘管並非帶有惡意，卻往往出於一種對管治現實的不解。政府有必要展示足夠的胸襟及氣度，讓這些年輕人在體制內慢慢摸索出自己服務公眾、服務社會的路，若一味將他們拒於門外，變相只會為他日的社會動盪埋下禍害種子。

有個別智庫曾舉辦一連串的參與式預算實驗，寄望透過讓市民參與制定地區預算，從而提高該區市民的公民意識，也能促進政府對市民需求的了解。這種做法在青年層面上亦適用——為何不在全港十八區推動類似的參與式預算，鼓勵各區青年參與，從而為特區政府出謀獻策？市民與體制之間的關係並非對立的——在內地，地方官便往往與所管理村落或街道上的居民打成一片，為何這種地區治理方式在中國的香港特區反而做不到？若在物理空間上有限制，又是否應當考慮利用香港獨有的配套及設施（包括電子平台及網上論壇），進行各種諮詢活動？若諮詢參與度不足，是否應當嘗試透過提供直接誘因，讓民眾看到投身公共事務或辯論中的價值？如今社會上瀰漫着一股兩極化思維——一邊是認定香港過去社會動盪反映出，必須以強硬而鐵腕手段治港，方能正本清源；另一邊則認定香港已死，任何形式的公共事務參與都沒有意義。但事實上，在不可能與可能之間的空間，從來便是政治的舞台及催化劑。若我們不嘗試，又憑什麼說「市民不懂事」，或「官員不在乎」呢？特區政府官員有必要讓年輕人看到，「落區」或「諮詢」絕非一場「秀」或公關遊戲，而是妥切包含在施政過程中的一個關鍵要素。

愛港愛民從來都不應與愛國有所牴觸，而要愛香港，不只是要敬愛為香港付出的一眾前輩，也應疼愛這座城市的下一代。下一代若盲目地訴諸暴力武力，上一代有必要及有責任糾正他們的行為。但若下一代確實對我城發展有真知灼見，就不應由於政治正確或既有成見而被排除在外。管治者從年輕一代上除了能看見希望，更能看見自己圈子或平常接觸人士未必能反映出來的社會現實。與此同時，正因香港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過去十幾二十年在錯誤觀念渲染下被嚴重扭曲，若要撥亂反正，就要讓香港真正回歸「一國兩制」應有的政治倫理，而這必然包含切實做好「港人治港」，回歸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根本。我們需要讓所有人，包括年輕人，親身體會到地區管治的重要性。唯有這樣，才能讓香港政治重上正軌。

香港現已踏入良政善治的時候。我們的地區管治，也是時候改變了。我們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且讓「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