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二十多年，由於特區政府缺乏藍圖、規劃，兩文三語成了「精英說英文，大眾說廣東話，少數曉普通話」的語言狀況。相比之下，「鄰居」新加坡依靠優秀的「雙語政策」培養出一代優秀的雙語人才，在經濟全球化和國民身份認同上取得了平衡。若從功能主義角度出發，特區政府應該如何修正「兩文三語」政策？

所謂教育語言的功能，根據香港教育大學榮休教授鄭燕祥引述哈佛大學著名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會功能理論」，主要涵蓋四大方面：其一，整合功能，「能否促進社會團結」，「學生形成共同信念」；其二，維模功能，「社會能否安穩運作」，「學生會否維護法紀」；其三，適應功能，「社會能否有創新」，「學生未來出路如何」；其四，目標達成功能，「如何策略地落實計劃」，「學生能否達至目標（如考試）」。

整合及維模功能

首先，從整合功能衍生出的，是語言政策要建立共識，而非製造分裂。「獅子山精神在乎合作，」鄭燕祥說，「而不是以往那樣，你講東，我講西。」共識的建立，在於強調多語言政策的「包容」而非「排斥」。

著有《兩文三語：香港語文教育政策研究》（下稱《語文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梁慧敏表示，「兩文三語『講來講去』都是普通話和英文，廣東話被忽視了。」在這種情況下，市民會對外來語言產生「抗拒心理」，若要消除疑慮，就應該確立三種語言的地位。

例如，在「母語」上，政府須明確究竟是「社會母語」還是「自然母語」的概念，「中文」對應的官方口語形式是普通話還是廣東話？有了地位確立、概念明確後，才會有清晰的政策方針。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系教授施仲謀則指出，不需要擔心學習普通話會減少廣東話的發展，因為廣東話與普通話是「共存分用」，即共同存在，但在不同場合用不同語言。普通話是國家規定的「共通語」，能令五湖四海人士，即使自然母語不同，也能借助「共通語」溝通，因此正式場合應採用普通話。

但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依然可以保留和使用，並且應以專業認證、文化研究等形式保留和傳承。「不需要將粵語抬得好高，但應有的位置應該給回它。」例如，對於常用廣東話的職業，如播音員、社工，可加上粵音評級要求，以助戒除懶音，同時推廣、保留粵文寫作等，只要「令市民覺得粵語受到重視，就會消除『普通話想消滅廣東話』的疑慮。」

鄭燕祥則強調，共同信念的建立基於法律，「香港要法治、要憲政」。因此，涉及語文地位的《法定語文條例》亦需因應調整。這種調整，同時也跟「維模功能」有關。他指出，以維模功能衍生出的，是語言政策如何達致「政治社化」，即如何令一些政治變化能夠融入社會。例如，香港回歸祖國，其實是社會大轉變，但「大家覺得馬照跑，舞照跳」。既然香港已然脫離了英國殖民政府的管治，回到了「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那麼語言政策亦應依據政治變化而改變。

今年6月，國家教育部發表了《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21）》，當中分析了香港「兩文三語」的現狀，並且提出在法律上明確普通話與簡化字的地位。「這個法律地位在香港沒有確立嗎？」鄭燕祥對此表示驚訝：「我好奇怪，普通話和簡體字，根本就是一國語言來的，怎麼還需建議香港為其建立『法律地位』，這太過謙卑了。」

「有了法律地位，自然就享有權利去貢獻發展。」鄭燕祥表示，無論從整合性和維模性方面考慮，這點建議都有必要，「好多事情沒有『法定地位』根本推行不了，反映不出它（普通話）對香港發展的強烈影響力。」

適應功能

從適應功能衍生出的，便是經濟發展的目的。「香港歷來重視經濟發展，以生存為目標。」鄭燕祥說。正因對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英語的經濟價值高，社會便會出現「重英輕中」、「英語崇拜」等現象。鄭指出，普通話日後對香港的影響或高於英文，因大灣區的重要性日益提高，「現在在做的大灣區，不是紐約大灣區，不是東京大灣區，是中國的大灣區。中國的語言就是普通話和簡體字。」當然，英語依然重要，「因為大灣區也要面向世界」。

由此，鄭燕祥總結，香港要培養的人才應是「立足大灣區，面向世界」。在中文方面，不是純粹地「普通話」流利溝通就可以，還要掌握普通話文化的「巧妙之處」，了解中國和大灣區語言特點，強化「生存技巧」，而「廣東話更多用於交誼」。在英文方面，香港亦要維持現有的教育優勢，從工具性價值而言，英文和普通話乃世界潮流，「不要逆勢而行，拿來辛苦」。

鄭燕祥主要從宏觀經濟變化來推演，梁慧敏的建議則更為微觀。首先，她表達了對「雙語」目標的質疑：「其實好多專家都會講，均衡的雙語能力好難實現。因為，極少數人可以做到兩種語言在聽說讀寫上都好優異，這個目標非常高。其次，社會中亦很少見雙語普遍、頻繁地使用在所有範圍。」梁慧敏說。

在《語文研究》中，梁慧敏提及兩種多語言政策的目標：「程度均衡」和「功能主導」。具體而言，前者是指學生能在英文、普通話、廣東話都達至同一水平，後者則是指學生按照未來發展需要，加深、加強某一語言能力。梁表示，雖然政府沒有「白紙黑字」要求達致「程度均衡」，但從政策文件所見，政府的目標取向乃前者。

梁慧敏認為，更為實際的方向應是「功能主導」，按照未來職業發展路徑不同而選擇精通某一種語言，「要什麼產出，就給學生什麼輸入」。例如，STEM科目要求英文閱讀能力高，就專門設立相關的工程英語、理科英語課程等；法庭傳譯、酒店管理等行業要求廣東話口語能力高，則設粵語口語的相關培訓；金融行業，可能需要接觸更多內地的客戶、企業，便培訓普通話的聽說能力。

梁慧敏明確指出，程度均衡和功能主導是不同階段的目標，前者是基礎教育中的目標，後者則是高等教育、終身教育的目標。由於英語和普通話欠缺語境，所以在基礎教育中要達致「程度均衡」的目標並不容易，但她建議可結合「兒童語言學習黃金期」來減輕語言學習的負擔。「不少研究指出，兒童4至8歲是語言學習黃金期，如果這段時間提供更多教育支援，他們對這種語言的習得是受益終身的。」

針對語境及語言教育的問題，鄭燕祥的建議則是逐步全面推行「雙語中學」。例如，可以普通話教授情意範疇重的科目，如中文科、歷史科；而工具性範疇重的，如數理科，便以英語去學。「不是硬性的『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而是讓學校能按照校本情況去調整，營造雙語語境，發揮語言的多元教育功能。」比較單純推動母語教學的「中中」及單純擁抱國際語言的「英中」，兼容兩者的「雙語中學」可以在不同政策功能，例如，國家認同、經濟發展（大灣區及國際化）、文化資本積累、社會流動、教育平等、及教學效果上，有更佳的表現。鄭燕祥又指，以雙語中學模式去推行中等教育，便能平衡國際化及文化認同之間的矛盾。

目標達成功能

從目標達成功能而言，便是整體語言規劃的「短、中、長期目標」，以及不同層次，如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語言政策，涉及路線圖和執行力的問題。鄭燕祥指，政府推出很多宏觀層面政策，無論是大灣區、國際大都會還是教育樞紐等方向都需要考慮語言政策的配合，「現在推動大灣區融合，那小學、中學、大學的語言期望是什麼？當中有什麼矛盾和困難？教師工作負擔已經很重，會不會難以適應？學好中文，英文會不會變差？」鄭燕祥一下子列出了很多疑問，「這些都應該拿出來討論。」

鄭燕祥表示，設立了路線圖並開啟公眾諮詢，有助於社會理解未來的發展趨勢，自我調校，達致共識，例如有了「兩文三語」語言政策路線圖，教育局就可以制定教師的「語文學習路線圖」，中文老師便可以跟着路線圖不斷改進自己的教學技能、語言能力，「令學生能夠行走在中國大灣區甚至紐約大灣區。」除了教師之外，各行各業亦可以以此為指引，制定行業的語文路線，達至「兩文三語」的目標。

鄭燕祥形容，推行「普通話教中文」亦是同樣道理。現在的「普教中」只是一個「遠程目標」，「你說『十年』，大家默認『十年』後才會有改變」。但是，如果能夠列出「從現在到十年，每年會做什麼，有什麼準備工作」，社會就會知道路徑，更容易接受。

除了縱向的時間安排，橫向的政府架構合作亦同樣重要。梁慧敏從語言政策的層次開始談起，她指出，語言政策分為：國家語言政策，教育語言政策和民間語言政策。在國家/官方層面，語言政策以法規形式頒布，可能會設立政府機構，規劃語言的普及、監督語言使用。在教育層面，即語言政策主要體現在教學中，通過語文教學的方式去實現，不一定延伸至其他公共領域。在民間層面，即指在某些團體內部設立的語言政策，常見於一些服務少數族裔的團體。

明顯地，「兩文三語」政策是屬於第二層，即「教育語言政策」，所以主要承擔「兩文三語」工作的組織也是教育局，而整體「兩文三語」的目標實現亦主要放在語文教育中做。然而，語文教育以外的部份，教育局沒有辦法去控制。例如，社會所用的語言，學生在學校之外的語言環境等。梁慧敏建議，政府應該建立「更高層級」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去督導「兩文三語在教育以外的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