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著名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文化乃是塑造及構建區分（Distinction）及共同點的一套工具，也是一個由社會架構及自然行為交織而成的過程。回歸二十四年走來，香港民心躁動，除了與根深蒂固的房屋及土地問題不無關係以外，更是與我城的文化政策、港人身份認同，以及部份年輕一代對「大陸」文化排斥等息息相關。要讓「一國兩制」重上正軌，必須先讓普遍港人了解及認知到，香港文化與國家的文化並存，而非「二者選其一」，更須將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之中，拔高我城的文化價值。在地來說，若絕大多數港人能看到及認同特區政府乃是願意聆聽、保育及尊重我城獨特文化，必然有助於疏通民心鬱結、化解陸港矛盾。

在上一篇文章裏，我們探討了香港本土文化對國家與香港關係的影響，對「香港回歸後在文化上失去自我」這個論述投下反對票，並為分析陸港關係及在地文化綱領提供了一套新的論述框架。但無可否認的是，有不少市民確實感受不到制定文化政策及架構的菁英及領導在為香港的本土文化作勇敢的堅持層面上有何嘗試，以致本地的文化傳承就像真空了一樣。大家需要尋找解決出路，讓市民理解文化磨合乃「一國兩制」的重要功能，讓香港能站於國際舞台中，散發出中華文化和香港文化的光彩。以下乃是幾點實際倡議，望能拋磚引玉，讓文化層面上的「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一來能維持狹義維度上的獨特優勢及文化特徵，二來也能將國家文化與世界各地文化揉合，從而將廣義的香港文化發揚光大。

一、以嶺南文化為橋樑探索陸港共通點

香港與祖國的文化連結長年未能有一個清晰的定義，原因是包括政府及社會有權有勢者往往未能很有效地將中華傳統文化傳承注入文化應有的時代發展軌迹當中。舉個實例來說，粵劇在不少年輕人眼中只是老人節目，坊間也缺少普及渠道讓年輕人撇除芥蒂及成見去認真學習及欣賞粵劇，他們甚至聽不懂劇中內容，也就難有意願購買門票觀看粵劇表演。

但這並不代表我城的年輕人，對粵語文化、整體的廣東文化沒有歸屬感或認同感。反之，作為港式粵語的「發源地」、作為不少經香港移民往外闖的「華僑」中轉地，香港歷來都與廣東話發展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有不少港人以香港獨特的中西夾雜廣東話為榮。香港的廣東話固然可以說是「懶音四處」，卻也可說是我們因而為傲的特色。近年以來，廣東話成為香港身份認同爭論的一大議題，部份人偏激地利用廣東話來構建與國家相抵的本土身份，無視廣東話、其源來及箇中文化觀恰恰是粵港兩地民眾相互理解的一大橋樑。

大約在十到十五年前，香港曾泛起一股「嶺南風」，嘗試透過追溯我城與嶺南各種各樣的文化交織及共融，為回歸後的香港找出一道與中華傳統文化連結的橋樑。可惜的是，這些探索在種種政治及時代因素下擱置。其實，在香港推動文化研究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若能得到政府資助的，往往因被人感覺「曲高和寡」，或被視作「政治正確」的文宣，難以得到民間認同；反之，由民間組織及智庫自發舉行的研究，則往往缺乏渠道及資源直接落實在政府政策之中。久而久之，原本屬於官僚及架構層面上的問題，也孳生了一系列的連鎖障礙，讓「一國兩制」中的文化橋樑消逝在政治動盪及民粹鬥爭之中。

須知道，傳統粵劇與現代的廣東歌發展本身是沒有衝突的。那為何近年不少人說要支持廣東歌，卻鮮有人說支持粵劇，甚至反而將兩者以「老土」vs.「新穎」做所謂的對比？我們得從政府的文化保育政策角度出發，作出反省及深思。

第一，政府雖注重粵劇文化，唯沒有讓粵劇發展與時並進，引入適度的新派因素，與傳統有機結合。雖有硬件，卻軟件欠奉。也正因如此，有不少年輕人，甚至中年人，才會認為粵曲、以至較為傳統的嶺南文化，只是被時代所淘汰的舊時代產物，也令青年人無法享受到博大精深的嶺南文化。其實，透過宣傳和創意等方式，可以讓更多市民對粵劇關注，比如加入現代背景的元素，近年《粵劇特朗普》便是廣受青年人歡迎的例子，這類創新的內容有助嶺南文化在香港的延續。

第二，上一篇文章也提及，我們的教育界領導及菁英並沒有充分利用廣東話、嶺南等橋樑性文化構造，讓我們看得到融入祖國與我們的特殊風土文化之間，實在並無衝突。有不少青年人擔心廣東話最終會被消失，甚至引述近年廣州等城市部份地區出現的「以普取粵」現象，視之為文化清洗，卻不知廣州政府近年如何嘗試將普通話及廣東話相互交融，從而摸索出一種羊城獨有的中華文化定位及身份認同。

香港的歷史不應由西方殖民者來譜寫，更不應以殖民時期劃地為牢。我們的故事早於新石器時代便已開始。我們的「文明故事」大可追溯至唐朝及五代十國，並不止兩百年那麼短。要說好香港歷史，必須先承認及接納我們與歷代中國王朝的關係，以及與百越、南越等文明的關係，同時發掘及記載我們的獨一無二性。只有不偏不倚的歷史才能激濁揚清地讓港人找回自己的根，還原自己的本。

二、將香港文化融入產業及經濟政策

「特區政府應當支持Mirror及Error等男團發展」這一句話，相信很多不同陣營及立場的政客及民意代表皆懂得說。然而，大家更該思考的是，究竟香港是否具備足夠配套及資源，栽培出一代又一代的Mirror？對政府來說，為有心有力的年輕人提供文化土壤及資源，乃是應份。將個別成功例子轉化成一種新生態，讓文化得以一傳十、十傳百，這才是文化政策應有的本質及堅持。特區政府是時候為「本土文化」正名，將香港文化——無論是我們曾提到的廣義文化還是狹義文化——皆融入我們的產業發展藍圖之中。

以台灣為例，不少香港市民喜歡到台灣吃喝玩樂，台灣的夜市總少不了香港遊客的蹤影，台灣飲食文化也廣泛滲入香港市民的生活之中，間接促使香港近十年出現不少台式飲品店、台式餐廳。但台灣並沒有停留於用夜市招徠——當一些港人對它們感到厭膩之際，台灣開拓出了文創生活的風格，再次吸引港人前往觀賞。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曾於2015年10月就台灣的文創發展發表題為《台灣文創園區如何形成特色》的文章，道出了文創發展對傳承及活化歷史文化，建立立體而動態的本土文化之重要性。以文創融入社區，培養出能吸引外來旅客的獨有風情及氛圍，讓旅客能徹底浸淫在本地文化長河之中，這對任何地區或城市的旅遊業均能帶來龐大益處。

回到香港，長洲也是一個文化傳承與創新的成功例子。初期，市民到長洲旅遊，多數是參觀張保仔洞、吃海鮮、買海味。及後，大魚蛋和芒果糯米糍成為了吸引遊客到長洲一遊的美點；後來，這些食品更衝出了長洲——在香港各處均有一些食店打着長洲大魚蛋和芒果糯米糍的旗號招攬顧客。這些食品在香港開枝散葉後，長洲又開始打造高品質的休閒生活，當地近年開設了新式的咖啡室、甜品店、書室及優質旅館，讓遊客感受到長洲文化正隨着時代需要不斷努力更新，繼續成為旅遊勝地。其實，香港各處都有民間力量為文化傳承作出努力，一些企業在不同社區舉辦創意市集，售賣香港人常用的俚語裝飾品或混合凍檸茶和奶茶的酒，極具香港特色，也深受市民歡迎。然而，民間推動這些本土為主的文化項目及產業創舉，非常凌散，無法持之以恆地落實，甭論形成普遍論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指出，中央支持香港通過國際影視展、香港書展和設計營商周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活動，匯聚創意人才，鞏固創意之都地位。雖然目前在元創坊和中環街市等地方已有相關文創項目，然而規模遠遠未能夠滿足民間對文化創新的發展需求，故特區政府應盡快掌握民間文化發展的最新動態，並主動為促進香港文化生活的各種新興項目提供更多支援。無論是常規化假日創意市集，或是以社區運動作為文化溝通的工具，或是結合現代化技術保育舊式商場、冰室，都能讓對文化保有熱忱的市民更容易展示其創意作品和推陳出新，同時在恢復通關以後向世界各地的遊客展現本地文創文化的持續發展，讓香港真正成為國際認受的文化創意之都。

特區政府計劃成立文化局，但在社會上出現很大的爭議，一些輿論擔心文化局將是純粹將內地文化套入香港的機器，扼殺本地文化的發展。特區政府除了應透過實際工作推動本土文化發展以加強市民對政府信心外，也應該清楚說明成立文化局對落實文化層面上的「一國兩制」之重要性。在這方面，我們大可參考澳門文化局的使命——保護文化遺產、扶持民間社團、培育文化藝術人才、發展本土文化產業，以鮮明的澳門文化特色融入珠江三角洲的未來發展，擔當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角色為核心。澳門政府有決心讓當地文化輸出，也展現了對當地中葡文化匯聚的重視，加強了澳門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同樣道理，從「廣義」層面來看，香港作為中西合璧的國際城市，既擁有中華文化的色彩，也有外國人適應的生活方式，我們的政府更應善用「一國兩制」優勢，設立具香港特色的文化局，設置文化設施，發展本土文化創意產業，舉辦成熟而開放的跨文明文化交流活動，加強「輸出」香港本地特色，讓世界看見特區政府對本地文化的重視。

三、制定親民利民政策將「本土」納入「一國」

過去十多年來，香港出現了一股危險的本土思潮，讓極端聲音騎劫了我城歷史、港人的身份認同，以及我們的文化遺產，堆砌對抗自己國家的論述。「本土」本來不應是問題——試問世上有哪個成功城市的居民會對自己生活的地方毫無情懷或歸屬感？愛護本土文化、捍衛本土價值，也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那些將本土與自己國家對着幹的政治投機份子。另一邊廂，若體制及建制內聲音為了遏制這些投機者而謀求將任何具備本土特色或元素的行為皆「堅壁清野」地清除的話，只會弄巧反拙，嚴重加劇本土文化與體制之間的矛盾及排斥。

文化與政治具備着密切的關係，從來皆離不開對方。文化的精髓便是一種象徵權力 （symbolic power），讓我們對「他者」及「我者」為誰等定義性問題建立基本判斷的思想框架，也讓我們對如何溝通，跟誰溝通，以什麼方法溝通等實際問題產出一套可遵守的套路。作為香港管治者，特區政府有必要奪回應有的話語權，不要甘心將本土價值及文化拱手相讓予反對聲音，讓他們得以佔據道德高地，將建設力量描繪成「出賣香港」的人士。支持廣東話、支持廣東歌，本身不應是一個反體制的議程，而是體制絕對可以接納及容納的政策倡議，我們沒有必要讓支持廣東本土文化被賦予不必要的反中政治成份，也間接加劇了港人對普通話抗拒和對內地的排斥，從而嚴重阻礙陸港文化融合。在此基礎上，若特區政府能夠切實將保育香港獨有的「廣義」與「狹義」文化融入文化政策之中，相信必能讓大眾感受到其對本土文化的尊重，從而有助於讓大家重拾對其信任及認同。

特區政府需要將民間聲音納入文化政策制定過程之中，同時將不必要的形式主義及架構簡化，讓真正對文化有深究的「坊間高手」及「草根菁英」皆有誘因與官員及體制接觸。我們曾跟不少文化產業工作者交談過，發現他們絕大多數對香港文化發展感到悲觀，原因與所謂的政治糾紛及鬥爭無關，而是因為他們並不認為政府願意聆聽及將他們的意見反映在文化管治 （cultural governance）之中。

說好中國故事，先要說好香港故事。說好香港故事，正如電視劇《天與地》中佘詩曼的金句一般，「和諧不是一百人說同一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的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在香港社會的發展歷史中，從不會單純因某種文化並非源自香港而排拒。香港市民接受多元文化的生活與發展，形成了今天享譽國際的美食天堂，也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其實，「多元化」正正是香港本土文化的核心，我們沒必要刻意將其打破，也不用擔心融入國家發展會失去自我本色。香港回歸二十四年，大灣區發展讓陸港交流愈趨頻繁，為香港的多元化文化注入新元素，大灣區其餘地方的人民也可感受到香港的風格，最終可在彼此尊重下促進大灣區的共同文化發展。既然本土文化發展能為香港帶來新的機遇，特區官員和香港市民也應順勢而行，讓香港在國際展現出新魅力，再度啟航！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