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得到告密者提供材料，上月中起刊登「Facebook文件」系列報道，揭發互聯網及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種種疑似為求利益而損害用戶的行徑。輿論壓力下，Facebook宣布擱置推出俗稱「兒童版Instagram」（Instagram for Kids或Instagram Youth）社交平台。是次洩密事件，到底揭露了Facebook的什麼問題？這次醜聞的意義與過往如何不同？我們又應該期望Facebook會有什麼改變？

上周Facebook經歷自2008年以來最嚴重「死機」，全球多地無法使用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IG）逾五小時。有人要用其他平台與親朋戚友聯繫，也有互聯網商戶的生意受到影響。Facebook前產品經理Frances Haugen卻有另一種感受。

她在美國參議院上周召開的「網上保護兒童：Facebook、Instagram與精神健康傷害」聽證會上說：「昨天我們看到Facebook從網上消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但我知道有超過五小時，Facebook沒有被用來加深分歧、動搖民主，以及令年輕女性對自己的身體不滿。」

「宣布道德破產」

她最後一項的指控，對應的是Facebook上月底宣布，暫停推出俗稱「青少年版Instagram」的社交媒體服務。目前Instagram禁止13歲以下人士使用。「兒童版IG」計劃在本年3月經由新聞媒體BuzzFeed News確認；其對象是10至12歲的前青少年（tween；preteens），申請使用需要家長批准，內容及功能將設計為適合該年齡層，而且沒有廣告。惟消息一出，迅即引起美國社會及政界擔心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今年5月，有44個州檢察長敦促Facebook放棄該計劃。

雖然「兒童版IG」擱置，但Instagram行政總裁Adam Mosseri「仍然堅信為青少年建造一個安全版本的Instagram是好事」。現時很多青少年人虛報年齡註冊，Instagram單是過去三個月已刪除了約60萬個違反年齡限制守則的帳號。朱克伯格在上周二（10月5日）的網誌中解釋：「事實是年輕人在使用科技。想想有多少在學兒童有手機。比起忽略這一點，科技公司應該建立滿足他們需求同時保障他們安全的體驗。」

據《華爾街日報》揭發，原來Facebook已經研究過Instagram對用戶是否構成不良心理影響。該報得到「吹哨人」Haugen提供的Facebook內部檔案，上月中起刊登「Facebook文件」系列報道，揭發其種種疑似損害用戶的行徑。其中，過去三年Facebook曾研究Instagram對年輕用戶心理健康的影響。

文件中顯示，2020年的研究發現，「我們令三分之一年輕女性的身體形象問題惡化」；「年輕用戶認為Instagram是增加焦慮和抑鬱比率的原因」；一項就英、美年輕Instagram用戶的研究發現，覺得自己「不吸引」的用戶中，有40%表示想法始於這應用程式；甚至有13%英國受訪用戶及6%美國用戶表示自殺念頭源自Instagram。在焦點小組中，也可見「覺得需要努力令人認為自己漂亮和要被人看到」、看到Instagram上的照片後「即使知道自己很瘦但仍然不安」之類的回應。不過，年輕用戶通常也表示，「他們通常感到『上癮』，並知道他們所看的內容不利精神健康，但無法控制自己。」

Facebook對年幼用戶的關注並不意外，畢竟這是社交平台未來「兵家必爭」的群體，尤其是被年輕人視為「老餅」的Facebook。在收購Instagram的2012年，正是Facebook首次錄得年輕用戶減少的一年，而TikTok的崛起令這趨勢更明顯。就如洩密文件中顯示，「為什麼我們關心青少年？他們是寶貴而尚待開發的受眾」；「隨着手機和平板電腦普及，兒童小至6歲已經上網。我們無法忽略這一點。」其他社交媒體如Tik Tok、YouTube均有推出兒童版。

惟文件中的研究也發現，相比其他社交媒體，「Instagram的『社交比較』問題最惡劣」；原因是SnapChat的濾鏡以搞笑為目的而非美化，TikTok內容建基於表演元素，兩者均令用戶能區分網上與現實，Instagram卻帶有生活片段的實感。研究指出，Instagram上只分享最佳時刻的傾向、要展示自己完美的壓力，以及產品的上癮性，可令年輕用戶厭食、對自己的身體產生不健康的想法甚至抑鬱，當中以演算法推薦內容的頁面「Explore」更可以向用戶推送有害內容。文件還顯示，這些研究已經過Facebook高層評估，更列於2020年一份交向朱克伯格的匯報之中。

Facebook素來都以社交媒體利大於弊來回應批評，例如Mosseri說Instagram有助「黑人的命也是命」（BLM）、「MeToo」等運動傳播，而社交媒體好比汽車的發明，雖然後果有好有壞，整體上創造的價值多於破壞。在上月26日的網誌中，Facebook反指《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斷章取義，忽略了在引述的相同研究中很多受訪者也有表示Instagram對他們有正面影響，而且研究的規模有限。

是次醜聞最為震撼之處，在於揭發Facebook其實知道其產品的禍害卻刻意隱瞞，甚至還想推出「兒童版IG」。朱克伯格在3月被國會詢問Instagram對心理健康的影響時，並無透露上述研究的負面發現，兩名國會議員分別要求Facebook提交相關研究也遭其拒絕。難怪在參議院聽證會中，議員多番形容事件與當年大煙草商（Big Tobacco）如出一轍，其時Brown & Williamson向公眾隱瞞香煙致癌和成癮的禍害，直到告密者Jeffrey Wigand揭發。

對此，Haugen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老牌節目《60分鐘時事雜誌》自我揭曉「吹哨人」真身時指出：「當Facebook和公眾存在利益衝突時，Facebook一次又一次選擇了將自身利益最大化。」她在國會上更說，「Facebook需要宣布道德破產才能前進。」

對準演算法監管？

從是次「Facebook文件」，可以觀察到幾個與過去Facebook醜聞不同的重要意義以及值得留意的後續發展。首先，過去有關Facebook到底造成什麼傷害的討論，很多時都流於抽象和情緒化，而今次Haugen的爆料，除了比較具體地指出了Facebook實際造成的傷害，令相關討論可以更加基於實際細節，還指出了Facebook高層似乎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據此，Haugen在國會上主張監管Facebook：「但我希望每個人都能夠從是次披露文件中知道一件事，就是Facebook是可以改變，但顯然不能夠只靠它自己。」

當中牽涉的網上保護兒童議題，比過去其他針對Facebook的指控，如壟斷社交媒體或散播假新聞和極端仇恨言論之類，更加能夠凝聚兩黨立法監管共識。民主黨參議員Richard Blumenthal在聽證會後坦言他罕有地見到這同仇敵愾情形：「如果你閉上眼睛聽，根本分不出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在發言，不會知道議員來自哪個州，因為不論紅藍東西，國家每一處都遭受Facebook和Instagram造成的傷害。」難怪Facebook也同意要有某種監管，其政策通訊總監Lena Pietsch在聲明中說：「我們只同意一件事，就是是時候制訂互聯網的標準守則……與其期望由業界作出那些應該由立法者制訂的社會性決定，國會是時候行動了。」

其次，Haugen在Facebook問題的討論上帶來了與過往不同的焦點。過去爭辯有關反壟斷、假新聞、仇恨言論等議題時，兩黨議員過分着重平台上的內容本身，經常糾纏於Facebook的內容審查政策或是否對某政治立場有偏見。Haugen在聽證會上指出，問題根源在於Facebook的演算法設計本身，或所謂「基於參與度的排行」（engagement-based ranking）系統。在考慮用戶喜歡什麼內容、帖文的讚好、留言和分享數量、用戶過去與類似內容的互動等因素後，社交媒體可以利用這種機器學習演算法決定什麼內容出現在用戶的動態消息上的什麼位置。Haugen指控，不論Instagram對年輕女性的影響，還是極端仇恨言論的散播，都是這演算法設計的結果，而且Facebook只追求參與度最大化，無視演算法產生的種種問題。

Haugen還以埃塞俄比亞為例補充，這種演算法所造成的問題在非英語國家更加嚴重：「當地有1,000萬人，共六種語言，Facebook的誠信系統只支援其中兩種。對於人工智能（AI）系統使用針對語言、針對內容的策略將注定失敗。」也因此她反對分拆Facebook：「因為這些系統即使分拆了仍會繼續存在，而且同樣危險。」

對此，朱克伯格在網誌中駁斥：「說我們故意推送不當內容以謀取利益的論點，非常不合邏輯。我們透過廣告賺錢，廣告商一直告訴我們，不希望他們的廣告出現在有害或仇恨內容旁邊。我不知道有哪一家科技公司從一開始就打算製造讓人憤怒或沮喪的產品。道德、商業和產品上的誘因都指向相反方向。」

是次洩密突顯了社交媒體研究在討論相關問題時之重要。就如Haugen指出，對於汽車或香煙，至少有獨立研究人員可以評估它們的健康風險，「但現時公眾對於Facebook無法做到」，她敦促Facebook公開更多內部研究。朱克伯格已承諾Facebook會自行進行更多研究並公開。而當其他社交媒體同樣使用演算法推送潛在有害內容，有份撰寫「Facebook文件」報道的《華爾街日報》記者Georgia Wells預期，是次事件也對社交媒體整體提出了重要的問題：「這些公司是否有義務研究他們的產品對用戶造成的影響？如果他們發現了『不幸的真相』，又有沒有義務公開？」

儘管態度貌似強硬，實際上到底要如何在保護兒童議題上監管Facebook，美國國會內外的討論才剛開始。例如有議員提出《兒童互聯網設計及安全法案》（KIDS Act），為某些針對兒童的設計及行銷方式設限；有議員建議在現行《兒童網上私隱保護法案》（COPPA）中把適當年齡由12歲擴大至15歲。而針對演算法，Haugen有幾個建議，例如在現時保護社交媒體公司對平台上言論免責的「230條」（Section 230）中加入針對演算法的條款、建議社交媒體採用反時序式的演算法動態消息，以及加強對公司內部研究的透明度。

目前，事件似乎已開始對Facebook有所影響。Wells觀察，過去Facebook一次又一次將醜聞視為公關問題而非產品本身問題，她認為Facebook是次擱置兒童版IG，可能是暗示他們態度有所改變的信號。兒童版IG以外，據《華爾街日報》消息，Facebook已延遲推出和開發一些新產品和功能，以確保它們不會為公司帶來更多審查問題或傷害兒童。

至於對於Facebook的未來有何影響，Haugen估計：「我提議的改變不會令Facebook變成賺不到錢的公司，只是不會像今天賺那麼多。」何況，她說更多的監管、較少的有害內容，長遠可能更有助Facebook盈利。同時，若Facebook的形象持續惡化，可能在未來招攬人才方面有隱憂。據《紐約時報》報道，Facebook開始有現任或前任員工在Twitter或公司內部通訊系統中對事件表達不滿，有些說對於Facebook貶低自己員工研究成果感到「尷尬」。Facebook前選舉誠信全球總監Yaël Eisenstat認為：「Facebook沒有估計到這會是一個分水嶺，不只因為公眾現在已經關注這些文件，還因為員工開始生氣。」

在「Facebook文件」醜聞再推一把之下，立法監管Facebook以至所有社交媒體只是時間問題。不論是美國或其他地方的監管者，還是作為社交媒體用戶一份子的我們，不能忘記的是，種族仇恨言論、假新聞、社會撕裂、年輕人的精神壓力等均有其更深層的社會性成因，若只視之為社交媒體的問題，很可能永逺無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