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冠疫情持續，英國作為疫苗接種進度較為良好的其中一個國家，打算在短期內全面恢復「正常」經濟活動。但在即將重啟之前，英國錄得單日新增逾五萬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死亡數字從數周前的低位回升，上周四（7月15日）更錄得63人死亡，是自4月初以來最高。作為一個連首相、主要官員及不少國會議員都曾染疫的「歷史最悠久民主國家」，英國能否順利捱過疫情這一劫，不但是對其在脫歐之後的國運一大考驗，更是反映其選舉民主制度運行能力的試金石。

如無重大意外，英國會在本周一（7月19日）全面解封，維持了數個月的社交距離及隔離限制會全面停止；對人民聚會的數量限制、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限制、強制口罩令等會全面解除；夜總會、餐廳內「自由點餐」、極多人聚集的婚禮等統統重開、重啟。這也同時意味着英國的所謂「封鎖令」（lockdown）將隨着首相約翰遜的命令而宣告結束。不少英國人—包括約翰遜政府—將這一天稱為「解放日」（Freedom Day）。

為何英國如斯抗拒封鎖？

約翰遜為何有此底氣？英國如今患病人數仍然繼續上升，該國並非沒在新冠疫情上吃過大虧（英國現時的新冠病例及死亡人數總數皆在全球排行第七，更是除了美國以外，發達國家當中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國）。儘管如此，為何首相府及管治班子絕大部份人（據聞有少數部長及首長私底下表示不滿）仍然如斯堅持地推進計劃？

背後原因相信有幾個。第一，英國當地民眾對封鎖措施極度不滿，令政府感到極大的輿論及政治壓力，不得不讓步。就傳統文化而言，英國人普遍對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質疑及仇視—雖然反政府程度絕對不如他們在美的「同僚」，卻仍令國民對政府所施以的限制及要求感到十分不快。加上是次疫情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帶來的封鎖措施令不少英國人生計及生活皆受到影響。在種種條件交織下，當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已達沸騰點，必須盡快疏導。雖然似乎除保守黨以外，沒有任何主流政黨主張取消封鎖措施，也因而難以想像主流黨派選民會流向哪裏—當然，法拉奇（Nigel Farage）之流的極右政客一直虎視眈眈，但其威脅不足為道，作為保守黨黨魁，約翰遜認為必須果斷執行「自由解放」，才能避免游離選民流失，影響自身在當中的聲望，以及保守黨在下屆選舉來臨之時的表現。

第二，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自去年3月以來，約翰遜政府多次出爾反爾，給予民眾一個「牙齒絕不能當金使」的感覺，更因長年累月的政治糾紛及其他客觀環境因素，令政府官員在民眾眼中嚴重失信。無論約翰遜手下的醫學幕僚及專家多麼地努力解說及鼓勵人民繼續進行社交隔離及自我保護的措施，他們的忠告往往都被當作耳邊風，甚至被視為針對人群利益的陰謀論。同時，現任政府過去一年爆出多宗醜聞，包括前衞生大臣夏國賢（Matt Hancock）違反防疫措施，在辦公室內跟女助理出軌並深情接吻，以及首相前顧問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去年公然違反防疫限制，到訪父母位於英格蘭東北部的杜倫（Durham）等事件。當人民看到高官也不願遵守自身訂立的嚴苛規條時，政府又怎能服眾，讓市民願意接受在他們心目中嚴人寬己的硬性規條？

心神不寧的約翰遜，此時卻找到了一道救命稻草。儘管英國整體管治素質確實有待改善（當然，英國並非例外），但在新冠疫苗接種層面上卻做得出奇地合格，甚至算得上十分之好。英國合乎資格接受疫苗接種的人口當中，有接近九成人（87.6%）已經打了第一針，有超過三分之二人（67.5%）打了第二針，也即是說，理論上，完全沒有任何抗體保護而又同時符合接種資格的國民，剩下不到六百多萬人。在此數據前提下，英國確實比起美國或不少發達國家來得更為優勝，在打針層面上阻力較少，同時也透過有效疫苗大幅降低了入院率及死亡率。如今雖然英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與去年12月底疫情高峰期的數字差不多，但平均死亡人數卻只有約八分之一。

無論是接種疫苗的速度，還是疫苗的有效率，皆反映英國民眾的公共衞生意識，也可以說要歸功於政府在製造和研發疫苗方面的優勢及資源。總而言之，英國有不少政客、國民皆認為，在疫苗接種速度理想的情況下，此時全面解封，既能挽救陷於水深火熱的經濟，也能同時避免疫情再度爆發。

退一步說，對約翰遜而言，英國全面解封乃是一件極具象徵性意義及政治價值的事。正如中國將是次疫情定性為一場人與大自然的鬥爭，必須以你死我活的方式處理這個天然敵人，英國這次採用的是「自由為上」的公共衞生政策—有人甚至戲言，這乃是當年「群體免疫」 （herd immunity）的疫苗進化版，試圖透過擁有足夠的已接種人口，來避免去年冬天時曾出現的醫院病床和物資短缺、死亡數字創高峰的慘況。

當然，群體免疫有很多種—當初英國曾嘗試透過讓民眾感染病毒來換取「群體免疫」，如今它則以疫苗一馬當先，作為解決問題的首要辦法。約翰遜正推出及支持一個「雙贏」的方案—既能透過接種疫苗及醫療照顧減低重病率，同時也透過重啟經濟，在環球復蘇過程當中分一杯羹。這個如意算盤若能打響，一來能彰顯他作為「一代梟雄」的魄力及判斷，二來也能挽救英國經濟倒退下的燃眉之急，保存就業及資金，以作較長遠的投資及鞏固基建。反正民眾一直以來似乎皆想政府及早放手，倒不如藉着接種率達到一定程度、病例死亡率似乎變得「可控可防」的黃金時機，推出這個與病毒共存亡的方案。須知道，新加坡等國也正在研究將新冠肺炎視為風土病的可能性，在不「清零」的前提下推動恢復經濟正常活動，「棄清零、保經濟」。正如約翰遜早前所說，他希望英國「學會跟病毒並存」（learn to live with virus）。

抗疫爭論兩極化政治化

約翰遜此舉贏得黨內不少反封鎖份子的支持，甚至將它比作「解放」法國的諾曼第登陸（D-Day），表示此乃英國回應「反自由份子」的抗爭終告勝利。從這些輿論之中，不難看見他們罔顧科學、公共衞生管理及最為基本的社交倫理。從針對這些人的猛烈攻擊身上，也能看得到英國傳統體制精英自以為是及「反民眾」的語調和思維模式在民粹當前徹底敗陣。與此同時，哪怕《衛報》寫多少篇批評政府的文章，都撼動不了「反封鎖」教條主義的忠實信徒。

正是這種撕裂的政治氛圍，令英國出現嚴重兩極化及政治化的「抗疫爭論」：一邊認為當今政府偏信民間「智慧」，不聽科學意見，批評約翰遜過度武斷，如此提早解封只會令疫情再度反覆，禍害國家；另一邊則認為專家及科學家在過去一年過度干涉政治，重挫經濟及民生，為了從受過所謂高等教育但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學者」手中拿回國家主導權，他們不惜迫使國家付出一定且必要的犧牲（雖然因患病而死亡或犧牲者幾乎沒可能是這些不是年紀較輕而身體有一定保障，便是年事已高而早已接種疫苗的人），都要「全面解放」，恢復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國。

有不少專家表示，約翰遜是次決定與玩火無異。超過1,200位科學家聯名簽署一封投向著名醫學雜誌《刺針》（Lancet）的公開信，當中表示英國決定解封，乃是「危險而失德」（dangerous and unethical），且是對全球各國人民十分不負責任的做法。新西蘭、澳洲、以色列、意大利等地的官方醫學顧問也公開譴責及強烈反對英國的做法。有世衞高級顧問直言，「我們不明白，為何你們有高科技及知識水平，但仍要一意孤行。」英國當地也有不少醫生、科學家、流行病學家連日來在各大媒體及報章上向政府發炮。當然，政府面對發炮僅表現出「已閱」態度的作風，是見怪不怪的世界新常態，英國亦不例外。

另一邊廂，也有少數專家認為，既然英國無法在短中期內「清零」，疫情有可能在冬天再度失控爆發，倒不如在較為可控可防的夏天讓疫情「燒起來」，最終在秋冬蒞臨前達致所需的免疫水平—這一場賭博，也許值得。同時，更有不少民眾認為，對於大部份已接種疫苗人士來說，新冠疫情症狀不外乎是外科的感冒病徵（這是錯誤的理解），倒不如坦蕩蕩地「躺平」，接受新冠的「洗禮」。與其繼續被困在家中、社交生活受到嚴重干預，倒不如承擔一定風險，以換取正常生活回歸。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終，任何一個政治體制及人民所作出的決定，必須集體問責—然而，在如斯撕裂的社會環境下，集體問責似乎並不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當下更需要的是政府官員拿出道德勇氣，以科學作為平衡各方利益的手段，化解矛盾。這一點，約翰遜能做到嗎？

解封真能挽救經濟？

我們在此提出三大有關英國解封的疑問，望能為讀者解釋為何解封並非如部份雜誌或報章所言的「金玉」，更不是營救英國於危難當中的「寶蓮燈」。

第一，所謂的經濟論據，是否真的站得住腳？英國坊間普遍充斥着一種遐想，認為只要政府願意全面解封、通關，英國經濟便能順利恢復正常。當然，無論是當地的就業、消費、還是整體經濟健康，都在過去一年半受到嚴重衝擊，更令不少人在脫歐後的英國看不到往上流的空間及曙光。民心不穩，管治自然受到衝擊，令約翰遜推動其他方面的改革時力不從心。要贏回民意，必先要解決飯碗問題。當英國政府計劃解封的消息傳開之時，英鎊兌美元走勢立竿見影而上揚，反映市場熱烈期待英國經濟全面大恢復運作之日。

但全面解封是否便能夠突破經濟困境？首先，英國版的「安心出行」過去一周破紀錄通知了超過52萬名與新冠病人有密切接觸者需要自我隔離，創下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有不少商會（包括肉製品聯會）表示，行業中有不少前線員工因為曾接觸新冠病人而要自我隔離，對人手安排構成沉重壓力。

固然，英國政府逐步重開確實為當地帶來不少就業機會，並鼓勵中小企和既有的社企大幅增聘人手，這些都是值得支持而認可的成就。但若絕大多數人都因曾接觸或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不能順利上班，那縱有就業機會又有何用？這都根本解決不了核心問題。

再說，若英國最終因疫情再度失控而進入一個更長、更慘烈的封鎖令，屆時帶來的經濟衝擊可能比現時不解封的情狀更為慘烈。如今英國市面不少商店及商家，皆在某程度上適應了在接種速度理想的條件下有限度封鎖。貿然將封鎖解除，再在「必須之時」重新引入封鎖，只會令投資者及商家感到無所適從，更容易引起長遠的經濟震盪及波幅。

若英國政府真心想讓企業對其抗疫政策有信心，而不是防完再防，其應該做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疫情不會死灰復燃，不會令英國被更多國家移到「禁入境」的清單上，這才是對商界真正負責任的做法。

第二，從公共衞生角度來說，唐寧街10號這般做法，確實是多此一舉。須知道，若英國能順利推行接種計劃，相信不到9月，全國的免疫水平便足以應對絕大多數新冠病毒病株。同時，由於英國絕大多數仍未接種的人口乃是青少年及年紀較輕的人，這些人士在夏天必然最為活躍。英國不應任由他們進行所謂的「社交活動」，從而將病毒不斷傳播開去，反而需半硬性地規定或要求他們在接種疫苗之後才能「自由活動」。這樣一來能夠為他們接種疫苗提供正面誘因，二來也能夠避免超級傳播者出現，令防疫措施前功盡廢。

超大型變種病毒實驗場

正如世衞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所說，如今全球出現了一種名為「雙軌疫情」（Two-Track Pandemic）的情況，即富庶國家與貧窮國家的人民，在面對疫情衝擊下，經歷及應變配套皆極為懸殊。也許英國、法國、德國等地能順利應對龐大的醫療系統壓力，但非洲、東南亞（尤其是印尼）、拉丁美洲等國家，一來欠缺疫苗，二來接種速度緩慢，三來人民衞生意識及設施普遍較為薄弱，四來缺乏醫療物資及資源，根本無法抵禦對抗疫苗呈抗藥性的新變種新冠病毒。

英國如今這一做法，與成為一個超大型變種病毒實驗場根本無異。愈多的病灶、病人，只會增加最具競爭性病毒存活的機會，變相助長病毒演變，大大提高出現新變種的機會。不是所有國家或地區都能承受得起向英國說「不」的政治及經濟代價（英國與印度的國力、國際地位皆有不同）—若連印度所出現的變種病毒（Delta）也是以如斯快捷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蔓延，可想而知，若英國出現新變種病毒，其擴散速度之快、範圍之廣，恐怕令人難以想像。

最後，英國醫院及設備大有可能迎來嚴重的制度性危機。在上一個冬天，當地醫院負荷嚴重超標，令不少「街症」及非新冠肺炎病人難以獲得醫院的治療。若新冠疫情再度失控（包括因為已接種疫苗人士仍受病毒所影響，並將病毒散播於本身不能接種疫苗的「高危群組」），受害的不只是新冠病毒患者，還包括普遍英國市民。

第三，我們在此不得不認真探討及反思兩大中長期隱憂。第一，當今有不少研究皆指出，（包括已接種疫苗的）新冠病人在康復以後，很有可能會患上長期新冠（「Long COVID」）症候群/後遺症，讓他們在生理及心理層面出現嚴重問題及疾病，更有可能因此喪失部份工作能力。這對經濟及整體公眾健康來說，無疑是一大隱憂。如何處理及解決「長期新冠」，不只是現屆政府的棘手難題，更可能是長達十年的政治及民生議題。

此外，經此一役之後，英國政府的民望及民眾信任度相信難以復原。是次疫情令執政的保守黨醜態百出，在野工黨也在不少議題上嚴重失分，被視為保守黨的另類「幫凶」。專家被民粹政治家群起而攻之，令他們盡喪最為基本的政治籌碼及資本。同時，政府官員三番四次提出自相矛盾的言論，也令英國當地人十分詫異。若這一次「解封」帶來的只是一次短暫的歡樂，卻換來中長期更為慘痛的經濟代價，相信民眾不會忘記、也不會饒恕政客的莽撞及衝動。政客當然可以拿民眾來當擋箭牌，但這是否道德、會否最終令他們自掘墳墓，相信只有時間才能說明一切。

石中堅：
一群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的90後，相信香港必須自身從根本上改善管治，才能在環球政治中及中國崛起下維持其獨一無二的地位，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