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長年陷入「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迷思，儘管人人都會叫喊「求學不是求分數」，但又幾乎所有持份者都只會認定「求學就是求分數」。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榮休教授程介明對此不敢苟同，「輸贏只是相對標準，贏就是好嗎，分數高就是最好的嗎，教育為何只鼓勵輸贏，重視分數，用成績判斷學生的優劣？」在他看來，教育首先應該令學生學會思考，培養其成為有責任的人，創造更好的知識來推動社會發展。但時下所有的大學都在拼命競爭，爭排名爭資源爭學生，然後反過來迫使學生爭成績爭工作爭名譽，很少有人會停下來反思，這種競爭真的會讓學生走向幸福人生嗎？這類教育頑疾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得到有效治理？

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在2020年9月公布的港人自殺數據，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由2012年的8.3 上升至2017年的10.4；而25至39年齡組群自殺率則由2018年的10.5上升至2019年的11.8。雖然自殺成因複雜，但家庭和學習的關係及學生適應問題佔比最高。這不得不引人深省，教育的目的本應是讓學生習得知識，曉得事理，擁有良好的品德，走向理想之城，為什麼卻會把學生「逼」上絕路？學生進入大學，真的可以變得更加好嗎？

「面對失敗」是教育的開始

「教育最根本的功能就是教會學生勇於面對自己，面對失敗，用進取的態度面對生活，這是教育的開始。」程介明指出，現下的教育似乎只教會學生如何追求成功，如何追求卓越，大學鼓勵學生努力讀書，將成績當做向上流動的手段，直接造成一種奇怪現象——明明是最應該成為社會風向標的一群人，卻頻頻在行為上出現問題，而這種畸形生態愈趨嚴重。

在程介明看來，人們的生活愈來愈超越基本的經濟生活，「最明顯就是很難像從前一樣，同一份工作可以做幾十年」，這也叩問着大學教育到底應該為下一代準備些什麼。他提到，「我有位好朋友，1971年畢業後到機電署工作，一就業就知道什麼時候能夠錢買車，什麼時候可以存夠錢買樓，退休時能領到多少退休金」，但現在這種情況幾乎不再有，對口就業不是主流，只有醫學行業對口就業率最高，其他專業轉工轉行的情況普遍，「很多人對工作沒有那麼看重，不願意打工，反過來，對教育的概念愈來愈淡薄。」

程介明觀察到，新一代的年輕人的價值觀變化很大，「他們講究突破，講究釋放、掙脫、自由，要有自己的空間，天下任我行，和以前那個時代是完全不一樣的幸福觀，他們更相信市場」，隨之而來是學歷的價值在不斷改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學畢業生可以做百貨公司部長，後來公司轉型，需要會英文懂得電腦技術，這批人員在九十年代大部份轉做商場營業員，進入2000年後，他們無法適應商場新要求，就只能轉做社署家務助理，學歷是無法滿足長遠需求的，社會對學歷要求不同了。」

短線的人力需求和個人的長遠需求是兩回事，但教育環境的轉變是危機亦是契機，程介明進一步解釋，在新的環境要學會找到新的機會，在這其中人的質素最為關鍵，學習是人認識世界的過程，是人對外部世界賦予意義的過程，在質素教育中融匯生命教育和德育元素，構建個人對外部世界認知的過程，才會帶來有意義的經歷，才是有意義的學習。

讓學生舒展 而非成為復刻品

「每個時代變化時，教育是會過時的。學習是人的天性，但是教育不是，教育是為人設定的，它涉及社會環境、政治、經濟等很多活動。」種種變化最後都要回歸學習，程介明直指，若以學習為教育的最終活動，為年輕人準備未來，那麼現在的教育系統過於僵化，學習的科目是基於大學的學科要求，這些科目可以為學生提供專業上的知識，為將來的就業做準備，但學習不止於此，學習是一種經驗的累積，不單單是學習技巧，也要學習如何與世界相處，如何管理自己，自我處理。年輕人面對現在極具挑戰的生活，需要學習的比大學能提供的要多得多，教育應該回歸本質，讓學生成長為舒展的人而不是復刻品。

社會進入社交媒體時代，信息趨向碎片化，「大家都在迴音廊中，一切討論變成圍爐取暖」，公共領域充斥着喧嘩而虛無的雜音，愈來愈難聽見思想的回聲。提及大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程介明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引用現代高等教育思想家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的說法回答：假如大學只做研究就不需要有學生的存在，大學的靈魂在於要在畢業生的身上留下印記。

「學生不會只關起門念書，他們的世界不會只限於學校。」程介明始終推崇「無為而治」的教學理念，認為教師要相信學生有能力自我管治，是學生的引導者，而不是設計者，「The best regulations are not written.（最佳的紀律毋須寫出來。）」

程介明提起當年在香港大學利希慎堂做舍監時發生的一件趣事——有學生偷電，「舍堂冷氣費在一個學期出現了5,000元的差額，發現偷電的當下其實最常規的做法就是報警，這樣看起來好似盡了表面的責任，然後事情就會了結，但不會有進一步的結果。」他最後選擇反其道而行，將這個問題交給宿生自行處理，之後宿生會開會決定了三項處理方法：第一，偷電者自己向舍監自首。第二，將私用的電費打入舍堂公共賬戶，第三是偷電者做宿舍服務抵消應補的電費。「沒想到有五十幾個人寫信認錯。」程介明笑着說道，這件事讓他印象十分深刻，「現在的教育不是管得太鬆，而是管的太緊」，至今還記得有個學生跟他說——第一次知道事情的對與錯——這不是別人強加給你的，是自我判斷到是與非，「教育和管理是兩碼事，教師要讓學生懂得學習、探索和提問，這些並不是通過懲罰和說教就能實現的。」

程介明解釋指，大學要培養學生既有廣闊的知識基礎，又有深入專門知識的能力，從而讓人在處事時有充分的理性基礎；同時應該做的是培養人的全面素養和建立健康的價值觀，「素養是人的內在品質」，要有為他人服務的心，為社會服務的行動，大學憑良心做，老師憑良心教，要讓學生明白究竟想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在社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長此以往德育教育不需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卻能潛移默化，因為「素養的培養依靠經歷和經驗，而價值觀的培養靠環境和氛圍，靠老師的以身作則。」

問題是，當很多老師都被指以政治凌駕專業、當很多學生都以價值追求凌駕道德底線時，大學還應該「無為而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