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居家隔離成就了數碼經濟的異軍突起——全球諸多企業都在將服務由線下轉移至線上；而通過互聯網快速匹配勞動力供需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也因此得以加速進化。在香港，外賣行業肉眼可見的擴張，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網絡平台，都說明本港經濟發展也難逃這一趨勢。新的經濟模式的出現，在帶來機遇的同時，亦充滿了挑戰。面對零工經濟，我們必須回答：其本質是什麼？在衝擊傳統經濟的同時，又能否助益於社會經濟發展？而與零工經濟伴隨而來的全新的工作匹配模式與工作關係定位，又該如何輔以政策上的變革？更重要的問題是，香港有無為此做好充足的準備？

「傳統經濟模式中也存在零工經濟，儘管規模不大。」在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系副系主任黃健明看來，首先需要拆解「零工經濟」、「網絡平台」以及「個人對個人市場」（P2P market）三者之間的關係。「零工經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存在個人對個人的市場，在這個市場當中，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透過網絡平台進行配對。」而較之傳統經濟模式中的零工經濟，新的變化在於：科技發展允許了網絡平台將服務的供應與需求對接起來，實現大量配對。

網絡平台配對供需

在傳統經濟中，從事零工工作的勞工往往需要積累人脈，通過人際關係同個別消費者配對。獨立兒童游泳教練房伯榮就是如此，「尋找客人主要通過熟人介紹，也有客人認可我的服務，將我推薦給他的朋友。另外就是在網站上賣廣告。」2018年，房伯榮發現了名為Hellotoby的網絡服務平台，為「專家」（即提供服務的自由職業者）與消費者進行配對，便在網站裏上傳了自己的信息，「最直觀的感受是客人數量翻了三至四倍。」他說。

就消費者的角度而言，「傳統經濟中並不容易直接找到提供服務的個人，就會去找大公司，因為大公司已經透過組織完成了產品生產。」黃健明說，例如大型連鎖的健身房，能夠為客人提供私人教練課程；又如出租車公司提供交通出行服務，酒店提供住宿服務，這是傳統經濟模式下消費者尋找相關服務的主要途徑。傳統模式下，大公司起到了「中介」的作用，直接對接消費者。

網絡平台的興起正是取代了大公司的「中介」作用，通過科技實現了大規模的複雜配對，使得個人對個人市場進一步擴大。「個人對個人市場包含不同層面，比如Airbnb提供住宿、以及國外早前興起的個人對個人的借貸，就屬於資產運用模式的配對。而在個人對個人市場中涉及到勞工服務的層面，就是我們所謂的『零工經濟』。」黃健明解釋道，「這就是個人對個人市場、零工經濟及網絡平台三者間的關係。」

可見，零工經濟並非一種新型「產業」，而是數碼經濟背景下衍生出的新型生產組織模式，通過互聯網和移動技術配對對人力資源進行分配。劍橋大學中國行政管理課程總監Peter Nolan將之定義為「使用應用程序（App）來銷售勞工」的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可以應用於不同產業，具體呈現形式包括電商物流類平台、空間共享類平台、出行共享類平台、信息共享類平台、技能共享類平台和遠程工作平台等，而全球範圍內有代表性的平台包括亞馬遜勞務眾包平台（Mechanical Turk）、自由職業（Freelancer.com）平台、Uber和Airbnb平台等。

「在一些服務結果更加可視化的行業中，零工經濟會有更好的發展。」黃健明舉例，如外賣、Uber司機等，消費者能夠即時觀察到結果的行業，零工經濟的組織模式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因此評分系統是零工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比如可以說開車開得很好，送外賣及時到達等。但是在其他一些行業，比如金融分析等需要不同部門溝通協作、且結果並非可以及時量度的行業中，就不容易出現零工經濟的安排。」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研究所聯合北京字節跳動公共政策研究院發布的《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的發展現狀、社會影響及其政策建議》研究報告將零工經濟主要分為七大行業，包括交通出行、共享住宿、外賣服務、網絡直播、專業技能服務、知識付費及內容創作。在2018年全球互聯網零工經濟中，交通出行類的經濟市場規模高達1,178億美元，佔比高達57.8%，其次是資產共享類，佔比達30.3%。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報告，全球約有20億人口在非正規經濟中謀生，其中，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是非正式工人。根據Staffing Industry Analysts（SIA）2019年12月發布的報告，2018年全球零工經濟市場規模增長至4.5萬億美元。歐洲政治戰略中心（EPSC）研究報告顯示，歐洲的青年勞動者每2人就有1人參與零工經濟。牛津大學社會經濟學教授Vili Lehdonvirta研究發現，英國2.4%的人至少每月從事一次零工工作。全球有7,000萬人註冊了遠程工作平台，該類平台使用量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長。

在中國內地，《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顯示，2017年中國平台企業員工數約為716萬人，比2016年增加131萬人，佔當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的9.7%。《互聯網時代零工經濟的發展現狀、社會影響及其政策建議》研究報告顯示，2018、2019年中國零工經濟領域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規模分別達到了19,488.46億人民幣、26,159.59億人民幣，在GDP總量中的佔比分別為2.16%、2.64%。通過增量計算，2019年零工經濟對GDP的總增量貢獻度為10.43%。2020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我國包括零工在內的靈活就業人員數以億計」。

互聯網發展下的必然趨勢

零工經濟之所以表現出如此巨大的發展潛力，是社會經濟結構、勞動力市場發展，以及技術發展等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就社會經濟結構而言，服務業的迅猛發展，提出了對人力資源的更高要求，即勞動力素質需更加細分、多元且靈活。另一方面，較之傳統行業的工廠化組織，服務業對組織協作的依賴程度降低，因此勞動者享有更高的自由度，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組織獨立生產價值。就勞動力市場發展而言，企業出於精簡成本、提升靈活性的需求，逐漸摒棄了提供長期職位的組織或單位這一身份，並通過內部結構重組或將全職工作拆分成小項目外包的方式，轉變為一個零工工作機會的提供者。加之數碼科技逐漸改變人們的工作方式，使得在線工作交流成為可能，從而進一步降低了零工經濟的匹配成本和交易成本。因此，零工經濟已成為互聯網技術發展下的必然趨勢。

回到香港，零工經濟尚在起步階段，目前並沒有相關研究數據分析其發展現狀。不過，打開香港政府智慧城市藍圖，平台經濟的發展規劃貫穿了智慧經濟的不同領域。可以預見，香港經濟發展也不能迴避這一席捲全球的趨勢。那麼，如何優化這種新的「經濟模式」？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如何精準發力為其提供發展土壤？又該如何應對新變化可能帶來的種種衝擊？這些都成為擺在香港面前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