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為平台發展帶來廣闊的市場和活躍的資本投入，為社會經濟注入十足動能。然而，對基層勞工來說，它所編織的可能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繼Deliveroo改制引發外賣員大規模罷工抗議後，近日另一外賣平台巨頭Foodpanda傳出改制的消息。發起勞資談判的「步兵」外賣員Ken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Foodpanda兩度更新政策，先是在6月底降低服務費底價，外賣員每接到一張訂單，底價平均扣減1元，變相扣減人工；7月初，又將接單率劃一服務費取消，即外賣員也無法得知一單獲得多少底價。「每單外送的收費兩星期更新一次，猶如海鮮價。」他說。

工作安排缺乏人性化

「這是一種『虛假的自由』！」親身體驗過做「步兵」外賣員的工聯會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一針見血地批評。憶及做外賣員的經歷，他最強烈的感受是「壓力很大」，「我感覺自己像是賣了幾個鐘頭出去，完全沒有自由。」他如此形容道。

陸頌雄通過Foodpanda外賣員平台註冊成為平台步兵外賣員。在該手機程式（App）上，外賣員可以自由選擇工作的地點和時段，大部份工作時段是三個小時。

「你要在規定時間之前到達固定地點，GPS檢測到你到達後，就會開始給你派單。接單後去餐廳取餐，然後走路去送外賣。」聽起來簡單易行，看似還有自主選擇權，但直到身在其中，陸頌雄才體會到這份工作的不易。

「首先你是不可以選擇訂單的。不存在說，你看到這單餐廳的位置離你好遠，你就不接等下一單。派給你的每一單都要接，因為Foodpanda有接單達標率的要求，達標每單三十幾塊，不達標每單只有二十塊，差別很大。」陸頌雄說，Foodpanda的達標率要求外賣員接單達到八成甚至八成半，「那也就是說，只要你喝口水、上一次廁所，甚至不小心看漏一單就可能不達標。」

然而，系統的安排並不以外賣員的方便作為考慮要素，「有時候我在地點A，派到訂單的餐廳可能距離非常遠，那我也要走過去拿——因為我可能是距離最近的外賣員。另外，系統也不允許外賣員同時接兩個訂單。比如兩個訂單的餐廳都在同一個商場，點餐的客人住得也很近，那我完全可以接兩單拎着走過去。但是不行，反而要你同樣的路線來回跑兩趟。安排非常不人性化。」

一刻都不敢放鬆的三個小時結束後，陸頌雄在當天晚上收到80元收入——他沒有達標，接了四單，每單只賺20元。「就算我再走快點，也不過多做一單，還是不達標。」他嘆了口氣，「最後拿到的錢甚至沒有達到最低工資。」

零工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生產組織模式，也製造了新的勞動關係。不同於傳統經濟模式中公司與僱員穩定長期、簽訂合約的僱傭關係，平台公司往往聲稱與零工工作者是「合作關係」，平台僅作為連接零工工作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中介，毋須與零工簽訂長期合約，也不用對零工承擔相應的企業責任。但隨着零工經濟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愈來愈多的國家或地區意識到，這種對零工與平台之間關係的界定有利於平台以最低成本博取最大利益，其中被剝削的正是屬於零工的勞動保障。包括英美在內的歐洲國家，相繼開始重新研判該類勞動關係，在進行更加清晰的定義後制定相應政策保障勞工權益。而在香港，相關研究尚未開始。而現有的《僱傭條例》並不能夠保障自僱人士或獨立承辦人的相關權益，如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遣散費和長服金等福利。

勞工保障嚴重不足

「零工經濟中，我關注最多的就是外賣員。」陸頌雄說，「因為我覺得外賣員和平台之間是最接近僱傭關係的。外賣員非常弱勢，技能、文化水平和議價能力較低，而且這份工作高風險，低工資。」他進一步解釋，儘管平台給予外賣員自行選擇工作時段和地點，但是在進入工作狀態後，外賣員處於完全失去自由的狀態。同時，「騎兵」外賣員還要承擔交通意外風險及法律風險，而平台並沒有相應的勞工保障。

「我們看到送餐平台為外賣員提供的保障實在是杯水車薪。」陸頌雄拿出一份資料，統計了兩大外賣平台送餐專員的保險比較。如果造成意外死亡或永久傷殘，Foodpanda的賠償僅有36萬港元，Deliveroo僅有34.9萬元。造成暫時完全傷殘，Foodpanda提供每周500港元的賠償，上限為十周，Deliveroo相對較高，提供每星期3,880元的賠償，上限為26周。此外，Foodpanda提供每日50元的意外住院津貼，Deliveroo則是每日390元。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假自僱』，既沒有真自僱的自由，又沒有僱員應該有的權益。」陸頌雄說。

不僅是外賣員，HelloToby的清潔人員也面臨同樣的境況。疫情爆發後，清潔工作屬於高風險職業，但HelloToby僅為清潔專家提供最高賠償金額為50萬元的基本保險，另外建議使用服務的用戶為鐘點服務工購買保險。在防疫方面，HelloToby為清潔專家提供指引，詢問用戶是否14日內並未離開香港，以及檢視用工地點有無確診個案。相關措施難言完善，幸運的是至今未有清潔專家染疫。

然而陸頌雄觀察發現，以外賣員為主的零工經濟從業者並沒有很強的權益意識。「部份人覺得這份工作只是短期做着先，以後再做打算，因而沒有長遠的規劃。而且人嘛，在意外發生之前，都不會去想發生了意外該怎麼辦。」他無奈地說。在為外賣員維權的路上，陸頌雄聽到的反對聲音不僅來自資方，也來自外賣員，「他們會說不要搞我們行業啦，搵食啫嘛。」

勞工保障與工作自由兩方的衝突，是導致這一弔詭現象的主要原因。零工從業者重視工作的「自由」與彈性，而勞工保障往往要求長期穩定的僱傭合約，二者之間存在矛盾。

港府未有重視零工權益

不過，在零工經濟發展程度高於香港的國家及地區，相應的勞工保障法規也遠遠超越香港——得益於海外零工工作者在部份訴訟中獲判勝訴，其勞資身份得以重新分類。部份地區通過包括重新定義零工的勞資關係、確立零工工作者享有基本權益保障等方式改革法例，加強對零工工作者的保障。

例如，英國在僱員和自僱人士之外，另設第三個受僱身份類別，稱為「工作者」（workers），享有最低工資、工時規定及年假。又如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議會第5號法案》，根據「ABC審查」，即聘用機構須證實工作者符合三個條件，才可將其分類為獨立承辦人，條件包括：按照工作合約，並在實際履行工作時，工作者不受聘用機構控制及指示；工作範疇不屬聘用機構的一般業務範疇；慣常從事獨立於受聘機構，而性質與所作工作範疇相同的行業、職業或業務。

「所以香港現在首先要去梳理一個全新的定位，政府也不能停留在目前這種『無調查、無數據、無對策』的『三無』狀態中。」陸頌雄說，「目前，我們首先需要數據，包括參與的人數及分布特徵、每星期的工時和工資等等，了解這個行業究竟有多大。其次需要政府去調查這些公司的基本運作模式。」他認為，政府唯有掌握了基礎資料，做好相關研究之後，才能夠去參考世界各地的政策規劃，改善香港的政策。

令他失望的是，相關倡議提了多年，均未見港府重視。「是不是要等到出了人命，政府才願意做事呢？」陸頌雄憤憤不平地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