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港區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政治地形經歷着根本性改變：一批批政治人物被捕被起訴、移民潮、傳媒機構關門和大學學生會被禁等等。本文提出以「閾界」（liminality）概念去捕捉當前香港的動盪局勢，透過境內外學者的眼光去研判香港的未來發展方向，也透過佛學與讀者一同在香港尋找解脫和智慧的當下法門，保存性命和實力。

什麼是「閾界」？

閾界一般指的是劇變中的過渡性社會。香港學者梁永泰便一針見血地以閾界概念演繹了香港的當前局勢： 「城市怎樣過渡？一個城市進行根本性的改變（radical change），就要進入一個過渡期。在轉變之中，民意會從多元走向對立，兩極化後會變成主流獨大。因為像學者Elisabeth Noelle-Neumann指出，反對聲音會因主流聲音的強勢出現，而自動滅聲。過渡性的社會是怎樣的？當舊的社會制度被拆去，新的制度未成立，社會就會處於一個閾界（liminality），或囧域，像電影《無間道》中的無間狀態，兩頭不到岸。人們活在不肯定的處境當中，兩面不是人。」

換言之，閾界便是佛家指的「無間地獄」，源於《涅盤經》第19卷：「佛曰：受身無間者永遠不死，壽長乃無間地獄中之大劫。」「無間道」就是古佛經故事中的「阿鼻地獄」，為「八大地獄」中最苦的一個。於是，落入「無間道」者要承受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永續苦難，不能解脫。「無間道」也是民間所謂的「十八層地獄」中最底的一層，那裏只有無間斷受苦的狀態。

近來因為有相識三十多年的香港前輩選擇輕生和被家人迫使移民，讓筆者對這閾界無間斷受苦狀態的體會更深。作為一個研究地緣政治的工作者，筆者感到有社會責任去從地緣政治角度去理清閾界下香港局勢的特徵和未來事態的發展方向，與大家一同尋找解脫和生存智慧。

處於中西地緣鬥爭閾界

香港前終審法院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認為，十九世紀初，因為歐洲列強的爭相崛起，當英軍於1815年在滑鐵盧打敗拿破崙之時，滿清的嘉慶皇帝卻仍在與民休養生息。自滿的滿清統治者從來沒想到，大英帝國戰勝法國後便急速向東方和亞洲拓張。二十多年後，道光皇帝統領缺乏準備的清兵，在1839至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不敵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於1843年生效，滿清正式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也奠定了往後百多年全世界被西方主導，並見証了中國的衰落。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東西方之間的勢力平衡開始出現變化。美國作為西方列強之首，卻在韓戰中與朝鮮、中國和蘇聯打個平手，後也在越南戰敗並撤出古巴。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但西方仍未放棄「西方崛起論」，相信中國有朝一日將跟隨西方，並將與她們一樣。

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中國便愈來愈被西方視之為全球霸權的威脅。而香港在1997年從英國手上移交中國，則標誌着西方列強正式視香港為可以削弱和顛覆中國政權穩定的基地和介入點。 自此，閾界香港的政法秩序便漸漸地被中西兩股勢力之間的地緣衝突塑造和改變，有幾件主要歷史事件便構成了回歸後香港的「閾界交鋒點」（liminal conflict point）。

首先是1999年的首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解《基本法》的決定。1998年，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有居港權。判決被提交到終審法院：1999年1月29日，終審法院卻大膽地裁定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為香港居民，均擁有居港權。當年特區政府便擔憂會引發超過160萬港人內地子女湧港潮。同年6月，政府便就《基本法》內有關居港權條文提請人大釋法。人大裁定當兒童在內地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就無居港權。

事件反映香港法院多以人權等西方自由主義原則考慮判決，而北京和港府則以香港實際能承受內地人湧港潮的能力進行判決，標誌着北京在回歸後的第一場與西方的閾界政法交鋒中勝出。

第二個事件是2003年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有在港親西方勢力以23條削弱香港的人權和自由為由反對立法，動員了50萬人上街示威，成功迫使政府暫停立法工作。三年後，北京也決定讓香港人於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實驗普選。由於反對派也以西方自由主義中的人權原則反對23條立法和要求普選，反映西方在這第二場對中國的閾界政法交鋒中勝出。 但北京自此也加強介入了香港事務。

第三個事件是2014年北京決定對特首參選人的預先篩選措施被親西方在港勢力演繹成禁制港人進行一人一票的「真普選」訴求。事件進一步反映西方自由主義為在港反對派的主導意識形態，並引發「雨傘運動」和及後的幾場涉港獨和暴力政治運動，反映西方勢力在香港的「代理人戰爭」策略已成形和動員趨於表面化。

第四個事件便是2019至2020年的大規模示威和暴力事件，反映香港反對派與外部勢力正式合作，謀求推翻特區政府和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因為港獨勢力不斷坐大，便迫使了北京於2020年中推出和實施《港區國安法》，深刻改變香港的政法秩序。雖然北京在這場與西方在香港的地緣政治衝突中佔了上風，但西方並不會就此收手和放棄香港這地緣據點。

西方正重調對港政策

去年至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為回應北京在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分別以制裁和協助港人移民的措施試圖打擊北京在香港的管治，推動港人歸邊西方陣營。由於西方內有勢力提出與中國脫鈎之說，有分析便指北京將為《港區國安法》付上沉重代價，包括使香港喪失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有人更預測香港經濟將因法治惡化而失去投資吸引力和無法發展。

然而，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則發現於一連串西方制裁措施之下，香港證券交易市場的首次公開招股（IPO）數量仍排全球第四，而所得款項更排全球第二。在香港的海外銀行業界更出現招聘熱潮，他們大多着眼於希望透過香港去增加投資中國經濟的機會和回報前景。縱使香港出現了移民潮，在《港區國安法》的保證之下，仍有大量資金從內地和外國流入香港。 香港所經歷的政治動盪和經濟向好之間的弔詭，使唐偉康意識到西方政府其實未有效發展一套政策工具去與北京在香港進行下一輪地緣政經競爭及政法角力。

例如，雖然美國國務院希望美國財政部制裁那些被指與傷害香港自治的中國官員有交易往來的中國銀行，但時至今日，財政部仍未對有關中國銀行實施實質制裁。主要原因是財政部知道，對主要內地銀行實施制裁會觸發國際交易系統內的嚴重動盪，不單會傷害美國金融市場，也會破壞以美元為中心的全球交易系統的可靠性，財政部害怕最終也會傷及美國經濟。歸根究柢，縱使《港區國安法》使得西方資本在香港營商的政治風險增高，但香港作為全世界准入的國際金融市場和通往中國內地之門，仍然對美國和西方國家自身的長遠經濟發展上很有用處。

閾界的生存之道

綜觀，香港的特殊閾界狀態始於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從1843至1997年間，西方一直佔據上風，主導了香港事務。但1997年回歸標誌着西方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相對崛起。回歸後，中西方仍在香港較勁角力，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便標誌着北京的一個明確決定：無論往後中西如何角力，北京已決定溶斷香港與西方之間存在已久、欲顛覆中共政權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聯繫和勢力，也不容許西方勢力利用香港去破壞中國的發展利益。

筆者於是認為，由於西方一直有透過自由主義思想作掩護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政治動員，香港有需要以另類方案去看待和處理自由主義。它其實並不是一套「普世價值」，也不等同「民主自由」，而是為西方國家現實主義利益服務的身份政治手段和意識形態動員鬥爭工具。港人在這中西地緣衝突閾界內需一方面懂得拆穿自由主義這幅「西洋鏡」，同時也能巧妙地利用它，才可繼續為中西兩邊促成新世代「閾界相互依存關係」。如是，香港才能從「無間道」進階到更高境界。

什麼是「閾界相互依存關係」？「無間道」已提供重要線索。其實，除了「無間地獄」之外，「無間道」在佛學中也有另一層意思。「無間道」是佛教四道之一，四道即指四種可通往涅盤極樂之道：有「加行」、「無間」、「解脫」和「勝進」。「加行道」指斷除煩惱，是獲功德的初級阶段，可達「無間道」。

什麼是「無間道」？《俱舍論》卷二十五曰：「無間道者，謂此能斷所應斷障。」換言之，「無間道」則是指開始斷除所應斷除之煩惱，而不為煩惱所障礙的修行境況，由此可無間隔地進入「解脫道」的更高境界。「解脱道」指已從應斷除的煩惱中解脱出來；「勝進道」是四道中最高也是最後的境界。

活在閾界相互依存「無間道」下的新香港，便指人開始斷除和放下因西方自由主義而生的有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政治妄念，又能利用自由主義所掩護的現實主義利益，現實地見證、參與香港正式過渡成為「一國」單極之下仍多元的「兩制」新閾界。在這過渡性閾界中，就算有聲音被滅，亦仍有空間和自由。只是那些過去及現在被消滅的聲音，其實是被每場中西地緣角力結果所利用、消耗和淘汰的。這是因為有人選錯了邊，有人下錯了注，有人誤判形勢，最後因一邊鬥輸了而要被迫退出。

香港閾界一直所經歷的根本性改變，是因為國際勢力平衡也出現了根本性變化。無法或拒絕適應這些歷史性變化的人和力量均會被消耗掉、邊緣化甚至消失；表徵可以是移民，可以是下獄，可以是喪失生命。在閾界生存之道需審時度勢，隨機應變地因應中西兩大地緣政治勢力鬥爭的動態和結果而作出適當戰略調整和從長計議。要好好拿揑分寸，能保存性命和實力之餘，也能從事態發展中漸漸洞悉使人解脫的真相，便能知道什麼事情可為及不可為的處境性戰略智慧。這便是閾界相互依存的精要。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