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螞蟻金服」到「滴滴出行」，香港市民普遍對內地科網監管潮疑惑不解，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中國法研究中心主任張湖月形容：「這齣『戲』才剛剛開始。」長期研究內地《反壟斷法》的她，早於今年3月出版新書《中國反壟斷例外主義》，為世界解讀「中國特色反壟斷」；至上月底，她再發表論文《敏捷勝於穩定：中國在平台經濟監管上的大逆轉》（下稱《大逆轉》），詳細梳理從「螞蟻金服」到「滴滴出行」等監管行為的獨特之處。張湖月日前與《香港01》獨家對話，分享她對「中國監管」的深層洞察。

鐘擺式的監管

「讓中國與眾不同（exceptional）的，不是（政府）監管科技公司的原因，而是它如何監管。」張湖月在《大逆轉》一文中，將內地對科網企業的監管比喻為「鐘擺」，在「寬鬆」和「嚴厲」兩極中切換，類似電燈開關的「砰砰控制」（bang-bang control）。

「其實很多問題已經存在了很久了，只是信息比較滯後。」張湖月指出，「寬鬆」一定程度上源於決策層對平台經濟衍生問題的認識存在「信息差」，導致監管的滯後。在「寬鬆」的窗口期，內地科網企業野蠻生長，同時亦帶來很多社會問題。當量變引起質變，「中國再回頭去做監管，就顯得政策非常dramatic（劇烈），彷彿『180度的大轉彎』。」

當然，這種「寬鬆」不止見於內地，由於平台經濟的模式與過往大相逕庭，新經濟其實在挑戰着全球的「反壟斷」監管。「現有的反壟斷法框架，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張湖月指出，過去的反壟斷框架「是基於價格理論去看一個公司的壟斷地位」，但對於新經濟而言，價格並非「最好的反映因素」。她進一步解釋，平台企業是雙邊市場，而多數為消費者提供的服務是免費的，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它會從「消費」過程獲得消費者的注意力和數據，所以平台也使用了消費者的「勞動」。

中西都在積極探索

正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所言，阿里巴巴不是電子商貿公司而是數據公司，張湖月表示，舊有的反壟斷理論明顯已不適用，因為「平台經濟擁有的最重要優勢就是數據，對用戶的了解，而不是傳統地去看它收了消費者多少錢，然後說它壟斷」，所以對新經濟的反壟斷只能是「見一步，行一步」，慢慢摸索。

因此，張湖月認為科網監管潮離結束仍然很遠：「現在（內地科網）監管的『面』已經鋪開了，反壟斷、數據、金融、勞動等層面都有涉及，但還沒往『縱深』發展，目前也沒有影響到整個競爭格局。」

不止內地，西方亦在探索中。蘋果（Apple）、Google和Facebook等在全球赫赫有名的科技巨頭在美國、歐洲都已然官司纏身，涉及併購、數據使用和市場排他等各個方面。或許，對於科網企業的「嚴厲」監管時代已然來臨。

不過，中西方的監管方式亦有不同。張湖月指出，由於中國的治理結構比較集中，所以立法到執行都比較「迅速」；而西方的權力更為分散，在制定制度和執行時會受到各種程度的制衡，顯得較為溫和。

以短期陣痛換長遠健康

對於內地而言，監管的意義遠不止於「解決問題」，正如張湖月所說，「在整個科技的發展佈局中，中國的領導人想得很長遠。」

例如很多人疑惑，華為、中芯國際和中興等同樣都是首屈一指的科技公司，為何不像阿里巴巴、騰訊、美團、滴滴出行般受到監管？「阿里、騰訊是soft technology（軟科技），產品主要是軟件。而華為等公司則是hardcore technology（硬科技），或說deep technology（深層科技）。」張湖月這樣解釋兩者的分別，強調阿里、騰訊的成功很大程度依賴內地龐大的消費者市場和智能手機的普及，但並不一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內地的科技增長，「像阿里，騰訊等公司如果繼續在消費互聯網領域競爭下去，不是說沒有競爭空間，而是可能會變成『壞』競爭、過度競爭，乃至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張湖月再以外賣平台「美團」和「餓了麼」舉例，指出兩者要競爭送餐速度，就必須設計演算法去壓縮送餐員的送餐時間，從40分鐘到30分鐘的過程將會施加很大工作壓力，更可能造成社會成本，如衍生危險駕駛和交通意外。而當每個人都想早點吃到飯，而速度提升卻產生外部成本（externality），便成了逐底競爭，中概教育股亦是相似例子。

張湖月表示，連串「監管」行動試圖告訴社會，內地「需要什麼科技公司」和「需要什麼競爭」，並以此定下科技產業長遠、健康的發展方向，乃至解決關鍵科技上「卡脖子」的問題。

在《大逆轉》中，張湖月引用了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教授Daron Acemoglu的論點來闡述科網巨頭的發展如何「損害」創新：科網巨頭往往只有動力去支持與它們商業發展有關的研究，而由於其他市場主體的創新產品都依賴於巨頭的平台，科技研究的多元性將被削減。

Acemoglu設想的最佳情況是，政府來選擇多元的研究組合，令科技研究有更高的增長率。「中國政府正朝着Acemoglu建議的方向前進，通過多元的科網企業組合，引導巨頭走向更創新的道路。」張湖月在文中寫道，內地科網巨頭早前已嘗試通過投資基礎科研以減低「被監管」的風險，例如，騰訊承諾在新數碼基建投資700億美元，阿里則投資半導體，並於2019年推出人工智能的晶片，百度押注無人駕駛汽車等。近期的監管風暴則令「巨頭們」加速投資，阿里承諾三年內向10萬科技初創投資10億美元，又投資了280億美元於雲計算的晶片、操作系統、服務器，更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

監管潮之下香港直接受益

「香港其實是（內地）科網監管潮中的直接受益者。」張湖月說。

短期來看，中概股海外上市的監管收緊，將增加香港資本市場的競爭優勢。例如，網絡信息安全辦公室針對百萬級別的平台企業的數據安全生審查，「據我所知，企業去海外上市才需要經過網絡審查，但是來香港（上市）是不需要的。」張湖月分析，現時的監管並非「完全不允許海外上市」，只是加多一層數據審查。但「審查」將導致企業的海外上市成本增加，所以不需「審查」的香港顯然更具吸引力。她補充，「滴滴出行」的首選其實是香港，但因滴滴在內地多個省份沒有取得合法經營牌照，「它屬於違規經營，香港不讓它上市」，而滴滴轉道美國上市，因其審查更寬鬆。

長期來看，「中國還是希望有自己的資本市場」，減少對西方的依賴，而這也讓香港這一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角色更為突顯。

「企業對上市地點的依賴性、黏性不強。比如美國不讓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上市，其實對公司影響不大，在香港上市就好了，一樣能籌到錢，資本的流動性是很大的。」張湖月解釋，內地也不希望「老被牽着鼻子走」，從國家戰略來考量，還是希望依靠本土的資本市場。而香港的一大優勢在於，海外的投資者也能便利地來港參與投資。對於未來發展，張湖月認為，「香港要保持法律穩定和社會穩定」，才能真正贏得「政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