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劉銳紹被招攬做小鬼隊　被迫吃豬餿　如今想來駭人

1967年，我13歲，竟然在不知不覺中成為左派陣營的「小鬼隊」，可算是一張白紙第一次染上顏色，而且是政治的色彩。作為「小鬼隊」，我負責通風報信及帶違禁品。而各種玩具、棋子等「獎品」和叔叔阿姨的讚賞，成為我的動力。不過，有幾項經歷，讓我從矇矓中有點疑惑，逐漸與帶領我的叔叔遠離。

有一次，我們「小鬼隊」到工會（不是電燈工會）表演，跟著留下來參加他們「控訴港英政府」的聲討活動。說實在的，我聽不懂他們所說的內容，但卻深深地被那種弱者的反抗和鬥爭的情緒感染。

這些內容本來已經夠煽情的了，但還有更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哭訴和聲討之後，有人推出兩個盛載食油的鐵桶（那時候很普遍的容器），頂上的鐵皮已整塊被揭走，只用一塊夾板蓋著。當夾板被拿走時，馬上傳出陣陣撲鼻的惡臭，中人欲嘔，原來裡面裝的是從茶樓飯店盛回來的冷飯殘羹，也就是用來喂豬的豬餿，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已不能供人食用的「廚餘」。我從氣味中感覺，那些豬餿至少保留了兩三天以上，而且當年雪櫃並不普遍，衛生條件差，豬餿十居其九已經變味，變質甚至變壞。

吃豬餿來憶苦思甜？

我當時不停在猜，叔叔伯伯把這些臭東西拿來幹什麼？答案令我極其意外，也感到不可思議。原來他們學習毛主席語錄之後，還要教育大家「憶苦思甜」。

有人想出一個辦法，就是在場各人都要吃點豬餿，一面吃，一面想像當年國民黨統治的歲月，那就可以「憶苦思甜」了。

當時是不是所有在場的叔叔伯伯都吃豬餿，至今已忘記了，但至少有一人的表情告訴我，他吃得津津有味，還一面吃一面高叫：「毛主席萬歲！」幸好我是小孩子，暫時不需享受「憶苦思甜的幸福」，才避過這一關。

如今想來，這種駭人的思想教育和核心價值，無非要在人類的心裡種植仇恨，沒有仇恨也要幻想仇恨，設計仇恨，製造仇恨的對象，才可以創造打擊的靶子。這跟今天創造「港獨」作為打擊的靶子，手法如出一轍，其實都是煞有介事地無中生有，才有鬥爭的對象，凝聚群眾，大家必須懂得分析。這些伎倆同時要為個人崇拜服務，襯托領袖的英明和偉大，沿襲至今，都是一脈相承的愚民政策，當年的左派和今天的建制派竟然同樣照單全收！

毛主席像章扣針穿過皮肉，不痛嗎？

還有一件令我詫異的事。

叔叔拿出一張照片（記不清是照片還是印刷品），後來才知道是「階級教育的教材」。那是一名裸露上身的非洲黑人的照片，本來沒有什麼特別，但他胸前的肌肉上竟然有一個毛主席像章。

那時候，毛主席像章十分普遍，大大小小，林林總總，各種物料都有，有些是塑膠造的，有些是瓷器造的；像章的背後有扣針，方便人們把像章扣在衣服上，那時候還未流行用磁石黏貼固定的方法。叔叔說，因為非洲太熱，當地人一般不穿上衣，所以，照片上的黑人朋友就把毛主席像章輕輕地「扣」在胸前；這就是「非洲人民和毛主席心連心」。

我看了感到驚奇，扣針穿過皮肉，不是很痛嗎？但我當時也很傻，竟然沒有質疑，還相信的確有人非常熱愛中國，熱愛毛主席，才會把像章「輕輕地扣在胸前」；非洲人民為了抵抗美帝、蘇修侵略者，拋頭顱灑熱血在所不計，還怕什麼為毛主席流一點血？如今想來，也許為了拍這張宣傳照，事前替那黑人打了局部麻醉針。無論如何，這裡一定有問題，有點像義和團或白蓮教那樣妖言惑眾。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真的嗎？

在眾多的紅歌中，有一首《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歌詞只有七句：「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千好萬好不如社會主義好，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好深。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寶，誰要是反對他，誰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初唱這首歌時，一點也沒有感到突兀，而且唱得十分順暢，因為只是「唸口簧」，心裡怎會真的相信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但後來叔叔又說，如果父母不革命，就要教育他們革命；如不行，就要幫助他們革命；再不行，就要用行動促使他們革命。必須承認，他說的是一般「革命理論」，沒有特別教唆或慫恿我破壞親情的意思。但在那個年頭，這類思想教育卻很容易令小孩子胡思亂想，再聽大陸那些「幫助父母革命」（批鬥父母）的故事，就更加是非不分了。那時候，我還不知道薄熙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狠狠地踢傷父親薄一波的事，否則有樣學樣，那就亂上加亂了。

這種教導令我逐漸懷疑，心想，我爸爸是工會的「積子」、愛國工人，也擁護毛主席，怎麼叔叔會教我「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呢？爹娘一定會跟毛主席對立嗎？不過，我那時仍然「浸淫在左派大家庭的革命幸福之中」，沒有太多思考其他問題。可以說，我那時是處於矇矓混沌之間。

斷六親：喪事、喜事也不能出席

扭曲的「一心為公」的左派教育後來對我繼續侵蝕，直到長大後仍然有一段長時間產生作用：「家人是不重要的，國家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後來我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被派到英國去，兩年內一個電話也沒有往家裡打，一封信也沒有寄，一個口信也沒有托人轉遞；家中的人和事、近況動態，從來不問一句。後來，祖父在香港去世，家裡知道我的特點，一點風聲也沒有透露，待一切後事辦好了，很久才在信中告訴我這件事。我同樣一個電話也沒有往家裡打，死了就死了，有什麼好問候，更不能因此而影響工作，連絲毫情緒也不能有。

這種「斷六親」的思維不單在喪事上體現出來，在喜事上也要「順理成章地表現出來」。我的兄弟姊妹結婚時，我都不往祝賀，也不喝喜酒，因為「這是小資產階級情緒」；那時候我在香港，但因為我認為「不能因為家庭的私事而影響公家的工作，請假也不行，調動假期也不行。一切都要以不傷害公家利益為出發點。」所以，兄弟姊妹結婚時的大合照，經常少了一個我。後來，當我結婚時，我的所有兄弟姊妹全部出席，那一種反差對我來說是何等觸動，不問而知。

如今想來，公家事業與家庭、工作與親情，不是矛盾對立的，是可以平衡對待的，怎會變成不可協調的關係呢？其實，一切都是極端的思維作祟。

本文節錄自 《我從六七暴動到今天》

作者：劉銳紹，時事評論員。經歷香港三場重要的社會運動：六七暴動、八九民運及2014年雨傘運動。近年進行記錄、尋實、分析、比較、印證、思考、總結，找出興利除弊、解結和預防重犯的方法。先後出版香港當代官場百態的《慾奴.牢獄》和結合上述三大運動的《人性密碼678914》

出版社：次文化堂

《香港01》 獲出版社授權轉載，大小標題為香港01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