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選戰．博評】林鄭的「商議式」公眾諮詢

通過公眾參與而得出的政策不能落實，還把自己形容為組織公眾參與的專家，真會笑大人個口；或者以為舉辦了諮詢會、將文件放上網，何時走進示威者之中講幾句，然後「意見接受一切照舊」。不如慳返啖氣，由得中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繼續做中央民調組（Central Polling Unit）好了。

林鄭交表參選那天早上，我打開收音機，正好她談到她改組中央政策組的政網，將其變成一個負責組織公眾參與、統籌跨局、跨部門政策制定的部門。陳志雲問她是否向主張「商議式民主」的佔中抄橋時，她笑指「係都係佢哋（佔中）抄我啦！」，侃侃而談她在鼓勵公眾參與方面的經驗，指新加坡政府也曾邀請她講課，談論公眾參與方面的議題。

我不太明白，何解到新加坡講公眾參與，對林鄭來說是一個值得驕傲的地方。畢竟這是一個連本地人自己也未必想政府做公眾諮詢的社會。我來到新加坡的第一個文化衝擊，是本地同事跟我談及新加坡最近的發展。他認為其中一個問題是現屆政府太想取得公眾支持。「這個先問問公眾，那個又要做諮詢大會，總有不同反對聲音，不如政府決定了不就好了？」根據我不太科學的觀察，這種對政府莫名的信任是本地主流，堅信只要你甘願讓政府管，它就會給你美好的生活。香港也有不少人覺得協調各種意見非常花時間，但如果你問香港人認為要不要做諮詢，我相信大部分仍會堅定地回答：要！

先要搞清楚，公眾諮詢（public consultation）是公眾參與（public engagement）的一部分。前者由政府向市民徵詢意見，必先有一個方案然後才能做諮詢；後者是更廣泛意義上地，讓市民成為決策機制的一部分，中文「參與」看似由公眾主動加入決策過程，但如果看英文詞義，則是由政府主動 engage 公眾，除了做諮詢，還包括其他元素，如及時公布資訊和決策過程、建立官民之間的直接溝通、以及進行有助估量公眾需要的社科研究（不是指中策組最愛做的民調）等。當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這個「公眾」是誰？每個政策涉及的人都不同，到底誰有權，或比其他人更有權在這個政策上發言？都是公共行政和社會學家經常爭論的問題。

與香港同為前英國殖民地，進行公眾諮詢是新加坡政府一貫行政程序的一部分，但真正受到重視是2012年現任執政黨在選舉中支持度創新低後的事。新加坡學者陳思賢就曾指出，會「說」公眾參與跟會「做」公眾參與是兩回事。新加坡政府經常只會會見個別的利益團體，認為政府拒絕進行真正讓公眾參與政策討論的原因，而且辯稱這些會面並不是「諮詢」。在於「真．公眾參與」太易出事——公眾可能提出太超前的想法，上級官員和其他利益團體出於現實原因，未必能回應或接受。前線官員需要考慮建議的實用性，以及公眾參與會否拖慢進度，間接影響官員會在年底前有沒有政績可以寫入年報。

林鄭所指的「到新加坡講課」，我找到的其中一個例子。2014年，她受邀出席新加坡政府部門舉辦的世界城市峰會，分享組織公眾參與的經驗。在一份相關刊物中，林鄭當時引述的例子包括海濱事務委員會所倡議的海濱管理局，認為是海濱事務委員會內，各界委員達成共識，是一個「負責組織公眾參與、統籌跨局、跨部門政策制定的」小組的成果。

然後，今年一月的施政報告公布，海濱管理局因條件尚未成熟，暫不成立，改為撥款5億港元成立海濱辦事處。啊，明晒！

看到陳思賢所指的「說」和「做」的分別了嗎？公眾參與從來都是公共政策推行過程中的燙手山芋，沒有哪個國家敢說自己已經掌握箇中竅妙，即使是民主國家的公眾參與方針也經常飽受批評。組織公眾參與只是一個過程、一個工具，將部分決策權交到公眾手上才是真正的目的，先決條件是政府官員有意從善如流。

林鄭其實沒有答錯，她沒有抄佔中，公眾參與的理論並不是商議式民主，而是參與式民主，某程度上後者比前者更花時間和資源，對官員和民眾的要求也更高。她聽到上帝感召，承諾不跟進宗教事務委員會成立一事，是接納民意的第一步，願她一旦當選，能繼續保持這個態度。否則，通過公眾參與而得出的政策不能落實，還把自己形容為組織公眾參與的專家，真會笑大人個口；或者以為舉辦了諮詢會、將文件放上網，何時走進示威者之中講幾句，然後「意見接受一切照舊」。不如慳返啖氣，由得中策組（Central Policy Unit）繼續做中央民調組（Central Polling Unit）好了。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