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懲教員︰監獄很高壓 職員打人不出奇 工作與內心矛盾終辭職
Harvey喜歡看警匪片，他小時候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直到長大當上懲教職員，就在監獄中迷失於黑白之間。
工作兩年多，他有兩個自己。一個是讀社會科學、抱人文關懷，當懲教是為了讓囚犯感到被愛被尊重的自己；一個是在監獄當二級懲教助理，見過犯人惹事生非，因而接受職員對他們施以掌摑的自己。
他30歲，三年前辭職，開初僅以為是工作沉悶，出來後靜靜反思，憶起離開因由原是工作與心底產生強烈矛盾，「我最大的交戰，是在入面，分不了是非黑白、誰對誰錯。」
學堂被兇致絕對服從 做懲教先學做「犯人」
他入職原因基於從小到大的使命感，「兒時看警匪片，見壞人逃之夭夭十分生氣，長大後想當紀律部隊，『攞正牌』捉壞人。」他大學入讀社會科學學科，畢業後，朋友都說懲教工作嚴厲而黑暗，他便更想到監獄看大場面，渴望與在囚者對話，讓他們感受安慰與鼓勵，得以重生。
初入學堂，他首先目睹的是，洗腦式指令如何令相異個體變成有規律的團隊。成為職員前需受訓大半年，每天跟指令做事，「學員回答問題反應不及、答錯問題，都會被大聲反問『你啞㗎？』，然後馬上做掌上壓和跑圈。每天阿sir會檢查床鋪，少許不整潔就會被罵『無嘢呀？要我教你呀？咁大個人考得入嚟，唔係連擺枕頭都唔識呀？』，那些指令和語氣讓人受壓，即使認錯，都要受罰。」
他坦言受到喝罵式對待時，縱然作為準職員，感到自己竟也如同犯人，並深感訓練是洗腦過程，大家心知，不聽命令是有後果的。但他的心態後來轉化，從害怕指令變為發現服從的好處，「服從會令到件事加快程序，一班人能夠快速完成某件事」，如是他自我修正，感到如同犯人的心情只維持了兩星期，加上教官嚴厲程度下降，很快就從不適應過於規律與高壓的生活，變為漸漸習慣。
雖然他不認同所有指令都是對的，還是覺得嚥一口氣，就可以進去看另一個世界。在他看來，監獄的程序和規則是一條黑白分明的界線，因此有定律的訓練有助適應日後高壓環境。同時，他也一步步內化了一種直接、少有自由意志、強調要跟程序和指令而集體行動的做事模式。
他喜歡尋根究柢。同學間不時道聽途說，談起各種打犯故事，他不斷問長官傳聞真確性，卻沒得確實回應。他引述沙展回應，一般都是說沒親眼看過，未能求證，但強調每個職員都可以自己選擇怎樣做事，建立一套懲教方式，不用跟前人做法。
得不到真切答案，傳聞成了迷思，如是監獄變得更為神秘。一方面，他幻想入面是否真的如「監獄風雲」，住滿各個黑社會，龍蛇混雜，期盼自己的關懷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他帶著必須跟足程序與聽從命令的思維，走進一道道鐵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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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是大人與細路的角力：我自己也想證實同僚有冇打人
他的工作是負責準時開關倉房大閘、看守與押送犯人到不同的活動地點。兩年多下來，平淡的獄中場景教他失望，他自言如活於一個平行時空。「看電影《同囚》、網上評論與報章報導，才首次聽到種種被虐情節。我一直沒見過職員打人、犯人開大片互毆。回想起來，的確有種遺憾。」他以遺憾形容，並非嗜血，而是出於一種好奇，「一直聽到很多似是而非的傳言，大家各執一詞，自己好想證實，唯最終並沒機會。」
曾見證過犯人被虐打的前少年犯麥以馬說過，相對少年勞教中心，成人收押所簡直是「天堂」。
Harvey不願透露自己於女監或男監工作，唯指「也許是少年與成人監倉的分別，在當值的監獄沒有見過同事作出言粗口語言與肢體暴力」，他不相信自己工作的監獄有打犯之事，但從各種傳聞與犯人自白，他認為在同一時空下，其他獄牢是有可能發生凌虐情節的，正如他曾在學堂追問教官，出名打犯的「沙咀」與「壁屋」有沒有虐打情況，唯得到的回應都是「無從稽考」，於是他結合環境與經驗作出推論。
他沒親眼看過，但在入面兩年多，即使沒見過大場面，還是能以親身感受過的高壓環境運作邏輯、每天看值日官使用各種高壓懷柔與離間並存的手段、在囚者挑釁的面目與職員要不容有失地控制主場的角力作出推理，最終傾向選擇相信，如果其中一個元素處理不來，就會爆發臨界點，繼而發生打犯情節。「開初在學堂求證不了，會保持中立，不信任何一方。但後來入監倉工作，會懂得推斷，我傾向相信是有的。但程度去到哪裡，實際打犯的原因到底是誰先挑釁誰而引起，我也會留有質疑。」
他形容，監獄是一場大人與細路的角力，「很多犯人從前在出面是話事人，入來要聽規矩，自然出現『點解我要聽你講？』的對抗性。曾聽過所員（在囚者）說職員『你只是看更、是狗來的、一世都留在這』，聽到就憤怒。我明白他們無處發洩，但又深受言語凌辱。如果是我睇場，可能動手打了。」他回憶當時的值日官沒有回以侮辱言論，只任由他們挑釁，而他也只在內心感到陣陣厭惡。
面對眾人的不穩情緒，角力來了。「職員作為看守者，如果視此為終生職業，就要有效地告訴所員，個場是我管的。一個沙展看一個場，如果遇上麻煩所員，不勁點去話你，好難讓其他人知道，這是我主場。」
他說，住在裡面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謀殺者、毒犯……那種千絲萬縷的權力關係，讓懲教成為面對最深層矛盾的紀律部隊。
職員以分化、高壓懷柔手段達至安穩狀態
「職員要在監獄中保持穩定位置，就要施以不同手段。」
曾經，一個大倉大佬沒跟從指示，令沙展不能維持秩序，便在派飯時先派給另一個倉，令到大倉所員紛紛怨言大佬，叫他難堪，「沙展會用不同分化手段，撩起內部矛盾，令自己的位置能達至安穩狀態。」
每天，所員都會被分派到不同「期數」（工作場所）做事，獄中指引犯人於工作時必須穿衣服，但夏天的廚房太熱，有主管便『隻眼開隻眼閉』容許他們不穿，該主管便較易受到愛戴；相反，曾有主管不允所員脫衣，結果在太平紳士巡視時，有囚犯突然故意脫衣，令該職員受到問責。
他覺得在管理犯人這課題上，很難拿捏：「基本上所員都知規矩，太平紳士來巡，都會畀面不舉手投訴。但如果職員不懂以各種手段與所員共處，令之間出現拉扯，就難以確保自己工作順利。最tricky的位，是他們的手段時而收、時而爆。」
後來他發現，很多事都有某種合理的理據，沒有單純對或錯，一方面，所員要在牢獄維持「話事權」以在群體間繼續生存、另方面，職員又要在混雜各種背景的場所內緊掌控制權，雙方便唯有時軟時硬，才能把彼此放置於能夠共存的管治關係中。
兩個自己：理解在囚者 也明白職員
漸漸，他生出兩個自己。他明言，無論是坊間流傳職員會對罪犯施以拳打腳踢、迫令當眾自瀆吞精、打手板腳板，他都不能接受，但問及對犯人施以懲罰的底線，內心也有猶豫，「我想『打巴』（掌摑）已經是最大讓步、最後底線。如果『自瀆吞精』的虐待屬實，那職員已到了病態的地步。但其他職員是否都袖手旁觀？我又會質疑。」
他反思自己，即使曾遇過份挑釁的所員，也沒有回以粗口或動手，最火起那次是「有個所員很麻煩，有搞串個party的態度」，他便大聲回以一句「你無嘢呀？你係唔係咁呀？」他自言不曾以粗口回話，同時又指「老實講，講粗口是社會常態。其實所員之間也會用粗口溝通，職員對所員又怎會沒有？其他職員以粗口對話總會有，但不至於暴力和凌辱的程度。」
記者問了幾種對待方式，他不接受吐口水、扭耳仔、拳打腳踢，唯底線是接受掌摑，「當所員態度惡劣或令情況不受控制時，掌摑對我來說是一種最不侮辱的懲罰方式，卻又能夠有效拿回懲教職員的自主權。」掌摑無疑違反了懲教署的零容忍守則，他遵守指引之時，也會在心底思考若然情況失控，自己所能超越「界線」的位置與程度。
訪談期間，他多次表示在獄中從沒見過同事作出違規行為，卻又相信這些事情會在其他監獄發生，「人為了討好一件事，可能什麼都會做。如果職員為了討好上司，證明自己能管到所員，可能會做些事。如果情況失控至臨界點，職員是有需要處理安全問題、同時保住份工。所以我是傾向相信（虐待情節）的。」
他從小世界黑白分明，一心想做紀律部隊展現使命感，教化「壞人」，直到他在裡頭看到種種灰色地帶，明白各人基於現實考量而要保持權力，以手段把彼於磨擦於心理角力的關口。但由始至終，他沒有完全忘記社會科學教過的價值，「不是所有犯都是壞人，聽過有運毒的人，犯事原是要供養兩個身體不好的母親，雖然母親從小沒有照顧他，但他依舊孝順。」
跟所員朝見口晚見面，他不時會跟他們聊天，曾有位毒犯被蛇頭出賣，運送比協定時多出幾倍的毒品，他會為其「冤屈」經歷抱不平。他也會安撫初來報到的人，新來者無可避免地不習慣、睡不著或偷偷哭泣，他曾遇過一位因運水貨被捕的單親人士，在裡面擔心外頭的兒子吃不飽睡不暖，便教所員寫信找親人、與福利官聯絡，對於剛進來不清楚程序的人，他予以陪伴。
回想當初，他希望以生命影響生命，「有些人的一生，沒人跟他講過你是被愛被尊重的，我是很想入去跟他們說這些話，於是與他們聊天。但有時又有種強烈感覺，很多時所員跟職員細說故事，到頭來只是為了搏同情，或試探你的底線，讓職員關照自己。」
他有兩個自己，在跟所員聊天的時候，他願意聆聽與關注，但同時也會猜想對方訴苦念頭背後所埋藏的動機。在充滿利益與努力求存的氛圍，他的思路受住環境影響而常變，處於前線員工面對的受壓環境與自我價值觀的拉扯之間，很多時都分不清楚兩個人的交流，是出自真心還是互相利用，漸漸他視工作為工作，「本身有很多期望和想法，抱有百份之一嘗試作出改變的機率入來，以關懷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後來還是退後到確保自己交更前相安無事就算，心態上只想盡快收工。」
分不清是非黑白 誰對誰錯
訪問期間，他會說「要讓所員知這個場是我睇」、「想讓他們感到被愛」、「感到所員與職員說故事是搏同情」。他的語調，不論是由上而下、還是以較為水平的角度凝望對方，腦海都有數種互相駁斥的聲音。
他嘆一口氣：「職員生活與我十幾年來的教育，是內心最大的交戰。我明知他們犯事背後有值得人理解與明白的故事，但我又會為各種挑釁行為憤怒。我的身份是職員，要確保事情不能出錯，入面的管治手法帶有目的，但目的背後又有其他故事。」各種交疊，於他心頭翻上幾層皺折。
談及最近的《同囚》電影風波，「如果少年犯所說的虐待情節屬實，那一定要作出投訴和跟進」，但同時又說，「懲教署很難做，到底要用同情、教化還是極端手段？其實懲教署是否真的可以那麼容易去承認有打人？一旦承認，整個制度會崩塌。懲教署不是簡單的工作。每天面對整個社會都接納不了的人，要去教化，但不能沒有懲罰那部分，這件事讓我出現各種矛盾，漸漸不能分清是非黑白、誰對誰錯。」
在入面重複開閘、關閘、押送犯人的感覺會麻木，開初他以為自己離職僅是因為工作沉悶，後來回想，他發現處理不了內心拉扯才是最大因由，「有學員爸爸是懲教職員，工作訓練讓他慣於發出直接指令，回到家大聲命令兒子做事，讓他十分難受。一個職員下班，只能以同樣嚴厲的態度對待家人，他不能有溫柔的一面。職員的矛盾位，沒什麼人可以明白。」
問他有沒有受到服從的重覆性思維影響，他堅定答：「沒有，要是有的話，我現在還在入面工作。」他不願成為這個模樣的人，如是從看守監獄到別過鐵欄。
（應受訪者要求，Havery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