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一場被抹去的香港新界戰事——新界六日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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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小伙子

近年,社會各方突然燃起對香港史的興趣。一段段從前未被重視的香港故事,都一一重現在大家眼前。當中,以往被忽略的香港保衛戰,也在這兩三年間開始得到關注及討論,補足了以往以東江縱隊為重心的香港抗日歷史,也擺脫了「香港無戰事」的印象。

但與香港保衛戰相比,那場發生在1899年,新界鄉民與英軍的戰爭,卻似乎掀不起絲毫的波瀾。在六日的戰爭過後,不論勝方還是敗方,都因自身考慮而把戰事淡化、甚至絕口不提。到底是什麼原因而造成這個奇特的現象?這又是一場怎樣的戰爭?

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

第12任港督卜力。(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相信大家都對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也很熟悉。英國相繼透過《南京條約》及《北京條約》取得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控制權,而基於軍事防守的需要,英國政府與清廷於1898年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逾200個離島,為期99年。

於是,殖民地政府需要接管一個比原有領土大數倍的新界地區。為了交接儀式及日後的管治能順利地進行,時任港督卜力(Blake)派遣精通粵語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輔政司駱克(Lockhart)到新界實地調查,並成寫報告向定例局(今天的立法會)呈交。駱克這段時間看到了一個天淵之別的對岸。當時的香港島是一個現代化、商業化、開放性的城市;相反,新界則是一個落後、農業社會、傳統保守的地方。雙方所展現的是一個截然不同的面貌。(註一)

卜力的取態

卜力基於駱克的報告及建議,而決定對新界採用間接管治的方針。他認為︰「我們的管治方式,應當類似於中國人現時的制度,即由鄉村父老來治理鄉村」,在4月7日的公告上,卜力亦向新界村民承諾︰「凡確屬爾等自置田產,仍歸爾等自行管業。如爾等善美風俗利於民者,悉仍其舊,毋庸更改。」

新界鄉民的反應

雖然有部份鄉紳父老對抗英的行動不以為然,甚至有反對的聲音,但仍無阻鄉民的武力抵抗行動。在屏山鄧氏的牽頭下,一張張極具煽動性的揭帖相繼出現︰「該夷將進入我鄉界,奪我土地,貽無窮之患」、「願全體親朋攜械前往校場,戮力以赴,誅滅叛逃。以慰列祖列宗」,促使各大氏族紛紛表態,當中主力參與抗英活動的有廈村及屏山,錦田、十八鄉、大埔亦在半被迫的狀態下加入(有信件顯示,屏山人會以燒村、報復的形式脅迫其他村莊參與)。在4月10日,抗英鄉民正式在元朗鄉公所設立名為太平公局的指揮機關,為戰事作足準備。

戰事爆發

4月14日村民火燒蓆棚標誌著戰事的開端。當時殖民政府在大埔旗桿山興建蓆棚,為17日升旗儀式做準備。在部份士紳的警告下,港督卜力命令總緝捕官梅含理率領約廿人的警察前往蓆棚駐守。梅含理到了現場發現蓆棚已被燒毀,及目睹千餘人的武裝鄉勇在佈陣防守。考慮到敵眾我寡,梅含理帶部隊先退回香港島。

4月15日,卜力指示梅含理帶領警察、伯傑上尉水陸兩路開赴大埔,建立軍營,以展示軍威。但梅含理及伯傑的部隊卻在旗桿山被反抗軍從三面猛烈炮轟,而且反抗軍的佈局極有軍事素質,使英軍岌岌可危。最後在「名譽號」駛進大埔舊墟海濱,並以大炮近距離痛擊反抗軍的陣地,才使反抗軍撤出陣地。

4月17日,反抗軍再於林村凹進行抵抗。林村凹地勢極險要,是大埔通往元朗的道路入山之處,鄉兵在此建立非相當堅固的據點,並有約一千名的反抗軍據守,是英軍人數三倍之多,使英軍一時陷入苦戰。最後,伯傑上尉決定在險要的山坡往上進攻,而在反抗軍的舊式大炮難以調節角度的情況下,終於失守陣地,反抗軍撤走。

4月18日,反抗軍於錦田村重整旗鼓後,再度聚集近一千二百人,向約有二百五十名英軍在上村石頭圍的陣地展開襲擊。但反抗軍再一次不敵英軍先進的步槍及組織而潰敗。是次石頭圍之戰成為新界鄉民與英軍的最後一次軍事衝突,隨著英軍從多路進入新界西部的鄉村,各鄉相繼投降,六日戰爭完結,殖民地政府正式接管新界。

吉慶圍鐵門;《香港的歷史與文物》書影。

被抹去的戰事

夏思義有關新界六日戰的專書The Six-Day War of 1899。(網路圖片)

戰後,英國官方把反抗軍的傷亡輕描淡寫地略過。港督卜力指出數場戰鬥都不清楚或只有很少傷亡,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總結整場場爭是「規模頗小的軍事行動…人命傷亡不大」,在往後的官方年報,也是抱著同樣的論調。

在新界的村民中,卻有著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夏思義(Patrick Hase)就曾到各大鄉村間搜集與是次戰爭的資料,參與的鄉勇約有二千六百人,卻發現死亡人數可能多達六百人,死亡率為百分之二十左右。夏思義亦以低級軍官的日記作佐證,顯示出官方提交的報告是不盡不實,反抗軍的傷亡是極慘重。(註二)

但縱然如此,六日戰爭在村民間都幾乎被抹去。除了錦田外,同樣有殉難者名單的屏山、十八鄉都沒有定期到死者牌位前拜祭的儀式,這在鄉村社會中是極不尋常的事。甚至在藏有死者名單的屏山達德公所英勇祠,都在1938年重修時才被發現。但即使在近年,英勇祠也是長期缺修。

當時新界鄉民亦有打算準備隨時投降。(圖片來源:Hong Kong: Extracts from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Sessional Papers, 1899)

為何一場死亡率頗高的戰爭,不論英國(勝方)還是村民(敗方),似乎都不希望重提事件?

就英國而言,卜力在戰事結束後對戰爭絕口不提。他在戰事結束後,全力令新政府取得市民信任。卜力多番指示駱克「竭盡所能贏取信任」、「竭盡所能讓他們知道真相(應是指戰前的各種謠言)」。在8 月時,卜力與新任鄉事委員會的成員見面時,說道︰「但願各位…與政府通力合作,管理鄉村地方事務」。即使在戰時,卜力亦視反抗軍為一群對政府有誤解的村民,他多番指示隨軍的駱克「需使用最低武力」、「避免戰鬥」。如果我們把卜力在戰前的說法,與他戰時及戰後的做法對比,不難看出與新界鄉紳合作,以間接管治的方式來管理新界地區,是他一套經深思熟慮的政策。而要落實此政策,官民間的友好及相信是為重要的基礎。故此,這場戰爭對卜力來說,只會是障礙物,自然是不希望再「舊事重提」。

而在軍方的角度,是次戰事基本上是一場災難。縱使英國最終擊敗村民的反抗軍,但所依賴的僅是比村民所先進的武器及伯傑上尉的指揮。在石頭圍之戰中,駱克就曾形容︰「要是他們擁有現代武器,我軍處境就更為困難。」事實上,英軍在六日戰爭中的表現可謂一團糟。在情報上,未能事前得悉村民的反抗活動、戰時對地形的不了解都讓軍隊吃盡苦頭。在補給,物質補給追不上部隊,捱餓、露宿的情況經常發生。而運輸的情況更是一塌糊塗,不見得有人想過以動物去馱運補給物,在聘請不了苦力的情況下,要水軍及炮兵自行背負數千磅的大炮,在狹窄的鄉郊通過前進。這些混亂的情況在六日戰爭中比比皆是,也造就了軍方,特別是駐港英軍司令加士居都選擇了對六日戰爭輕描淡寫,連貢獻良多的伯傑上尉也沒因此被嘉獎。

最後在鄉村層面,卜力的寬容大量使鄉村的鄉紳如釋重負,亦樂於與殖民地政府打好關係。他們在戰後就曾對卜力說︰「吾等深知督憲大人宅心仁厚……萬民無不感恩戴德。我們或許可從多名抗英領袖的結局得到更多啟示。駱克曾經預備了一份抗英領袖的名單,而當中上村的謝香圃、屏山的鄧青雲和大埔泰村的文湛泉,都在戰後被卜力委任為鄉事委員會的委員。另外,榜上有名的十八鄉伍醒遲在後來也繼續成為新界地方領袖,大力重建當地的古蹟、博愛醫院,並增建大量的現代化建設。當日的抗英領袖搖身一變成為了殖民地政府的重要合作夥伴,既然如此,他們又何必需要重提當天的戰爭呢?反正身亡的全都是藉藉無名而又並非大氏族中的年青人……

後記

1899年至今,除了錦田村內每年秋分日拜祭外,曾有3次原居民大規模就六日戰爭的死難者祭祀。

1994年,時任立法局議員陸恭蕙提出《新界土地(豁免)條例》,讓女村民都可獲丁屋權,當年原居民大力反對。新界27鄉代表一同到錦田逢吉鄉「祭英烈」,同時在《南華早報》中公告中提出「新界原居民的權利是與英國政府在經過激烈的戰爭後,以鮮血及犧牲取得」

1997年,時值慶香港回歸。新界27鄉代表一同到錦田逢吉鄉「祭英烈」,以表達他們的愛國情緒。

2013年,環境局及漁護署提出將西灣村納入郊野公園,新界27鄉代表再度赴錦田逢吉鄉「祭英烈」。

附註︰

註一︰有關當時香港島與新界地區的情況,可參閱許舒(James Hayes)的《新界百年史》第一、二章

註二︰有關夏思義對戰爭死傷者的查證過程,可參閱夏思義(Patrick H. Hase)的《被遺忘的六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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