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仔得獎.上】民間規劃方案得獎背後 棚仔的離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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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零四個月,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當每一天也憂心政府何時來清場,這過程可漫長了。對棚仔(欽州街小販市場)這群年過半百的中老年人來說,是上了一節人生課。100個布販,100把聲音,有人有牌,有人無牌。有人想直接拿賠償,有人想不遷不拆,有人想找尋更好的安置地點。質疑有時,背叛有時,團結有時。是什麼叫他們團結起來,交出的民間方案,最後連獲兩個本地及國際獎項——香港規劃師學會銀獎及Wendy Sarkissian Award?

棚仔在欽洲街有39年歷史。(資料圖片)

一個棚仔 多個立場

政治學有個概念叫「divide and rule」。中文也有相近意思的歌詞:「一枝竹仔會易折彎,幾枝竹一扎斷折難」。當初政府說要來收地時,棚仔並不是那麼團結。差一點,棚仔就被清場了。棚仔有21名持牌人,另外50名經營者非持牌者,而是持牌人的助手或親屬。這個牌,將布販的處境分化。因為一個牌,代表面對清拆時的不同待遇——持牌的可獲退牌特惠金或搬遷費,助手卻沒有。

何應開不是持牌人,只擁有一張過期助手牌:「1979年5月20日。我由大陸落嚟第一個鐘便在棚仔,工作至今。」何應開1979年起跟小叔以助手形式在棚仔經營,小叔沒經營後,他轉為棚仔其他布販的助手,先後轉過三個助手牌。2006年,政府意圖收回棚仔用地,遭反對後不了了之,但那時起,棚仔的布販不再獲發助手牌。現時53名棚仔經營者中,只有三名是持牌人,小部分人持有助手牌。何應開跟其他布販,拿着一張過期的助手牌,繼續在棚仔經營。那是香港仍未「見縫插針」前。及至梁振英上場,這塊約四、五個藍球場大的地皮,便派上用場,擬建200個單位。

何應開身為關注組主席,面對不少風浪。(資料圖片)

背叛、質疑、對立、團結

2015年10月,棚仔清拆的一波報導刊出後,一天,食環署派人清場。何應開當刻才知道,自己檔口的持牌人已將牌照交還食環署以換特惠金。何應開說:「他連電話也沒有打給我,沒有通知一聲。人總是自私的,我也明白他老了可能需要錢,但大家拍擋廿幾年,不能跟我事先商量嗎?幸好當時一位記者在場不斷拍攝,食環便不敢行動。」後來多了傳媒出現,「食環揸車嚟,見到咁多傳媒就走了。」

因為沒有牌,當布販選他為欽州街布販市場商販關注組主席時,有一班持牌人簽名聯署反對他做代表主席。何應開於是邀請一眾布販開會,雖然持牌人和非持牌人爭取的有不同,但他也為持牌人想:「政府當時是說賠8萬元,但我看過新聞,中環的小販因為收地獲賠12萬,我就跟他們說,我們也可爭取至12萬。不能說承諾,只能說盡力。」最後大部分人同意繼續讓他做主席。

後來政府也真的將賠償定為12萬。去年年尾,21名持牌人與政府簽定離場協議。政府將餘下的經營者分為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33名),以及未獲登記的非持牌經營者(17名)。後者因為申報稅項或營運收支紀錄未能全部提供,故不被食環署承認。33名獲登記的布販可領6萬元特惠金或搬到通州街街市繼續營業,獲1.5萬元搬遷津貼, 以及享有8折租金。而其餘17名則需以投標形式才能在通州街街市繼續經營。為此,布販曾經一同遊行,反對食環「搞分化」要求食環署一視同仁,並揚言50名布販將同起同落。

一眾布販從Wendy Sarkissian手上接獲Wendy Sarkissian Award。(呂嘉麗攝)

一通電話 蝴蝶效應

2015年8月,政府通知棚仔布販須於年底前遷出,讓政府興建居屋。起初,布販都無可奈何,說:「由佢執啦,政府要拆你,有咩辦法啊。」何應開自認讀書少,不擅辭令,他卻翻起電話簿,打了三通電話。他聯絡的不是什麼達官貴人,是一些曾經在棚仔相識的學生。有些電話有下文,有些出現過又漸漸退場。

義工Arabii想起那通電話:「何生說,我們是大學生,有知識、叻啲,希望我們想想如何幫忙。」Arabii像棚仔義工團隊裏不少人一樣,曾在學生年代到過棚仔做功課,有些是時裝設計、有些是藝術、有些是傳媒和電影界。後來Arabii和同學在棚仔認識其他大學的學生,大家不謀而合,希望為棚仔「做啲嘢」。這群學生之中,包括一直關注小販政策的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專任導師梁志遠博士的學生。梁志遠連繫上一些義務幫助民間規劃的規劃師,以及中大地理及資源管理學系伍美琴教授。棚仔的人脈網絡,迅速擴展至學術及民間規劃界。

這些不同背景的義工,如何推動棚仔這兩年半的抗爭?棚仔的獲獎「秘技」在哪?詳情請留意下一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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