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邨醫生.二】執業半世紀 醫者感慨:社區醫生不只是看傷風咳

撰文:謝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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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執業近半個世紀的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傅鑑蘇,自1970年代起,曾經在深水埗與九龍城有兩個診所,一周七天兩邊走、朝九晚八、周六周日只休下午,維持了好幾十年。
直至十年前,深水埗的地舖「加租加到離譜」,他最後決定要放棄其中一間。「深水埗的診所主要照顧窮人,生意好過九龍城這邊好多,但九龍城的診所地方大,所以選了這邊。」
屋邨及社區醫生面對高昂的租金,也漸漸被邊緣化。回溯屋邨醫生的歷史,你或會驚訝原來醫生與病人的關係,曾經不只有功利的買賣關係。

走入傅鑑蘇在九龍城的診所,會發現很多善長人翁的照片和舊式牌匾,原來那是九龍城街坊福利會的會址。「這樓宇建築時,政府只(向街坊福利會)收取象徵式租金,但在條款中列明,地舖一定要做西醫醫務所,要照顧社區內的人。」就這樣,他在九龍城應診逾半世紀。訪問那天,我們遇上來求診的病人,有孩提時代已是他病人的中年男子、也有輾轉出入醫院後,始終要回來向他求醫的老病人,見證著這間診所的歷史。

其實,傅鑑蘇也可說見證香港「屋邨醫生」的出現,原來始於公共屋邨的興建。

社區醫生,是基層醫療的第一道關口。(張浩維攝)

屋邨醫生的由來

在1960年代以前,香港的基層醫療主要由衞生署門診提供;後來多個大型公共屋邨相繼建成,公營門診未能應付需求,政府遂倡議邀請註冊西醫入屋邨行醫。其後,醫學界組成「廉租屋邨診所註冊醫生協會」(Estate Doctors Association,後稱「新邨西醫協會」),負責分配公屋西醫診所的「抽籤」工作。這機制至公屋商場售予領匯(現稱領展)後便告停止。往後,屋邨診所相繼改以投標的形式租出。

「以前彩虹邨最受醫生歡迎。」當時亦為協會會員的傅鑑蘇說,政府開出的租約條件,都是從社區醫療的角度出發,「租金相當便宜,在七十年代大約每月$200-300。每天規定一定最少營業6小時,上、下午都要應診。政府建成的(舖位)好歸一、好靚,而且每條邨限制醫生數目,大邨如彩虹邨都只有3個醫生,細邨只有1個;基本上,新遷入的邨民都一定要睇(邨內醫生),除非坐車出去睇。」在這優裕的先天條件下,屋邨醫生與社區容易產生緊密的連結。

日積月累的病歷,也見證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信任感。(張浩維攝)

開屋邨診所如「中馬標」

那是一個診所可以營業至很晚,「市民在樓上睇完電視、沖完涼,先帶個仔落樓睇醫生」的年代;傅鑑蘇形容是「社區感好強」的年代。

「個個屋邨醫生,一開業已經有好多病人,樓上的阿伯和BB都來看你,都是傷風咳、腰骨痛。醫生亦很勤力,每日睇一百幾十人,你有啲心機都可以做到。」醫生界都認為「抽中」屋邨診所舖位,等於「中馬標」,而對病人而言,亦可以在居所附近,得到很方便的醫療服務。

跨邨求診的病人 被迫遷的診所

只是,現在診所的經營,愈來愈不容易。傅鑑蘇說,他有些在領展商場開業的屋邨醫生朋友,要不被大幅加租、或舖位被迫遷至洗手間或停車場出口旁邊的偏僻位置。更甚的是,預留給診所的舖位愈來愈少,他坦言:「在這件事上,領展是好差,我會批評為沒社會良心。」

「你要照顧每個屋邨居民,醫療服務在社區內應有足夠的比例,政府亦應監管,而不是將商場都變為賣時裝等等。這是社會責任──唔幫醫生諗,都幫市民諗。」他表示曾聽說,即使是集團式醫務所亦被迫走。「你要我們的老人家,坐車去另一條邨睇病,是defeat(挫敗)了興建公屋的目的──公屋政策是讓居民的生活,可以在邨內自給自足的。」

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傅鑑蘇認為,社區醫生作為基層醫療的第一把關,對預防慢性疾病、情緒病及公共衛生問題等,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張浩維攝)

除了醫病 更要醫心

診所經營,當然是一盤生意,但它對於社區,亦有為基層醫療把關的特殊需要。「社區醫生不只是看傷風咳的,它更有預防疾病、治療情緒問題及慢性疾病等功能,讓病人不會湧到公營醫療系統。」傅鑑蘇亦稱,以自殺為例,醫學文獻指出,企圖自殺的人士,有許多都在自殺前一個月內見過醫生,「因為他希望仲有一條路可以救到佢,若醫生隨便處理,便會錯失幫他的機會。」現在提倡的家庭醫學,將醫生由處理傷風感冒,提升至全人身心的治療,正是回應社會的需要。

「常說人工智能(AI)可取代醫生,我看來不是。AI取代不了醫生的關心、望聞問切、眼神接觸和留意病人的身體語言。病人是會感受到的。」傅鑑蘇認為,當屋邨診所也要面對租金飆升的壓力而被迫結業,醫生想經營自家診所紮根社區也苦無出路,要醫治的,可能是只有金錢掛帥的病態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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